藏書和讀書
余創豪
梁實秋先生主編的「大書坊」，是我年少時最喜愛的書籍之一，「大書坊」
介紹了舊日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坊、天下第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書家的故事及
種種令我這個「書痴」醉心的書本趣談。
年少時我曾經有一個志願，就是要開創自己的大書坊，我父母從事印刷業，
自己又曾在兩間圖書公司任職，因工作之便，我收藏了數量極多的書。
可是，我來到美國之後，買書量便大大減低，一來英文書太昂貴，二來自
己已經搬過很多次屋，礙於運費不足，很多書不得不割愛送給圖書館和朋友。
當自己在必明治大學（Bemidji State University）時，我起初還有留下教科書，
後來因為需要錢，結果把所有教科書賣光；在漢能大學（Hamline University），
我索性連教科書也不買，只往圖書館借書，現在奧克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的圖書館沒有上課需用的教科書，我便用影印本，學期後就把它扔
掉，反正教科書年年轉版，收藏了也沒有用。
簡言之，當自己受教育越多時，我對書越不重視，我已沒有昔日要做藏書
家、要開「大書坊」的傻勁。
其實，藏書與讀書多少，未必與學問成正比，香港陳德錦先生是我十分佩服
的文人，但我到他家中時，發現其藏書只佔了三格書架而已。
李敖曾批評元史家姚從吾，說姚史讀書有如摘瓜，摘了一隻夾在腋下，跟著
舉手再摘，結果讀書多而得到的卻少得可憐。李敖自稱是近代讀書最多的中國
人，可是，他又有什麼可以見稱於世的學術成就呢？錢鍾書看書之博，恐怕要在
李敖之上，但是其洋洋大著「管錐篇」，到底解決了什麼學術問題？
相反西方大師杜威、朗爵、克羅齊和田立克等著作，卻極少徵引，他們只是
分析自己的觀察、洞悉，但卻成一家之言。
讓我再重覆從前說過的禪機：「不讀書即是讀書，讀書即是不讀書，手中無
書，心中有書。」陸九淵說得好：「六經皆我註腳。」知識分子的態度、眼光與
風骨，並不是只靠藏書和讀書而來的。
﹙原載於“澳門日報”19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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