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陽花鼓適合賀歲嗎？

新春之前，與友人約好在九龍塘又一城共進晚餐，離約定時間還有一個小時，我漫無目的地瀏覽商場，突然之間，看見一隊類似「女子十二坊」的樂隊演奏，於是我駐足觀賞。樂隊演奏出一曲又一曲賀歲音樂，悠揚樂聲將我深深吸引，但當樂隊奏出【鳳陽花鼓】時，我不禁感到錯愕。

鳳陽花鼓是流行於明清兩朝的民間小調。據說從前鳳陽災荒不絕，許多鳳陽人迫於無奈離鄉別井，以打花鼓唱曲、在街頭賣藝為生，於是乎鳳陽花鼓便成了貧窮討飯的象徵。在小學時筆者已經學會鳳陽花鼓之一的【鳳陽歌】，歌詞如下︰「說鳳陽，話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牛馬，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清人趙翼在【陔餘叢考】之＜鳳陽乞者＞中這樣描述鳳陽花鼓：「江南諸郡，每歲冬必有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散入村落間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間始回。」無怪乎清代人說鳳陽花鼓「音節淒婉」。

雖然又一城的樂隊將【鳳陽花鼓】演繹得輕快、歡暢，但是我仍然聯想起「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牛馬，小戶人家賣兒郎 ……」這些歌詞，在新春佳節播放這首曲子，未免有點不好意頭吧！

另一個關於鳳陽花鼓的傳說是：其實鳳陽並不是「十年倒有九年荒」，關鍵是在於「自從出了朱皇帝」，話說朱元璋祖籍鳳陽，他開創明朝之後，為了要充實自己故鄉，便下令把江南一帶的十四萬戶有錢人家遷徙至鳳陽，並且不容許他們返回原籍。人們不敢違抗聖旨，但又想回鄉探親，於是乎在冬季藉口年荒，賣藝回鄉，來年春季重返鳳陽，隨後這流傳成為習俗。但這傳說可信性很低，朱元璋並不是呆子，只需要派人到鳳陽考察，便可知道鳳陽有沒有饑荒。但若果這故事屬實，那麼【鳳陽花鼓】代表了逃避惡法，看來這首曲子並不適合新年的意義。

還有一個傳說，是明末李自成發動農民起義，他攻佔鳳陽之後，這調子便開始傳唱起來，由此而看，鳳陽花鼓含有動員貧苦農民揭竿而起的意思。不消說，這種鼓吹革命的歌曲更加不適用於過年過節。

後來我才知道，許多華人的賀歲節目都會採用【鳳陽花鼓】，當時只是筆者少見多怪。那時候我努力地嘗試說服自己不要作出太多聯想，我暗暗地對自己說：「沒人規定習俗必定是一成不變的，無論鳳陽花鼓緣起是什麼，現在這隊『女子十二坊』不是演奏得興高采烈嗎？而且，曲和詞可以分離，歌詞是甚麼也不打緊，我要欣賞純音樂。」正當我想得通透之際，演奏已經結束。

我知誰掌管明天

這並不是第一次筆者對歌曲的欣賞受到背景資料影響，基督教【青年聖歌】收錄了一首膾炙人口的聖詩，題目是＜我知誰掌管明天＞，相信許多基督徒對歌詞都能夠琅琅上口：「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每一天只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陽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為將來憂慮，因我信主的應許，我今天要與主同行，因祂知前面路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黃金階梯，每重擔越挑越輕省，每朵雲披上銀衣，在那裡陽光常普照，不再有流淚滿面，在美麗彩虹的盡頭，眾山嶺與天相連。」

筆者每逢失意之際，這首歌便湧上心頭，其效用有如荒漠之甘泉、歧路之明燈。不過，當自己知道這首聖詩的歷史之後，唱起來的感覺便跟從前大不相同。這首聖詩的曲和詞都是出自美國人史丹斐（Ira F. Stanphill, 1914-1994）的手筆。史丹斐的第一段婚姻並不美滿，他的妻子另結新歡，帶著獨子離他而去。史丹斐年近半百時，在德州南部一所教會參與聖樂事奉工作。他在教會中與一位年輕主的女子相戀，但根據基督教的教義，即使世間法律容許夫婦分離，在上帝面前訂立的婚姻盟約應該是一生一世，若果再婚的話，大多數教會都不會接納再婚者參與教會工作，故此，史丹斐陷入痛苦的精神掙扎，許多次他幾乎想放棄教會工作而再婚，有一天在駕車途中，他再次為這件事而煩惱不已，於是他將嘆息化為小調，回家後馬上譜出＜我知誰掌管明天＞。幾個月之後，他的前妻在車禍中喪生，於是乎史丹斐可以跟所愛的人共諧連理。

有人詮釋這是上帝的美好旨意，＜我知誰掌管明天＞表達出作者將煙霧迷漫的前路交託予上帝，結果上帝為他開路。對於感情糾紛，外人很難判別誰是誰非，所以，筆者不會對史丹斐的感情生活作任何判斷，但我對於說上帝通過車禍來為再婚開路，則有所保留。

這些背景資料印上心版之後便難以塗抹，我只有說服自己：「一首歌的歷史處境是什麼與我何干？最重要的是：人們是否欣賞、認同歌詞的字面意義？藝術應該訴諸直覺與當下的感受。我不應該理會作者的歷史處境，我應該關注自己的處境。」

在金融海嘯下，飯碗朝不保夕，這是目前的處境，我忍不住再次哼起這經典金曲：「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或遭遇貧苦饑餓，但那位看顧麻雀者，祂必然也看顧我。」再回頭說【鳳陽花鼓】，即使不把曲和詞分開，但這個新年的特別處境，卻令鳳陽花鼓十分適切，「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牛馬，小戶人家賣兒郎 ……」，鳳陽花鼓提醒我：幸福不是必然的，惟有居安思危，這新的一年才會過得更有意義。

20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