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島少女與

 
 

華哈比少年的悲劇

  • 余創豪

若果我對你說:「我極之憎恨陰陽太極,恨不得將它碎屍萬段。」那麼,你必定以為我神經有問題,因為「陰陽太極」只是一個抽象概念。但事實上,人類的確有可能恨惡抽象概念,甚至為此而做出極不理性的行為。

一九九二年,美國長島發生了一宗駭人的槍擊案,一位名叫愛美費沙(Amy Fisher)的十六歲少女,在近距離向一名婦人的頭部開槍。整件事的前因後果如下:愛美費沙與一位有婦之夫發生私情,那名叫祖兒的男子是一位三十七歲的汽車修理工人,這好色之徒用甜言蜜語勾搭愛美費沙,他在費沙面前力斥其太太的不是,於是乎,費沙向同學借了一支手槍去幹掉祖兒的太太。祖兒的妻子瑪麗祖兒奇蹟地生還,她認得向自己開槍的兇手,警方憑線索拘捕了費沙,經過審訊之後,費沙被判七年監禁。

出獄後,費沙下決心重新做人,現今她是某報社的專欄作家,今年九月她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是:【如果從前我知道】(If I knew then),在書中她表達出真誠的悔意和深刻的自我檢討。前一陣子費沙接收電視名嘴奧普拉(Oprah Winfrey)的訪問,在節目中費沙詳細地解釋當時為什麼會對瑪麗祖兒下殺手,她說:祖兒不斷地向她描述瑪麗祖兒怎樣可怕、如何令他生不如死,相對之下,自已是祖兒全世界唯一所愛,從來沒有人對自己說:「我愛你。」天真的她百分之百相信祖兒片面之詞。在兇案發生之前,費沙從來沒有見過瑪麗祖兒一面,費沙說:「她只是一個抽象概念。」然而,這抽象的「壞女人」卻足以燃點起費沙的怒火,於是她決心為愛人「除害」。

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但事實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也有可能墮入同樣的思想陷阱,就是憎恨抽象概念。

筆者有一位朋友不時流露出他對美國人的憎恨,一九九八年美國發生了哥倫班校園槍擊案,兩名學生持械在哥倫班中學進行大屠殺,那位朋友憤慨地對我說:「看!這証明了美國人充滿暴力傾向!美國人只懂得用武力面對問題,難怪在對外政策上實行霸權主義。」我不知道他怎樣看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的非暴力革命,也不知道他會否因著南美洲國家政變頻密、非洲國家內戰連年,而推論西班牙裔人、非洲人也充滿暴力傾向。那位朋友任職的機構有很多美國人,表面看來,他和那些美國同事相處也很融洽,我從未聽過有美籍職員對他動輒以槍相向,到底他心目中「充滿暴力傾向」的美國人,是否「抽象的美國人」呢?

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沙特阿拉伯的伊斯蘭華哈比教派開始受到傳播媒介注意,美國廣播公司到巴基斯坦一間教導華哈比教義的學校採訪,當中一名十二歲的男童,聲稱他長大後的志願是殺死美國人,有趣的是,那位記者是那名男童第一個遇見的美國人,那小孩子仇恨的對象,無非是「抽象的美國人」。

筆者認識一些年輕的台灣朋友,這些「本省人」不時對「外省人」表現出厭惡之情,他們經常引用的例子就是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可是,他們那麼年青,當然沒有可能親身經歷過二二八事件。而且,無論如何,國民政府已經為二二八事件道歉和賠償,至二零零一年止,補償金額已高達六十四億三千萬元。「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別和對立,並不似黑人和白人,在美國推行民權運動之前,美國南部的黑人飽受白人歧視,而在南非廢除種族隔離政策之前,南非黑人所受之壓迫比起美國黑人更加嚴重,但以我所知,台灣從來沒有「省籍隔離政策」,到底那些年輕人真的受過本省人的壓迫而被激起惱怒,還是因著歷史的傷口而憎恨一個抽象概念呢?

我並不否認,美國的許多對外政策造成對別國人民的傷害,也不抹煞當年國民政府的鎮壓手段過於殘暴,我也不是以一種道德高姿態去批評人。其實,曾幾何時,我亦憎恨不同形式的抽象概念,自從讀過歷史之後,過去我一直對日本侵華的歷史耿耿於懷,久而久之對日本人產生了一種深入骨髓的厭惡感。有一次,一位到過日本旅行的殘障朋友,回來後對日本讚不絕口,她說日本人十分有禮貌,而且很為他人著想,她需要以輪椅代步,每當她要以電動樓梯上落時,所有人都會讓開,在香港她卻從未受過如此禮遇。當時我心想:這是我心中的日本人形象嗎?後來,我有機會跟不少日本人相處,才逐漸發現身邊真實的日本人,跟概念中的日本人相去甚遠。

不少心理學家都指出:懂得寬恕,對自身的心理和身體健康都大有幫助。甸奧尼(Dean Ornish)醫生說:「寬恕是靈魂的豆腐,仇恨和報復是紅肉。」精神病學家愛德華•哈諾威爾(Edward Hallowell)說:「如果你準備獻上此生去報復,那麼要挖掘好兩個墳墓。」(一個留給敵人享用,一個自用。)一般來說,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所說的「寬恕」和「放下仇恨」,是針對親身經歷的痛苦,例如配偶不忠。但是,我更進一步說:要維持心理健康,就更加需要放下基於「抽象概念」的憎恨,那些抽象概念本來是與自己無關痛癢,這恨惡感根本就是不值得。現在大部分心理學研究都集中在關於切膚之痛的饒恕和仇恨,我沒有資料來勘察抽象仇恨這題目,但根據個人經歷,顯然人們都會憎恨跟自己本來沒有瓜葛的人,舉例說,當筆者與某些人有過節之後,他們都會向親友指責我的不是,在片面之詞之下,我便成為他們仇恨的對象,當然,真實的余創豪,並不是他們心目中抽象的余創豪。

提起寬恕,我就想起美國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但尼派格(Dennis Prager),他曾經對仇恨和寬恕作過如下的精闢分析:「只有受害人本身才有資格寬恕傷害自己的人,其他人不可以越俎代庖,代替受害者寬恕人,簡單地說,就是不可慷他人之慨。」派格以坦雅哈丁(Tonya Harding)和蘭茜哈里根(Nancy Kerrigan)的恩怨作為例子,哈丁和哈里根都是溜冰好手,一九九四年二人以大熱門姿態角逐全國溜冰冠軍,哈丁的丈夫在哈里根出賽之前打傷她,於是乎哈丁在沒有強勁對手下得到后冠,後來警方發現哈丁事前已經知道丈夫的陰謀。派格說:「只有哈里根才可以寬恕哈丁,如果某君對哈丁說:『我寬恕你!』哈里根一定會奇怪地問:『你是誰?你憑什麼這樣說?』」

在這塈痡N但尼派格的說話倒轉過來:「只有受害人本身才有資格真正去憎恨傷害自己的人。」讀者可能感到奇怪,難道我不能為受害者、弱勢社群仗義執言嗎?難當我沒有經歷過八年抗戰,就不可以抗議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書嗎?我想強調:冷靜地仗義執言是一回事,憎恨和報復卻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人將哈丁打傷,跟著說:「我替哈里根出氣。」哈里根也會奇怪地問:「你是誰?你憑什麼這樣做?」賓拉丹發動「九一一」襲擊之後,一位香港朋友在電子郵件中對我說:「這是美國長期壓迫巴勒斯坦人的結果。」請問:「賓拉丹是誰?他是巴勒斯坦人嗎?」

同樣道理,一般人也沒有「資格」因著愛爾蘭人受壓迫而憎恨英國人,亦沒有「資格」由於庫爾德人受逼害而仇視土耳其人,對大多數人來說,北愛爾蘭衝突、土耳其庫爾德衝突只是抽象概念,也許這是僥倖,因為沒有強大的政治勢力為北愛衝突、土庫爾衝突推波助瀾。

世界上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祖兒」,有意或者無意地向無數「愛美費沙」輸送抽象的仇恨。一個十六歲長島少女,向一個素未謀面的婦人開槍,一個十二歲華哈比少年,誓言要殺死他從未見過的美國人,這兩個悲劇不是同出一轍嗎?

200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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