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遜不能達致世界大同,

 
 

小布殊能嗎?

  • 余創豪

美國總統布殊的就職演說,可謂語出驚人,他確認美國的最終目標是「終止世界上的暴政」,他又指出:「自由的力量是打擊暴政和仇恨的最佳武器……我們的自由可以繼續存在,很大程度要依賴其他地方的自由能夠茁壯,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是自由擴充至全世界……在每一個統治者、每一個國家面前,我們會堅定地闡明道德的抉擇,是選擇永遠都錯的壓迫、或者是永遠都對的自由……長遠來說,沒有自由,就沒有正義;沒有自由,就沒有人權。」他並且對其他國家的政治犯、流亡者表示支持:「當你們站在自由的那邊時,我們會站在你們那一邊,面對壓迫、監禁、流亡的民主改革者,美國視你們為未來自由國家的領袖。」

避免猜測動機和道德高姿態

這訊息強烈表達了美國要向外輸出自己一套價值的意向,不難想像,批評「大美國主義」、「干預主義」的聲音會連綿不絕。而且,在伊拉克戰爭之後,反布殊、反共和黨、或者反美人士,更加會質疑在這些漂亮修辭的背後,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例如擴充霸權、掠奪石油利益……。

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J. Habermas)在評論美國政治時,採取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進路,他不去分析美國政府背後的「黑幕」,而是以政府公開宣告的崇高目標,作為評價的基礎。在這媯妒戔蘑類似的進路,我將會避免站在道德高姿態,批評布殊背後的動機,第一,除非自己得到機密文件,否則大多數猜測可能流於削足就履地剪裁資料,到最後無非拋出「美國是為了自身利益」這種公式結論,但試問哪一個政府做事不為自己利益呢?第二,站在道德高姿態,很容易犯上雙重標準的毛病,當伊斯蘭國家批評美國的干預主義時,他們可曾記得:曾幾何時,利比亞支持查德(Chad)的武裝叛亂、土耳其派軍干預塞浦路斯衝突、敘利亞出兵介入黎巴嫩內戰、伊朗在高美尼時代向外輸出革命、在南斯拉夫內戰時支援波斯尼亞、埃及干預也門內戰、沙地阿拉伯輸出華哈比教義而支援中亞的顛覆活動、巴基斯坦在「九一一」前扶植阿富汗塔拉班政權……。故此,筆者現在姑且接受布殊演說內容的表面意思(face value),從而分析布殊追求全球自由這理想之可行性。

布殊之理想並非空前

布殊宣布的理想和採取干預他國的方法,並非空前。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威爾遜致力於建立國際聯盟、維持歐洲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杜魯門推行馬歇爾計劃重建西歐、改造前法西斯的德意日為民主國家;一九六零年代,甘迺迪說服沙特阿拉伯放棄奴隸制度;一九七零年代,卡特推動人權外交;一九九零年代,老布殊協助東歐前共產國家步向民主、克林頓幫助科索沃、波斯尼亞重建……。卡特在一九七七年聖母院大學演說時說:「我相信我們有一個基於民主基本價值的外交政策,我們會使用本身的能力和影響力來達到人道目的……我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十分有信心,因為我們知道民主是成功的,我們可以反駁那些抹煞人權的統治者之謬論。」總的來說,布殊演說並沒有新意,在他之前的多位總統,都是以在全球推動自由、民主、人權為己任,當中有成功、有失敗,以下筆者將會探討一個失敗的例子,從而分析布殊未來可能面對的困難。

威爾遜與國際聯盟

一九一八年威爾遜在國會發表演說,強調在第一次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有扶俄羅斯和歐洲各國一把的道德義務。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新政府眼看國家百廢待舉,決定退出戰爭。威爾遜在演說中指出:「他們(俄羅斯人)呼籲我們說出心中話……我們心底的願望是……幫助俄羅斯人民達成他們追求自由、和平的希望。」威爾遜又表達了自己要幫助全世界達致永久和平的雄心:「我們不是要從這次戰爭中得到甚麼特權,我們所謀求的是這世界能夠適合人類居住、能夠安全。」威爾遜的具體方案是「十四點」,包括航海自由、透明化條約、民族自決、自由貿易、保障主權國家領土完整、成立國際聯盟……。威爾遜的國際政策,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社會改革的原則,那就是「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

威爾遜的父親是長老會牧師,威爾遜與小布殊都深受基督教信仰影響。而且,由威爾遜的演說來看,他的雄心壯志,可以媲美今日的小布殊。表面看來,威爾遜更加有天時、地利、人和,去達到世界和平的理想,首先,威爾遜總統曾經是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法學教授,是一位很有見識的思想家,而且,威爾遜享有崇高的道德形象、國際聲望,威爾遜訪問倫敦、巴黎、羅馬……等歐洲城市時,面對的是英雄式的歡迎,而不是反美示威。

然而,威爾遜的遠像——維護世界永久和平的國際聯盟,卻得不到美國參議院支持。國會議員恐怕歐洲再發生衝突時,就會連累美國人去送死。威爾遜呼籲美國人「不要令全世界傷心」,他提出一個折衷辦法:國際聯盟的法案,只有道德效力,而沒有法律效力,意思是美國未必需要派軍介入國際衝突。參議員哈定對此嗤之以鼻:若國際聯盟沒有法律效力,那還有什麼用?得不到國會支持之下,威爾遜決定訴諸美國人民,他在全國作巡迴演說,希望說服人民支持美國加入國際聯盟,可是年事已高的威爾遜積勞成疾,結果久病不起,加入國際聯盟就此作罷。其後,沒有美國的國際聯盟軟弱無力,無法制止德意日發動二次大戰。

現在不少人引用美國孤立主義時代的教訓,來作為支持布殊政府「先發制人」、「主動介入」政策的理由。沒有美國的國際聯盟固然失去維護和平的能力,然而,現在即使有美國作為常任理事的聯合國,也不是一團糟糕嗎?

一些歷史學家指出:假若威爾遜沒有病倒,他有可能通過演說而得到人民支持。其實這是有待商榷的,因為威爾遜並不是一位擅長於建立共識的領袖,他身為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時候,許多改革方案因得不到大多數人支持而胎死腹中。

希臘哲學家說:「你不能再次站在同樣的河流。」歷史長河,東流而不復返,威爾遜處身的國內國外形勢與小布殊的大不相同。以綜合國力而論,今天的美國遠遠超過威爾遜時代的美國,但是,威爾遜比起小布殊擁有更多優厚的條件、有利的形勢,正如上面提過,威爾遜是一位很有思想深度的學者,在一次大戰之後,他更成為拯救歐洲的英雄。但威爾遜還是壯志未酬,那麼,缺乏思想深度和在全球挑起反美情緒的小布殊,又能否做到威爾遜做不到的事情呢?

即使在威爾遜時代,參議院投票通過美國介入國際聯盟,我恐怕世界亦未必可以享受長久和平,因為種種証據顯示,孤立主義是當時美國人民的心態,在缺乏共識、缺乏人民義無反顧的支持之下,縱使威爾遜政府願意承擔國際義務,任何事不關己的戰爭一旦拖長了,厭戰情緒只會令社會分裂,越南戰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今天,恐怕至少一半美國人民對布殊政策表示懷疑、甚至反對,小布殊又是否有能力推動全世界自由化呢?

進步主義之幻滅

布殊演說的主題是追求自由,奧拉克荷馬大學古典學教授菲爾斯(Rufus Fears)曾經作出過長達三十六次的演講系列,探討歷史堶惜H類追求自由的成敗得失。在演說結尾時,他作出如下警告:「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人相信我們是唯一的超級大國,科學、科技、工業的創新開啟出一個追求個體自由、繁榮、和平的新紀元,我們要記得:進入二十世紀時,歐洲人也有同樣的幻想。」

的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人認為西方文明不斷地進步,歐洲可以通過殖民主義,將燦爛的歐洲文明帶給落後的民族。不消說,一次大戰粉碎了這個幻想,當時德國學者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撰寫了一本名為《西方之沒落》的書,他在書中指出:一切文化有其發展時期,亦有其衰落時期,歷史並無進步,只是循環不息,正如四季之交替,他悲觀地指出西方文明已經進入冬季。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J.Toynbee)並不是如此悲觀,他說:「第一次大戰開始之際,我馬上發覺自已所經驗的,正和陀西陀得在古希臘內亂時的歷史非常相像。」他認為:幾千年前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導致希臘各民族之逐漸融和,最後出現統一的希臘帝國。同樣,歐洲國家受過慘痛的戰爭教訓之後,世界會逐漸朝著一個「全球性國家」(Universal state)的方向邁進,而領導這個全球性國家的就是美國,他意識到美國並不是完美,但他相信在眾多強國之間,美國是最有可能做到自己宣稱的理想。簡單地說,歐洲的進步主義幻滅之後,湯恩比將希望放在美國的進步主義身上,而威爾遜曾經一度為歐洲人帶來希望,可惜這希望只是曇花一現。

湯恩比並不是泛泛之輩,而是掌握了歷史發展脈絡的飽學之士,湯恩比所預言的「全球性國家」、美國領導之下的和平,在二十世紀初期並沒有實現,那麼,今天許多政治學家、白宮智囊,又是否具有超過湯恩比的睿智呢?

結語

菲爾斯教授又指出:一個自由社會的政治家,應該具備四個特質,那就是堅定不移的原則、道德指南針、遠像、建立共識的能力。跟威爾遜、杜魯門、甘迺迪、卡特、老布殊比較,小布殊在這四方面是否被他們更強呢?

200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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