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經濟之間的關係

國際數據分析

黃國棟、余創豪


(原載於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3.10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

「民主不一定對經濟有利」?

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對香港政制發展提出太多聲音,這是因為人在海外,如果我們對這問題指指點點,卻不需和香港人同坐一條船面對後果,那是沒有承擔的空話。所以,我們不會公開支持或者反對「五區總辭」;或者評論什麼才是「激進」等等。

但是,對一些原則性命題和誤導的謬誤,我們卻覺得任何知識分子都有義務和責任來發言。其中一個常常被提出反對民主的論點,是「民主不一定對經濟有利」,既得利益者不斷說﹕看看某國,民主化後經濟不是一樣一塌糊塗?或者某民主國家一樣不是貧富懸殊? 這命題已經不是香港民主化應快還是慢、抗爭還是妥協等策略性問題,而是挑戰民主這概念的根基。本文的目的,是希望使用國際數據來指出這命題的錯誤。

「例外」

如果你叫你的兒子努力讀書考大學,否則生活會很困難,他回答說﹕「李嘉誠沒有讀大學,Bill Gates 也沒有大學畢業,他們成了超級富豪;很多人讀完了大學,卻只不過是小職員一名,為什麼我一定要讀大學」?你同意嗎?

如果妳的配偶不停吸煙,妳叫他戒煙,因為吸煙致癌,他說﹕「鄧小平吸了幾十年煙也沒有生癌,很多人戒了煙卻生癌死了,為什麼我要戒煙」?妳同意嗎?

如果你的女兒告訴你她打算和人生個孩子但不會結婚,之後做單親媽媽,你告訴她有父母的孩子才是最理想的,她說﹕「單親媽媽也可以養出好兒女,現在的美國總統就是單親媽媽養大的,很多雙親家庭的孩子卻不是一樣變壞,為什麼孩子要有父親」?你同意嗎?

上面每一個反駁的例子都是正確和似有說服力,但是相信絕大部分人直覺上都會覺得好象差了點什麼。問題在那堙H-- 因為那些個案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不錯,有人沒有大學畢業卻成為富豪,也有很多人讀完了大學卻一事無成。但是,要決定讀大學是否有經濟價值,我們還要看另外兩個組別的人數,才能真正知道的影響,這兩個組別就是「大學畢業高收入」和「沒有大學畢業低收入」。

 

 

大學畢業

沒有大學畢業

高收入

A

C

低收入

B

D

 

 

 

應否讀大學,不在於有沒有人在上面圖表的B C 中(肯定有),而在於A D 的數目,是否遠遠高於B   C。讀過最基本統計學的,都會認出上面2 X 2 列表的卡方(chi-square )測試。

到底「民主未必對經濟有利」這論點是否合理,就如上面的個案一樣,我們要看的不是有沒有一兩個「例外」的國家,而是看整體的數據。

過去的研究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做了的數據分析,這一篇短文不可能包括所有關於民主與經濟的理論和分析,我們只簡單的介紹幾個研究。

的確有學者認為民主和經濟發展無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米切爾奧林斯汀﹝Mitchell Orenstein﹞質疑民主是否能夠提高經濟發展。[1] 他用東歐的經驗為例,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主導東歐轉型的思想是亞當普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著作:【民主和市場經濟】。但是,在二零零二年,亦即是從共產主義過渡到民主十二年後,多數後共產主義國家都沒有回到他們一九八九年的經濟產出水平。二零零六年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大多數中歐和東歐家庭在共產主義年代的經濟較富裕。光明的一面是,到了二零零七年,波蘭的經濟產出水平是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九,白俄羅斯是在百分之一百四十六,其他許多東歐國家也超過一九八九年 的水平。奧林斯汀說:地緣政治似乎是分開贏家和輸家的因素,其重要性超過改革或民主。成功的國家是那些加入歐洲聯盟或與俄羅斯發展了密切的政經關係的國家。

無獨有偶,一位中國學者提出了類似澤沃斯基的結論,基於來自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數據,以及二十八個發展中經濟體系的樣本,他發現一個國家的民主水平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2]

我們對這類分析存著一個疑點,這些東歐和發展中國家處於一個過渡階段,就好像癌症患者在痊癒之後恢復運動和吃有營養的食物,我們不能基於這些不尋常的情況,去確定運動、營養食品、健康之間的關係,基於同樣道理,這短暫時間少數國家的資料,又能否構成一個有效的分析呢?這兩個研究的限制,等於他們只觀察上面列表的B 組,就得出讀大學沒有用這結論。

阿米霍﹝Armijo﹞和傑爾瓦索尼達﹝Gervasoni﹞卻得到了跟以上兩人相反的結論,[3] 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數據更具包容性,他們對一百四十九國家由一九六一至一九九八年的資料進行了統計分析,而不只是後共產東歐國家或者二十八個發展中經濟體系。他們發現更高的民主程度可減少急劇經濟負增長的危機。他們推測,在民主社會中不同的意見互相競爭,這樣政策便傾向於逐漸變化而不是冒進,從而減少經濟折騰。

國際數據分析

早些時候,我們也採用了具包容性的數據,分析每一個國家的平均國民總生產(Per-Capita GDP[4]、民主程度(Democracy Rank[5],和貧富縣殊(堅尼系數Gini Index[6] 之間的關係。和上面研究不同的,是我們用了最新的數據(2007-08年),所以對現在的討論更相關﹕

1﹕民主vs國民平均收入(Per Capita GDP

 

 

從這圖表,我們可以見到,民主排名頭 80 名的國家,民主程度和GDP 幾乎是直線比例(如果我們撇開一些異常數據,例如新加坡和中東石油生產國),從80 開始就變為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將這些國家分為四組﹕高收入( Per-Capita GDP > US $20,000-高民主,高收入-低民主,低收入-高民主,低收入-低民主,因為「民主化」是排名(ranking)而不是評分(score),所以高低的分界並不很清楚。如果用排名80作為分水線,那麼,只有一個中東國家勉強可以算是不民主而高收入,如果用60為分界,這組有五個國家,四個是中東產油國,收入並不是從經濟發展,而是從祖蔭而來,唯一不是高民主排名而經濟發展成功的,只有新加坡。(香港不是國家,沒有 democracy rank,否則也會和新加坡相似)。用Chi-Square 來分析,無論用60還是80做分界,都是p < .01,也就是肯定民主和收入有很直接的關係。這分析有幾個很重要的觀察﹕

a)這樣的分析並不能證明民主引至經濟發展,我們觀察到的只是「共變(correlation)」而不是「因果(causality)」。反對民主化有利經濟的人可以說必須先有經濟發展,然後才有民主。

現時觀察到的數據卻並不支持這假設。如果經濟發展先於民主,那麼我們應該見到一些經濟已經發展,但是還未民主化的國家(圖表中的右上角)。但是,現在這組堶探X乎是空白的,只有一個新加坡在邊緣(如果香港是國家會是另一邊緣數據點)。所以這假設和「民主先於經濟發展」比較,支持的數據更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經濟發展是民主化的先決條件的話,那麼香港就更沒有不民主化的理由了。香港現在的平均國民收入已經是世界排名頭十名之內,應該完全民主才是。

b)如果我們希望有高收入,雖然民主化未必一定保證成功,但是不民主成功的機會就更低。這等於如果希望有好工作,就應該去讀大學一樣。一方面希望有好工作,另一方面卻用「很多人讀完大學也沒有好工作」來拒絕讀大學,是不理性的做法。

c)民主化不會影響收入如果我們看看那些高收入高民主排名的國家,都是一些已經民主化最長時間的國家,所以可以推論出民主不會令到收入有重要的改變。

 

2﹕民主vs 貧富懸殊(堅尼系數Gini Index

 

 

我們可以見到,最民主化的國家的堅尼系數都是低的(少貧富懸殊),而且愈民主就愈低貧富懸殊。不民主的國家,卻有相反的趨勢,但是平均貧富懸殊還是比民主國家高。合理的結論就是﹕民主是減低貧富懸殊的有效方法。至於為什麼民主排名60後的國家,愈不民主就愈少貧富懸殊,原因是那些最不民主的國家也是最窮的,這些國家貧富懸殊低,只是因為太窮了,連「不均」也做不到。

3﹕民主、收入、和貧富懸殊三者之間的關係

最後,我們分析了民主、收入、和貧富懸殊三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將不同國家按民主排名分組,在比較民主的組別,堅尼系數和平均收入有很清楚的反比關係(貧富懸殊愈低,收入就愈高),但是,在低民主排名的組別中,收入和堅尼系數就見不到任何關係。這告訴我們,除非國家已經高民主化,否則降低堅尼系數,和增加加收入並沒有關係。

 

 

結論

從上面的國際數據,我們有理由相信民主是經濟發展的「必須但不足夠(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條件。

如果你認為雖然「很多人讀完書未也沒有好工作」,但是你的兒女還是應該讀書,因為不讀書就更減低有好工的機會;那麼,雖然「很多國家民主化後收入還是不高」,但是也請你支持民主,因為不民主只會更減低高收入的機會。

 

多謝張國棟先生,徐承恩醫生,和  MF Choi先生對這文章初稿提供意見

 

關於這題目,基督教人文學會有更詳細的討論。 www.s-h-c.org

 

參考

[1]        Orenstein, M. (2009). What happened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al) economies?: A balance sheet for neoliberal refor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 23, 479-490.

[2]        Dao, M. Q. (2010).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8, 602-610.

[3]        Armijo, L. E., & Gervasoni, C. (2010). Two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and the economy. Democratization, 17, 143-174.

[4]        Wikipedia 有各國 2008 GDP,我們選擇了用 Purchase Power Parity PPPAdjustment,因為這同樣時計算了物價的波動,更能反映生活質素

[5]        World Audit 每年都有各國的民主排名
[6]        2007 UN Gini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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