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牽制戰爭?

余創豪

在過去幾年來,筆者已經寫了幾十篇關於反思戰爭與和平的文章,現今世界局勢仍然動盪不安,於是我忍不住再執筆討論這個題目。

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冷戰,粗略來說是民主國家同盟對抗專政國家陣營,我強調這是「粗略來說」,在這三次全球性的衝突堶情A民主國家亦有跟一些專制政權結盟。冷戰結束之後,約翰霍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 )認為:民主之勝利表示歷史上意識形態的鬥爭已經終結,一九九六年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甚至認為:要確保世界局勢穩定,就有必要實施「擴大民主」(democratic enlargement)的政策,換言之,就是採用影響力催化非民主國家邁向民主,因為民主國家比較少機會互相攻擊,全球越多民主國家,世界和平便指日可待。一九九七年阿拉巴馬大學教授奧尼爾(John Oneal)與耶魯大學教授拉西特(Bruce Russett)發表一篇研究報告,支持克林頓的看法,他們採用統計學方法,檢查了二次大戰之後發生的戰爭和參戰國政治制度的關係,結論是民主國家互相之間極少打仗。

但是,這一幅樂觀的前景在過去短短幾年間卻變得黯淡起來,布殊總統發動伊拉克戰爭,背後的信念之一是:中東民主化之後,便不再是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溫床。布殊的支持者引用二戰之後美國將日本和西德改造成民主國家的例子,指出民主日本和民主德國不再對世界構成軍事威脅。

然而,儘管伊拉克出現了薩達姆時代從未有過的民主選舉,但伊拉克仍然是一個亂攤子,什葉派、遜尼派互相仇殺不休;巴勒斯坦的民主選舉,令哈馬斯成為合法政府,但哈馬斯堅持繼續會襲擊以色列。在理論層次方面,奧尼爾與拉西特的說法亦受到質疑,科羅拉多大學政治系教授享德森(Errol Henderson)及北卡羅連納州大學政治系教授金容明(Hyung Min Kim),先後批評「民主導致和平」的理論,有趣的是,他們亦是採用統計學方法,但對戰爭和政體的分類與奧尼爾的略有不同。

我無意在這篇短文堶掠Q論枯燥的統計學,在此我把焦點由民主國家會否比較和平,轉移到民主國家能否在戰爭開打之後繼續打到底。我的見解是:即使民主國家亦會發動或者參與戰爭,但因著缺乏集權、決策需要向多方交代,民主國家在時間上比較難以拖長戰爭,在空間上則比較難以擴大戰場。

眾所周知,法國的拿破崙和德國的希特拉曾經攻佔了幾乎整個歐洲,但這兩個獨裁者仍然不滿足而要攻擊英國和俄國;在二十世紀,日本取下朝鮮、台灣之後,繼續侵略全中國、發動太平洋戰爭。拿破崙的法國、納粹德國、軍國主義的日本,在戰爭決策上都完全沒有顧慮,可以為所欲為。

另一方面,民主國家在戰爭中卻有後顧之憂,在朝鮮戰爭時期,美國擁有三百多枚原子彈,蘇聯只有五枚,而且蘇聯沒有長程轟炸機,準確地投下原子彈的能力有限,為什麼美國在具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卻情願打傳統常規戰呢?當時麥克阿瑟將軍揚言要不顧一切去求勝,甚至要使用原子武器、要將戰事擴大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杜魯門總統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於是乎將麥克阿瑟撤職。專門研究冷戰歷史的耶魯大學教授伽達斯(John Lewis Gaddis)曾經做過以下的思想實驗:麥克阿瑟不理會杜魯門的警告,投擲原子彈消滅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結果呢?蘇聯馬上向南韓報復,反戰示威、反美示威一發不可收拾,西歐國家宣告終止和美國的同盟關係 。伽達斯這個思想實驗的目的,是彰顯出杜魯門的自制,但是杜魯門亦受到「他制」,若果他無需向人民、國會、盟國交代,杜魯門就沒有必要自制。相反,蘇聯卻可以將國內反戰分子押去古拉格群島,可以將坦克開入不聽話的盟國,例如捷克、匈牙利。

終歸朝鮮戰爭屬於海外衝突,杜魯門明白到在沒有民意基礎下,不可能繼續打一場不屬於自衛性質的戰爭,威爾遜、羅斯福也明白這個道理,威爾遜和羅斯福都知道,一次大戰、二次大戰期間美國人民都不願意介入歐洲的衝突,若非德國潛艇擊沉盧客輪西塔尼亞號(Lusitania)、殺死一百二十八名美國人,若非日本偷襲珍珠港、造成三千名官兵喪生,威爾遜和羅斯福絕對沒有可能在當時孤立主義氣氛下參戰。

在朝鮮戰爭結束之後一年,地球上另一端爆發了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阿爾及利亞是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人信仰伊斯蘭教,在文化上與法蘭西這個天主教國家格格不入,加上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全球興起了非殖民化運動,阿爾及利亞人的訴求可說是合情合理。可是,一九五四年法國失去了中南半島的殖民地,法國不能再忍受失掉阿爾及利亞,於是對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採取軍事鎮壓,在常規戰爭方面,具有優勢兵力的法軍處於上風,但是阿爾及利亞人轉而採取游擊戰術、恐怖襲擊,戰爭遂陷入膠著狀態,一九五八年法國第四共和政府最終被這場戰爭拖跨。

二戰英雄戴高樂組成第五共和政府,最初他仍然希望保留阿爾及利亞,但阿爾及利亞人的恐怖襲擊升級,一九六二年平均每天有一百二十宗爆炸案,很多甚至乎以醫院和學校為目標;另一方面,法國軍隊虐待阿爾及利亞人的消息傳到法國本土,輿論為之嘩然,反戰情緒逐漸高漲,最後戴高樂只有放棄阿爾及利亞。倘若戴高樂決定繼續在阿爾及利亞糾纏下去,那麼法國可能會出現第六共和、第七共和

虐待囚犯、恐怖襲擊、反戰運動 ,讀者可能會覺得這些情況與今天的伊拉克十分相似,為什麼布殊卻沒有由法國歷史汲取教訓呢?其實,前美國總統詹森也沒有領受歷史教訓,在阿爾及利亞獨立三年之後,詹森由原本派遣軍事顧問到越南,轉變成直接派兵參戰,最初表面上美軍節節勝利,但眾所周知,一九七三年美軍在內外交困下撤出越南。也許,戰爭開始之際就已經注定了結局,一九六八年二月,一群美國大學生在古巴夏灣拿跟北越大使會面,北越大使對一名美國大學生說:「這將會是一場漫長的戰爭,我們可以堅持下去,到最後美國人民會厭倦這場戰爭,會起來反對它,那時候戰爭就會結束。」北越大使準確地點出了民主國家的弱點,一九六八年美國校園不時發生反越戰示威,平均每個月有三十多次,難怪北越已經預料到:即時美國武器怎樣精良,在失卻人民支持下,根本就無法打下去。

民主會導致和平嗎?如果你是問民主國家是否有較少機會發動或者參與戰爭,那麼要視乎你相信奧尼爾還是享德森的統計學方法;如果你是問民主國家是否有較少機會拖長或者擴大戰爭,這似乎有歷史証據支持正面的答案。即使民主國家領導者能夠在權力範圍內發動或參與戰爭,國會、輿論、民意都會掣肘領導人。難怪十九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說:民主政體在處理外交政策和戰爭方面會十分糟糕。那麼,這是民主制度的優點還是缺點呢?鷹派與和平主義者會有不同答案。

 

200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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