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總統的建樹  

余創豪

國人雖然自稱十分開放,可是往往談起政治便水火不容,筆者有一些朋友是民主黨人,一些則是共和黨人,雙方有一個共識:就是自己全對,人家全錯。在傳播媒介中,兩個黨派互相攻擊的措辭,說是「妖魔化」也不過分。例如親共和黨的電台節目主持人屈斯林保(Rush Limbaugh),幾乎將美國所有問題都歸咎於民主黨,民主黨人法蘭根(Al Franken)嘲笑林保是「笨肥豬」;柯他文(Eric Alterman)則指責右派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奧維里(O’ Relliy)知識水平低淺,嘩眾取寵。幸好,他們只是言詞上針鋒相對,暫時還未見到台灣的「肢體語言」。

曾幾何時,我對民主黨也很反感,例如民主黨總統卡達軟弱不堪,甘迺迪、克林頓則風流成性。但是,現在看深一層,發現其實他們都有不少貢獻。

甘迺迪的可敬之處,是他並沒有盲目地支持盟友,也沒有在國力如日中天時以勢懾人。甘迺迪認為上任總統艾森豪在中東政策犯下重大錯誤,艾森豪向阿拉伯國家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在美蘇冷戰中站在美國一方,甘迺迪相信美國應該尊重阿拉伯國家的決定,當時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領袖是埃及總統納薩,甘迺迪不但沒有要求納薩親美反蘇,而且向埃及提供大量援助。一九六二年也門爆發內戰,埃及和沙地阿拉伯分別支持也門兩個敵對派系,自羅斯福總統以來,沙地阿拉伯已是美國盟友,但甘迺迪對也門、埃及、沙地阿拉伯只採取平衡態度,在支持沙地阿拉伯之餘,他同時要求沙地政府收斂對埃及的敵對態度。

一九四八年以阿戰爭之後,以色列禁止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家園,雖然以色列亦是美國盟友,但甘迺迪強烈要求以色列容許巴勒斯坦難民回歸,他甚至表示美國願意負擔起遷徙和接濟難民的費用,無奈以色列堅決拒絕。一九六零年代初期,有跡象顯示以色列發展核子武器,甘迺迪政府三番四次要派遣武檢人員到以色列,但以色列屢次以各種理由拖延、推搪,即使武檢人員有機會展開調查,以色列卻定下了非常嚴苛的限制,例如每次只能在特定時間檢查某些地方。甘迺迪大為光火,他強烈警告除非以色列坦白,否則兩國關係將受影響。(欺騙武檢人員並非始於薩達姆)

在高美尼革命之前,伊朗亦是美國盟友。前伊朗國王巴列維在國內施行高壓手段,因而不得民心。巴列維要求美國加強對伊朗的援助,甘迺迪回答:伊朗政府需要關注伊朗人民社會和經濟上的需要。雖然巴列維很不滿意這種回答,但為了得到美援,他推行了局部民主選舉和土地改革。

甘迺迪盡量避免將國際衝突升級,在攻擊古巴的之豬灣事件中,他情願臨時取消美國空軍對古巴叛軍的支持而負上背信棄義之名,也不願意在中美洲爆發全面戰爭;面對中南半島緊張的局勢,甘迺迪與副總統詹森大相逕庭,他反對詹森提倡增兵越南,而只是派出為數有限的軍事顧問。

無奈,一九六三年德薩斯州達拉斯的幾口冷槍,終結了這位年青總統的生命,也粉碎了他和平的夢想。他猝死之後,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以色列核武問題,只是不了了之;伊朗改革陷於停頓,一九七九年巴列維被什葉派信徒推翻,伊朗搖身一變,成為反美國家;詹森擴大美國對越戰的參與,結果越戰成為美國人的惡夢。

越戰後遺症是一九七零年代美國人眾多傷痕之一,尼克遜在水門事件中被發現隱瞞事實而黯然下台,傳媒揭露出中央情報局在海外犯下種種罪行,這一切令美國人的自信心大受打擊。

卡達總統上台之際,正是面對著這股低潮,他對國民保証:「我不會對你們說謊。」(總統說謊並非始於克林頓)他限制中央情報局的活動,並且在國務院成立人權委員會,在國際上提倡人權外交,向種族隔離的南非、右翼獨裁政權的阿根廷……等國家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改善國內人權狀況。

一九七五年,華盛頓智囊團之一的布瓊斯研究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發表一份報告,提議以色列退還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佔領的阿拉伯土地,並且承認巴勒斯坦人自決的權利。這份報告的作者之一布津斯基(Z. Brzezinski),後來成為卡達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而卡達亦接受布津斯基的見解。

一九七七年,卡達提議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美蘇以阿多邊國際會議,商討解決以阿衝突的方案,前蘇聯和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歡迎這項提議,但以色列卻強烈反對,因為在眾多阿拉伯國家面前,以色列害怕自己聲音顯得單薄。在卡達主導下,埃及薩達特和以色列總理貝堅,轉而到大衛營舉行和談,但和談過程舉步維艱,薩達特和貝堅曾經一度終止對話,卡達要穿梭往返來作為中間傳話人,卡達對薩達特表示貝堅已經承諾停止在埃及土地建設屯墾區,可是後來貝堅否認作出這承諾,卡達的威信當堂掃地。無論如何,卡達鍥而不捨,終於令雙方達成了歷史性的以埃和約。

可惜,卡達政策祇是曇花一現,在伊朗人質事件和前蘇聯入侵阿富汗兩項重大危機中,卡達的軟弱態度令美國人極為反感。一九七九年,伊朗國王巴列維被推翻而流亡墨西哥,卡達容許巴列維到美國接受癌症治療,一群伊朗學生憤而佔領美國駐伊朗領事館,並且扣留了五十多名人質,長達四百四十四日之久,卡達一切企圖挽救人質的外交、軍事方法都徒勞無功。幾乎同一時間,前蘇聯揮兵入侵阿富汗,卡達的「強烈」反應,只是杯葛莫斯科奧運會。在人民渴望振頹起衰之下,鷹派的列根就順理成章,取代卡達而入主白宮。

嘲笑共和黨人屈斯林保是「笨肥豬」,無疑是欠缺風度的做法,可是,屈斯林保將所有問題都推在民主黨頭上,這種狹隘的眼光也是值得商榷的。假設伊朗人質事件發生之際,是鷹派共和黨總統執政,情況會更好嗎?縱使派出三十萬大軍直搗德黑蘭而救出人質、剷除高美尼政權,可能結果是引來更多問題;一九八零年強硬派的列根政府與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合作,共同援助阿富汗民兵對抗蘇聯,眾所週知,受援對象之一就是賓拉丹。蘇聯退兵後,共和黨政府撤手不理阿富汗,阿富汗內戰連年,人民苦不堪言,結果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

共和黨人只針對卡達軟弱的一面和甘迺迪花花公子的作風,坦白說,自己也寫過不少文章批評卡達和甘迺迪,但是,他們在致力中東和平的苦心和其他建樹,是不應該抹煞的。

200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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