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未來學大師談中國

美國未來學大師談中國

余創豪

為中國辯護的美國學者

近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不少著名的美國學者寫書來表達他們對中國的高度重視，例如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的【中國領導人的想法：中國改革的內情和對未來的意味】，以及約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和妻子多麗絲（Doris Naisbitt）合著的【中國的大趨勢：八個新社會的支柱】。庫恩和奈斯比特都是非常顯赫的知識分子，因此他們的書一定會大幅度地塑造民意。但我越讀他們的書，就越感到困惑。基本上，這兩本書籍的邏輯推理是基於同一前提：外界必須尊重中國特殊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外人應當設法以中國人的眼光看中國，而不是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由於篇幅限制，在本文中我把重點放在奈斯比特的書，而只能略略帶過庫恩。

庫恩享有「中國國師」之尊稱，本年初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Stephen Orlins）稱讚庫恩是「美國第一人」，因為他能與中國新生代領導接班人同席深談。庫恩說，從清朝末年到抗日戰爭中，中國飽受外來侵略的屈辱，文革期間，所有秩序都被摧毀至蕩然無存。因此，追求民族自豪感和社會穩定，已深深印入了中國文化的基因。此外，很多國家經歷工業化和現代化時，也面臨著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環境污染……等問題，中國也不例外，這將需要時間來克服。

奈斯比特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始於他在一九八二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大趨勢】，這本書的領域屬於未來學，那就是基於過去的模式，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大趨勢】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榜兩年，發行遍佈五十七個國家，銷量超過一千四百萬冊。後來奈斯比特沿用相同的主題寫了不少書：【2000年大趨勢】、【亞洲大趨勢】，近作是關於中國的大趨勢。二零零七年約翰奈斯比特和多麗絲分別在中國南開大學及天津大學成立了奈斯比特中國研究院。

特殊主義和垂直民主

奈斯比特的論調類似庫恩的的口氣，他認為西方人承認普遍性，如普世人權，但中國人民則接受特殊性，這意味著不能「一刀切」。西方民主是一種「橫向民主」（Horizontal democracy），在平等的基腳下選民選出他們喜愛的領導人，另一方面，中國採用了一種新民主，稱之為「垂直民主」（Vertical democracy）。在這形式中草根階層可以下情上達，領導人則積極地聽取人民說什麼，並照顧他們的需要，這是建立於根據中華文化的和諧關係。奈斯比特爭辯說，中國正在提供一種能夠替代西方民主的新出路。

為了進一步說明中國的特殊性，奈斯比特還舉出了江澤民的分析，在公元二千年江澤民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著名記者邁克華萊士（Mike Wallace）的訪問，華萊士問為什麼中國人民不能選出自己的領導人，江澤民回答說：每個國家都應該有自己的制度。華萊士問為什麼中國沒有反對黨，江澤民反問華萊士為什麼中國需要反對黨。江澤民說：美國人通過他們的標準來衡量中國，這是不明智的，中國人民應該自己決定什麼最適合中國。在二零零一年時，江澤民接受了【紐約時報】的訪問，他說：黨的原則是必須保持中國的穩定，中國有五十六個族群，如果沒有共產黨，中國可能四分五裂。

奈斯比特還列舉了一些調查報告，以支持每個社會都應該決定他們需要什麼的理念，而不是外界認為什麼是適合他們。許多西方人批評，中國政府封殺互聯網，但一項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國受訪者認為中國政府是控制互聯網最適當的機構。

進展需要時間

奈斯比特又稱讚中國迅速地吸收來自全世界的精華，他用【三國演義】的「草船借箭」來作為比喻。早在一九七八年中國企業已經開始與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合資，就像草船借箭般，德國的技術成為中國的借箭。今天，中國從德國學到準確性，從美國學到營銷策略，從日本學習到生產效率。

奈斯比特說，西方需要數百年才建立出成熟的民主國家。直至一九七一年，瑞士婦女才有投票資格。美國需要超過一百年的爭鬥才廢除奴隸制，美國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於一九二零年被禁，這本小說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得以出版。如果考慮到西方需要很長時間才逐漸變得更加自由，那麼我們今天便不應該對中國太苛刻了。

事實上，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在預期壽命、識字率、以及其他許多方面，中國均領先於印度，但印度卻是世界上最多人口的民主國家。

垂直民主防止國家解體？

請恕筆者才疏學淺，我沒有在任何中國的書刊中見過「垂直民主」這個詞，我不知道「垂直民主」和「橫向民主」是否奈斯比特的創建詞。然而，所謂「垂直民主」是了無新意，這就像舊日的開明專制。領導者可能會偶爾聽你說的，如果他喜歡你說的話，便會接受意見，不然，他把你入獄十一年。

雖然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但漢族佔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相反，許多其他國家有更多的不同種族，或多數族裔只有較小的百分比。以美國為例，在整個美國人口裡面，白人少於百分之八十，西班牙裔和拉丁裔構成百分之十五，黑人則有百分之十三，而亞裔約為百分之四。而且，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幾乎在地球上每一個國家和種族都有一些人在美國。美國沒有垂直民主、一黨專政，但這國家並沒有土崩瓦解。

有趣的是，印度社會學家拉馬錢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得出了跟奈斯比特相反的結論。古哈專門研究獨立後的印度歷史，他說，印度是「最不自然的國家」，因為它有多種宗教和十七種語言。由於種族衝突、宗教衝突、等級制度、並其他的混亂，按照常理，印度實現民主的可能性是很渺茫的。但他聲稱：除非有民主，否則印度不能團結。底線是：到目前為止，我沒有聽到任何印度人要求採取專政，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文化相對主義和特殊主義是自相矛盾

在書中奈斯比特沒有使用「文化相對主義」這術語，但這種態度隱含在全書內。其實，這種類型的特殊主義是自相矛盾的。奈斯比特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有它自己的制度，美國人使用自己的標準來判斷另一個國家是不明智的。按照同一思路去推理，我們能否說每一個省都應該有它自己的制度？如果中國的一部份人要保持農奴制度，並聲稱這是最適合他們的社區，那麼我們應否讓他們存留自己的特別文化呢？當我們再進一步推下去，我們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見解和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其他人強加意願於這人頭上又是否明智呢？

我們怎麼能斷定什麼是適合中國呢？怎樣去決定德國的精確性、日本的生產模式、美國的市場推廣能夠適應中國，但其他東西卻不能呢？說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歷史，並不是每樣進口的點子都與中國兼容，那為什麼奈斯比特稱讚中國引進日本、德國、美國的產銷和管理模式呢？有人會說：「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上模式已經通過測試，並有具體證據顯示其成效，但政治卻不然。不過，難道台灣不是中國人的社會嗎？在台灣，西式民主制度運作良好嗎？或許有人會提出這個論點：台灣有不同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條件。是的，一刀切。同樣的答案可以適用於所有情況。

一方面，奈斯比特認為比較西方和中國是不公平和不正確的，但在同一本書中他卻比對中國和印度。如果西方國家不應該被用來作為基準來貶低中國，為什麼說中國領先於印度卻算是一個公平的比較呢？奈斯比特花費許多努力，嘗試解開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複雜性，但他並沒有採用同樣的態度去認識印度。

如果改善需要時間，何不停止所有批評？

奈斯比特認為，我們不應該嚴厲評擊當前的缺點，因為歷史表明，西方的改善需要很長時間。然而，如果每個國家都與別不同，那為什麼奈斯比特認為中國應該像西方般，需要很長時間來改善自己的政治制度呢？如果說每一種文化都是獨特的，那又何必參照其他國家的時間表呢？

中國現代戲劇谷藝術總監榮廣潤大膽地聲稱，儘管美國需要一百年才建立起百老匯的歌劇地位，他將使用十年時間，把靜河區打造成為東方百老匯。他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他已從美國經驗中汲取教訓，因此，他可以壓縮開發時間。但是，為什麼我們不能把同樣的邏輯應用到發展民主呢？

許多中國作家批評美國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讓我們再次用歐洲作為基準吧！歐洲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橫跨三個世紀左右，歐洲人需要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許多殖民地起義抗爭，才放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二次大戰前美國採取孤立主義，二戰以後開始積極干預世界事務。那麼何不從現在起停止所有反美的嚴厲批評，並給她兩百年去反省改進？我不是維護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只是揭露奈斯比特論點的薄弱邏輯。

結論

這簡短的結論不算是結論：你可能不喜歡我的寫作風格和文章內容，但不要給我訓話。我採取垂直民主的政策，如果我喜歡你說的話，我會聆聽，但我不喜歡聽你指出我的語法錯誤、錯別字連篇、邏輯謬誤、和其他弱點。每一個作家都有獨特的寫作風格，我有特殊的家庭、教育背景，我本人才可以決定什麼樣的寫作最適合我。畢竟，提高寫作技巧需要時間，請給我五十年吧！（如果我能活這麼久。）

201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