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先後撰寫許多篇關於全球化的學術論文、通俗評論,現在幾乎已經「無話可說」,我一直覺得這課題難以帶出有意義的討論,因為許多爭論不單止政治化,而且十分道德化。當然,經濟活動會牽涉到公平貿易、工人權利等倫理元素,但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到底某些道德論調是發自心底的悲天憫人,還是基於抽象的意識形態呢? 前一陣子一位華人歷史學家在某大學講座發表對全球化的反思,先此聲明,筆者沒有親身出席講座,這篇評論只是基於記者報道。那位歷史學家指出美國企業為縮減經營成本,資金流到成本較低的地方生產﹕「香港七十年代電子生產的興起,就是美國資金的投資,但有否想過美國工人的飯碗?」可是,倘若美國企業不願意在海外設廠而要保住美國工人的飯碗,批評者會否說:「有否想過香港工人的飯碗?」有些人提出「非零和」(non zero-sum)的理想,所謂「零和」,就是有贏家便會有輸家,而「非零和」則是雙贏局面。但在殘酷的現實中,往往就是此消彼長、「有你冇我」。 但更重要的是,為什麼美國工人會受到關心呢?李宗吾在【厚黑學】中毫不掩飾地指出:人的愛心、正義感,會跟隨著親疏遠近而改變。筆者在香港長大,見証了香港在七十年代的經濟成長,而自己就是外國企業投資香港的受益者。坦白說,我是一個自私的人,若果沒有可能雙贏,一定要我在香港工人和美國工人之間作出選擇,我會毫不猶疑地站在香港工人那邊。 這情況令我聯想起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先歐後亞」戰略的爭論,中國人批評美軍將主力放在歐洲戰場,在中國只有陳納德將軍小規模的飛虎隊。身為中國人,我當然希望歷史改寫、先亞後歐,不過,我完全可以理解歐洲人為什麼會歡迎先歐後亞。 再回頭說美國企業,如果美國廠家要將職位留在薪酬高昂的美國本土,產品成本必然會提高而缺乏競爭力,政府幫助企業便勢所難免,這又成為另一個「道德議題」。那位歷史學家以南韓農業為例,指出世界貿易組織維持的「自由市場」的偽善之處﹕「美國一直也補貼農民,使成本大減,而賤價向南韓傾銷農產品。南韓向世貿要求停止傾銷不果,要求補貼本國農民又被判為干擾自由貿易。」 兩年前筆者曾經到韓國旅遊,從前風聞韓國的市場頗為封閉,在南韓的街道上瀏覽,果然發現進口車寥寥無幾。後來我跟自己南韓籍的研究助理分享自己所見所聞,他說:「這不足為奇,韓國政府對進口車課以重稅,所以國產車便宜許多。」我睜大眼睛問他:「那為什麼韓國人認為自己是不公平貿易的受害者呢?」他笑而不答。 其實,許多政府都會對本土經濟作出有形無形、間接直接、或多或少的幫助。今年是美國大選年,有些民主黨人熱烈支持全民保健計劃,理由是現在美國企業要承擔員工的醫療保險,因而增加了生產成本,但是在許多發達國家,大部分醫療福利由政府包辦。他們認為美國政府對本土工人提供醫療福利,美國貨才可以價廉物美。 如果以絕對的公平競爭來作為準則的話,那麼不需要負擔工人醫療保險的加拿大、歐洲公司,豈不是「不道德、不公義」?筆者認為這純粹是國情、制度不同。 最近亞歷桑那州鳳凰城建設輕鐵,市政府鼓勵沿著輕鐵開辦商店,對少數民族的小企業更加有優惠。筆者是自私的人,我當然不管這政策會否影響白人的飯碗。
200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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