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瑪斯

論美國與歐洲

  • 余創豪

德國哲學家哈貝瑪斯(J. Habermas)於本年四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一百位名人之一,同年六月又榮獲日本京都藝術與哲學終身成就獎。哈貝瑪斯與德里達(J. J. Derrida)被讚譽為當世兩位最偉大的哲學家,無可置疑,哈貝瑪斯著作等身,在哲學上之創見和深度獨具一格,對全世界學者都有深遠影響,得到京都獎可說是當之無愧。然而,哈貝瑪斯對戰爭的立場,卻曾經引起爭議。

一九九九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哈貝瑪斯發表一篇題目為〈獸性與人道〉的文章,表達出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立場,但其主戰態度卻招致中國大陸學者的批評,例如張汝倫先生幾乎將哈貝瑪斯等同帝國主義。二零零三年美國向伊拉克開戰,哈貝瑪斯、德里達、美國哲學家羅替羅蒂(Richard Rorty)……等,在歐洲報刊發表宣言,反對單極世界而提倡多元世界,北京師大研究員曹衛東先生發表了【全世界知識份子聯合起來,反對美國霸權】一文,讚揚哈貝瑪斯等人是「反美國霸權的急先鋒」。劉曉波先生隨即於【開放雜誌】發表文章回應,題目是:〈哈貝瑪斯等的反美悖論〉,他指出:哈貝瑪斯一九九九年強烈支持未經聯合國授權的科索沃戰爭之理由,完全適用於伊拉克戰爭,然而後來卻自相矛盾,出爾反爾地反美反霸。今年初,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的童世駿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學刊【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論哈貝馬斯對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不同態度〉,童世駿教授指出:哈貝瑪斯認為歐洲人所追求的跨國世界主義、普世人權,是通過開放式的討論,其基礎是互相尊重,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相反,美國宣揚的民主、人權,是走單邊主義而將自己意願強加於人。

全球一體化、美國化、自由貿易

在中國學人之間,無論是反戰派或者主戰派,哈貝瑪斯都被看成是反美學者。然而,綜觀哈貝瑪斯的著作,我發現到哈貝瑪斯其實並不反美,以推動全球一體化(globalization)為例,不少人批評所謂全球一體化,無非是將美國霸權合法化,相對於其他國家,美國在科技、經濟、文化影響力都佔有絕對優勢,往往美國鼓吹自由貿易,只是將有利自己的條約強迫他人接受。

但哈貝瑪斯為美國倡導自由貿易而辯護,他在〈歐洲民族國家與全球化的壓力〉中指出: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各國自願參與的結果,自由貿易的精神始於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主導的「一般關稅和貿易協定」(GATT),雖然美國「促成」了GATT的誕生,但是GATT並不是單邊主義式的強迫,而是通過很多國家長時間的磋商、協調。在〈跨國群集〉(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堶情A哈貝瑪斯接受全球一體化是由美國主導這現實,他指出,在全球化大趨勢之下,民族國家的重要性相對減低,但是,歐洲人卻對「美國化」之下的全球化深表憂慮,而這種反應令人們失去了對全球化有一個全面看法的機會。

多元化社會

對哈貝瑪斯來說,推行全球化、世界主義,跟容忍多元文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在【接納他人】一書中,哈貝瑪斯認為國家的憲法是政治文化的結晶,比起其他國家來說,美國的憲法及政治文化更能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和平共存。他甚至以美國為正面例子而批判歐洲國家的狹隘,他認為歐洲人應該學習美國對移民的態度,而不是學習法國、德國、荷蘭。他舉出歐洲人的態度為反面教材:荷蘭學者van de Kaa曾經發表一篇名為〈歐洲移民在歷史終站〉的文章,van de Kaa說:「西歐國家應該盡力防止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湧進來,工作証應該發給有特殊技能者,而這些技能又是社會所急需的,例如足球員、美國軟件專家、印度學者。」哈貝瑪斯慨嘆歐洲社會正在散佈仇外情緒,相反,美國社會接納移民,容許移民保留自己文化,移民融入主流社會或者是「美國化」,是通過自然的過程,但是,德國社會要求移民的「德國化」,卻好像當年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對待波蘭移民一樣,是霸王硬上弓。

筆者對哈貝瑪斯的分析很有同感,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我曾經與一位來自德國的學生交流,她說德國人的仇外情緒十分可怕,當一些新移民被人毆打、房子被燒掉的時候,圍觀者不但沒有伸手援助,反而拍手歡呼。在美國當然亦有少數民族和新移民被歧視的個案,但多數人都不認同肇事者所為。

戰後歐洲民主化

在〈由災難中學習〉堶情A哈貝瑪斯坦誠地、沉痛地檢討二十世紀歐洲承受的災難,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兩次大戰是因為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進入無序狀態,法國大革命之後發生了拿破崙戰爭,跟著是德意志民族主義統一運動,民族國家的猜忌、對立的高峰,就是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哈貝瑪斯將一七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界定為「漫長的十九世紀」,基本上,這時期歐洲的民族主義源於十八世紀的文化遺產。

哈貝瑪斯指出:一九四五年以美國為首的盟軍擊敗納粹德國,打破了歐洲的僵局,西德、日本、義大利這些一度利用民族主義的專制國家,被迫放棄了法西斯,甚至西班牙、葡萄牙亦逐漸民主化,對哈貝瑪斯而言,開明政治是普世精神,所有不是基於這普世精神的政權都缺乏合法基礎,而盟軍的勝利動搖了專制政治的不合法基礎,永遠地摧毀了專制文化牢不可破的神話。

當然,二戰之後歐洲民主化並非一帆風順,因為蘇聯東歐集團在旁邊虎視眈眈。美國與蘇聯的軍備競賽,成為了很多西歐人對美國反感的原因,一九八零年代列根總統籌劃在西歐部署潘興二型飛彈,用以抗衡蘇聯在東歐的核彈恫嚇,西歐因此而出現了大規模的反美示威,對西歐人來說,美國不是解放者、保護者,而是跟蘇聯在歐洲爭地盤的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哈貝瑪斯明白反美者的心境,他知道核武競賽令所有被捲入的國家長期處於恐懼狀態,但另一方面,哈貝瑪斯亦務實地指出:正是由於核子彈的威脅,所以冷戰始終是冷戰,而沒有變成「熱戰」(真槍實彈地幹起來)。現在回顧歷史,列根總統與戈爾巴喬夫最後達成裁減核武協議,是「通過兵行險著而來的自我克制」(high-risk process of self-domestication),到最後,蘇聯知道以自己的經濟實力,無法繼續與美國長期對峙,蘇聯帝國就此和平地自我崩潰。

哈貝瑪斯的論調,跟很多歷史學家對馬歇爾計劃、戰後歐洲重建、列根總統戰略的評價大同小異。然而,歷史不斷重複自己,現在不少南韓人亦認為美國不是解放者、保護者,而是導致南北韓分裂的霸權主義者,當年西歐人以為美國單方面撤走飛彈,歐洲就會享受和平。今天一些南韓人亦認為美國撤走駐軍,南北韓就會和解。

學生運動

其實,在八零年代西歐反核運動之前,六零年代末、七零年代初,西德和美國都相繼爆發了反建制、反政府的學生運動。哈貝瑪斯在【邁向一個理性社會:學生抗議、科學和政治】一書中指出:這些學生運動都是受到毛澤東和卡斯特羅的啟發,充滿了反美、反資本主義的色彩。然而,哈貝瑪斯卻如此評價那些德國學生:這些學生沒有經歷過納粹時代的痛苦或者戰後的掙扎,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政治迫害、經濟危機,也不知道在現存政治秩序以外,另一類選擇是什麼一回事,他們是戰後新生代,享受繁榮的經濟,卻不知道個人成長、社會運作是需要通過競爭,他們不明白為什麼在富裕社會中仍然有窮人。他對美國學生亦很不客氣:參與學生抗議運動的人都是資產階級的青年人、中產階級白種人,他們並不能代表工人階級、黑人、和發展中國家的人民。

哈貝瑪斯的分析十分有道理,社會理論家吉拉斯(Gouldner)曾經在其名著【新階級】中指出: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往往發動革命者是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應該說,階級鬥爭是「文化資產階級」對抗「經濟資產階級」,我認為,這種情況跟當時歐美學生運動有點相似,青年人發動抗衡建制,並不是因為承受著忍無可忍的政治迫害、經濟剝削,而是因為受過意識形態的洗禮。哈貝瑪斯以上的言論寫在一九七零年,現在重讀起來,我仍然覺得鏗鏘有聲。事實上,當年許多反美、反建制的憤怒青年,現在都已經進入了建制之中,當時放蕩不羈、披頭散髮的嬉皮士,現在是西裝革履的中產階級、企業家。

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戰爭

對美國和伊斯蘭極端主義之鬥爭,哈貝瑪斯的看法十分複雜,在【恐怖時代下的哲學】的採訪錄堶情A一方面哈貝瑪斯指出在阿富汗戰爭中,塔拉班落後的裝備與英美的強大軍力不成比例,前者被後者攻擊,造成一幅道德上令人厭惡的景象(a morally obscene sight),這使人聯想起阿富汗曾經受過殖民主義者侵略的歷史;但另一方面,英美有正當理由剷除這個殘暴的政權,塔拉班壓迫的不單是阿富汗婦女,而是全部阿富汗人民;而美國要求塔拉班交出賓拉登,亦是合理和合法,塔拉班卻拒絕了這個要求。哈貝瑪斯反過來質疑反對阿富汗戰爭的學者,他說許多批評阿富汗戰爭的人都採用了錯誤的分析方法,就是從戰略的實際後果著眼,哈貝瑪斯指出:分析這個案不但需要人類學、歷史學的知識,也需要軍事、政治知識,可惜,在軍事戰略上,許多學者無非是象牙塔內的所謂專家。

在【恐怖時代下的哲學】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理解,為什麼哈貝瑪斯支持北約干預科索沃戰爭,卻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帶著批判態度。他認為科索沃戰爭是一項「國際警察行動」,但是,他對布殊政府的單邊主義卻毫不認同,如你所料,哈貝瑪斯不滿意布殊政府要求美軍可以豁免於受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拒絕簽署生化武器條約、片面撕毀彈道飛彈條約等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

到底科索沃戰爭是否一項「國際警察行動」呢?其合法性又是否勝過伊拉克戰爭呢?這問題似乎還未有定論,其實,兩次戰爭都未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在伊拉克戰爭上,英國主戰,法國反戰,有趣的是,在巴爾幹危機中,英法立場剛剛對調,當時英國首相馬卓安(John Major)反對北約干涉科索沃,一份英國報章甚至說﹕「巴爾幹的戰火就像森林裡的野火,誰都撲不滅,只能砍出防火道不讓它蔓延,朽木燒光了自會停下來。」法國總統希拉克則主張干預,他甚至想撇開美國而採取單邊行動,只要求美國提供軍事情報。

概括地說,哈貝瑪斯並不反戰,而是反對沒有國際共識的單邊軍事行動。

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以為鼓吹普世性的民主、人權等價值,是美國思想的主流,而因著這種普世主義的思想,美國成為干涉他人內政的霸權主義;相反,歐洲後現代思想強調不同體系是無法溝通的(incommensurable),世界上沒有客觀真理、客觀現實、更遑論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

其實,哈貝瑪斯哲學中的世界主義色彩,遠遠超過美國主流的政治哲學。首先,哈貝瑪斯認為,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人們的身份認同不應該再局限於狹隘的民族主義,全球化將會打破國家的界限,歐盟的成立和壯大正彰顯了這種趨勢。在衝破民族界限的過程中,人們必須通過對話來建立普世價值,所以,哈貝瑪斯認為不同體系是可以溝通而達成共識。因著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原則,他支持北約向塞爾維亞開戰,採取武力解放阿爾巴尼亞人。

羅爾斯(John Rawls)是美國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學家,其著作【正義論】、【正義即是公平】……,是國際公認的經典,但是,羅爾斯強調他的「正義論」,只適用於一個民族國家,他沒有意思要將「美國正義」延伸到全世界;美國法學家兼倫理學家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曾經主張類似哈貝瑪斯的世界主義,但是她的世界主義卻受到大多數美國學者反對,例如知名邏輯論哲學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反之,支持努斯鮑姆的學者是印度人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

跟哈貝瑪斯聯署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哲學家羅蒂,既不是反美者,亦不是哈貝瑪斯式的世界主義者,相反,他崇尚愛國主義精神,一九九四年羅蒂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文章,鼓吹美國人應該重視美國精神、國家尊嚴。一九九八年,羅蒂出版了【實現我們的國家】(Achieving our country)一書,在書中他指摘那些跟隨歐洲哲學家海德格(M. Heidegger)、福柯(M. Foucault)的美國左派文人,將整個美國社會批判得一無是處,卻沒有提出任何方案去建立國家,他主張美國人應該在自己的歷史文化中發掘出精髓,而不是妄自菲薄。

其實,與其說美國與歐洲政治上的分歧是出自文化哲學上分歧,倒不如說理想和現實永遠存在著寬闊的鴻溝。哈貝瑪斯認為歐洲人所追求的跨國世界主義、普世人權,是通過開放式的討論,但曾幾何時,歐洲國家的力量如日中天時,歐洲卻向外實施自我中心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甚至將侵略、剝削美化為「白種人的負擔」,歐洲人又何曾與亞洲人、非洲人採取開放式的討論去求同存異呢?二次大戰之後,歐洲國家疲敝不堪,但法國並沒有主動放棄中南半島、阿爾及利亞,荷蘭亦不願意離開印尼,亞洲非洲殖民地得到獨立都要通過流血。哈貝瑪斯亦坦白地指出了一些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歐盟彷彿是世界主義理想的具體表現,但另一方面,歐洲人在接受弱勢社群、新移民、多元文化、推動國際自由貿易方面,卻又不如美國。

結語

在結語中我想強調兩點,第一,我並不是哈貝瑪斯專家,掛一漏萬在所難免;第二,我絕對沒有意思要將哈貝瑪斯的形象塑造成親美學者,事實上,哈貝瑪斯對美國有很多批判,反對布殊政府的單極世界即為一例。哈貝瑪斯是思想清晰的哲學家,他當然不會一股腦兒地全盤反美、或者全盤親美。任何國家都有功有過,哈貝瑪斯向美國的長處借鏡,這種態度是值得稱許的;今年羅蒂在亞歷桑那大學演講時指出:他對戰爭的立場,是按個別情況而定,他支持轟炸南斯拉夫、出兵阿富汗,但反對攻佔伊拉克,然而,羅蒂仍然是愛國主義者。同樣,哈貝瑪斯在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採取不同立場,也不能因此而判斷他是親美或者反美。哈貝瑪斯對美國不同的層面,有批判,亦有讚賞,更重要的是,他一直維持著跟美國人溝通的渠道,現在他是美國西北大學的客座教授。

反對布殊總統的某項政策,並不表示反對他所有政策,例如一些反戰的美國人,支持布殊對同性婚姻的否定態度;反對布殊總統,並不表示反對所有共和黨人,前總統列根的兒子對布殊的評價十分負面,但他卻擁護共和黨;反對共和黨,並不表示反對美國,例如拍攝【華氏九一一】這齣記錄片的摩爾(Moore),明顯地認同民主黨的戈爾,而完全不信任整個布殊政府的共和黨班底,但摩爾認為自己是為美國和世界人民請命。習慣了以一人、一黨代表國家的讀者,可能不大明白多元社會的複雜性,將哈貝瑪斯看為反美,也許是出自這種誤會。

200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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