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跟英美一個世紀的博弈

余創豪

  • 原載於世界日報周日專題2006年2月26日

最近伊朗和美國、歐盟、以色列關係緊張,伊朗新任總統揚言要「由地圖上抹除以色列」,又宣稱納粹屠殺猶太人是子烏虛有,並且不願在發展核武與否這問題上受國際監管,這使人聯想起幾年前伊朗前總統拉夫桑賈尼(Hashemi Rafsanjani)所說:只需一枚核子彈就可以毀滅以色列。

向來中國和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上都跟美國唱反調,但在伊朗問題上中俄都似乎對伊朗不耐煩,中國發表宣言,確定納粹屠殺猶太人是史實;俄羅斯國防部長愛雲洛夫(Sergei Ivanov)表示跟伊朗談判十分困難,因為他們的反應難以預測。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在二月四日通過歐盟提出的決議,將伊朗核問題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中國與俄羅斯也投了贊成票。

在過去幾年,傳播媒介對伊朗發展核武問題已有許多大篇幅的報導,筆者不打算重複這些資料,相反,這篇文章集中於討論過去一個世紀英美與伊朗的恩怨情仇,古語有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剖析歷史脈絡,並不是要合理化任何一方的行為,筆者想要指出:許多國家民族、宗教領袖、政壇人物令人費解的言行,都要放在錯綜複雜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去解讀,無論背後的原因是否合理,深刻理解是有助於解決問題。

羅斯福、杜魯門被視為伊朗的保護者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納粹主義在德國興起,伊朗公開地表示支持希特勒。以現代人眼光來看,伊朗當時的親法西斯態度好像是匪夷所思,不過,值得留意的是,由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期,英國帝國主義在全球拓展殖民地,一九零七年,英國和俄羅斯甚至要瓜分伊朗;而二十世紀初期,蘇聯國際共產運動亦如火如荼,英蘇都對伊朗構成極大威脅,如是者,同時對英國和蘇聯開戰的納粹德國,彷彿是伊朗的最佳盟友,納粹主義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希特勒認為全世界最優秀的人種是「亞里安人」(Aryan),為了爭取這中東盟友,希特勒說伊朗的波斯人種也屬於亞里安。

英國與蘇聯害怕伊朗的石油會落在德國手上,於是先發制人,共同出兵佔領伊朗,伊朗國王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求救,羅斯福並沒有因為伊朗傾向納粹德國而將他妖魔化,羅斯福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威爾遜總統提倡的「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原則,他回答伊朗國王,指出英國和蘇聯的行動是錯誤的,可是,當務之急是對付軸心國,美國仍然需要英國和蘇聯這兩位盟友,所以暫時不能幫忙。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羅斯福、邱吉爾、史太林三巨頭在伊朗德黑蘭舉行會議,商討戰後的世界格局,羅斯福堅持大戰結束之後,英蘇軍隊應該在六個月之內撤出伊朗,並且要保存伊朗領土完整、尊重伊朗獨立主權。

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之後,英國遵守退兵承諾,但蘇聯軍隊仍然留在伊朗,企圖將勢力伸展至中東,當時羅斯福已經逝世,繼任的杜魯門總統向蘇聯施加壓力,蘇聯不敢得罪全球唯一擁有原子武器的美國,最後蘇軍完全撤出伊朗。為此之故,伊朗人對美國產生好感。

一九五三年英美策動政變

但是,這蜜月期只維持了十年,一九五三年英美在伊朗策動政變,從此展開了伊朗人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仇恨和不信任。當時英國公司控制了伊朗的石油資源,一九五一年,伊朗首相莫薩德克(Mossadegh)嘗試跟英國公司談判,爭取伊朗人的合理權益,但英國公司拒絕讓伊朗在石油生產量、什麼時候產油、石油賣給什麽國家這些事上有決策權,莫薩德克眼見談判破裂,於是決心將伊朗石油資源國有化。英國商人要求英國政府干預,二次大戰之後,英國之國力已大不如前,遂要求美國政府介入,但是杜魯門秉承羅斯福政策,不願意侵犯伊朗主權。當時英國波斯專家林頓(Ann Lambton)發表文章批評美國,她說美國人沒有經驗和「心理深度」(psychological insight)理解伊朗人,她主張英國應該說服美國放棄談判會解決問題的幻想。

英國在華盛頓進行游說,要求美國停止對伊朗發放二千五百萬美元貸款,並且在美國報章插入反莫薩德克的文章,例如說莫薩德克是一個「悲劇性的科學怪人」(tragic Frankenstein),英國又指責莫薩德克傾向蘇聯,這一著終於剌激了美國的神經。一九五二年艾森豪繼任杜魯門成為美國總統,杜魯門在朝鮮戰場打大規模會戰,他又拒絕以陰謀推翻他國政府,但艾森豪不贊成這兩種政策,他認為傳統的常規戰爭過於消耗人力物力,派遣中央情報局(CIA)在海外進行顛覆活動,是比較省力的戰略,艾森豪相信莫薩德克會成為蘇聯在中東地區的代理人。於是乎,一九五三年英國軍情六處(MI6)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攜手合作,借助伊朗反莫薩德克的勢力,推翻了莫薩德克,將統治權力移交予親西方的國王巴列維(Pahavi),巴列維得勢之後,對伊朗進行了極權統治二十六年。

當時冷戰剛剛開始,艾森豪政府和美國人民對蘇聯存著恐懼,在對抗國際共產運動的大前提下,艾森豪改變了自威爾遜至杜魯門半個世紀以來尊重民族自決的原則,可是,雖然莫薩德克親蘇,但沒有跡象顯示伊朗會全面倒向蘇聯,艾森豪這一著不但沒有影響冷戰的大局,而且把羅斯福、杜魯門所塑造出的正面美國形象完全摧毀,一九五三年的政治顛覆,令伊朗人覺得美國和英國帝國主義無非是一鼻孔出氣。

巴列維極權統治與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

巴列維統治伊朗,美國在中東地區得到一個堅定的盟友,但美國其實為自己種下了禍根,巴列維鎮壓異見分子,是招致伊朗人反感的原因之一,但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巴列維開放伊朗給西方世界世俗化、物質化的生活方式,容許賭博、喝酒、暴露衣著 這些被伊斯蘭視為眼中釘的腐敗東西滲透伊朗社會,巴列維認為某些伊斯蘭中古時期的習俗是現代化絆腳石,因此他下令警察阻止婦女戴上面紗,這做法令穆斯林深痛惡絕,伊朗人將這一切都算在美國頭上,認為美國要故意消滅穆斯林的傳統文化。

伊朗人這種仇外意識其來有自,在歷史堶情A希臘亞歷山大大帝、阿拉伯人、成吉思汗和蒙古大軍、英國、蘇聯都先後入侵過伊朗,不過,跟許多其他民族一般,伊朗人沒有留心波斯帝國侵略鄰邦的歷史。中國儒家文化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伊朗的伊斯蘭文化卻並不採取這種進路,伊朗文化的反省程序並不是由個人開始,伊朗人認為社會的腐敗根源是源自個人以外的世界因素。流亡海外的伊朗宗教領袖高美尼不斷號召人民起來除掉巴列維這「外來」的惡魔,一九七八至七九年伊朗終於爆發了革命,巴列維倉皇出國,伊朗由王室統治轉向了高美尼的神權統治,並且宣稱美國是「大撒旦」(大魔鬼)。

很多美國學者都同意巴列維是獨裁者,但卻並不同意美國要對巴列維極權統治負大部分責任,跟許多極權國家一樣,巴列維政府不單封鎖海外消息流向國內,而且提供虛假消息予美國,更加阻止美國人了解伊朗社會民情,例如在巴列維統治期間,美國駐伊朗大使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說自己曾經在市場接觸伊朗的平民百姓,但都受到警察制止,每一次他嘗試以不同渠道探察民情,結果都釀成「災難」。

矛盾的是,高美尼指責美國是「大撒旦」,但是在一九九零年期間,卻有大概十萬伊朗人移民到美國,現居美國的伊朗文學家娜法絲(Azar Nasifi)就是其中一位流亡者,她指出:一九七九年以前,伊朗女性可以投票,在國會中有不少女性議員,有兩位部長是女人,其中一位是娜法絲從前的中學校長。革命之後,她的前校長被處決;二零零三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伊朗人權分子Shirin Ebadi,在革命之前是伊朗第一個女法官,一九七九年她被迫辭職。

娜法絲又指出:革命之後,古時的Sharia法律重新被搬出來,所謂Sharia法,就是用石頭扔死犯了「姦淫」罪的人。那些「道德巡邏隊」(moral patrols)偵騎四出,女性若塗口紅,沒有披上頭紗,男女若手牽手、甚至只是坐在一起,就會受到嚴厲懲罰。娜法絲的西式裝扮就是罪証,她被當成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女性失去了幾乎所有權利,在巴士上面,男女乘客需要分開坐,女人不但要披上頭紗,還要用厚身或者寬鬆的衣服遮蓋曲線,女人甚至不可吃雪糕,因為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女人是男人的試探尤物,所以一切具有誘惑性、挑逗性的外觀和動作都不容許。新政府成立之後,女性法定的適婚年齡由十八歲降至九歲,男人可以有四個太太,如果四個不夠,他還可以娶「臨時老婆」,所謂「臨時老婆」,是簽約之後女性為男人提供性服務一段時間,那段時間可以由幾秒鐘至幾十年,娜法絲不客氣地指斥這無非是「合法娼妓」。

伊朗美國領使館人質事件

眾所周知,一九七九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伊朗美國領使館人質事件,卡達政府容許流亡的巴列維進入美國境內就醫,當時巴列維的確已經病入膏肓(一年後他在埃及病逝),但伊朗新政府懷疑巴列維以就醫作為掩飾,準備跟美國政府商討怎樣重演一九五三年的顛覆活動,伊朗政府要求派醫生到美國為巴列維檢驗病情,但美國政府拒絕。憤怒的伊朗人在政府默許之下衝進美國領使館,挾持了五十二名領使館工作人員四百四十四天。

卡達總統在危機開始之際,並沒有馬上跟伊朗斷絕外交關係,也沒有實施經濟制裁,更不贊成採取軍事行動,他希望通過談判將紛爭解決,可是拖了半年,人質仍無歸期,最後卡達批准軍事行動,可惜出發期間發生直升機意外,八名美軍出師未捷身先死,拯救人質行動亦告吹了。一九八一年列根總統剛剛上任,伊朗才釋放所有人質。

這事件深遠地影響了美國人民對穆斯林的觀感,甚至可以說令美國對外政策改變了方向。一名被釋放的人質說:挾持者經常對他進行精神虐待,他們強迫自己承認是美國間緤,否則要對他殘障的兒子不利。無論如何,「兩國交鋒,不斬來使」是文明國家的國際慣例,伊朗此舉令美國懷疑能否以純理性方法對付不講道理的人。

而且,卡達無法迅速地解決人質事件,令美國蒙受羞辱,促使了美國走向鷹派路線。一九七零年代歷史學家稱之為美國的「有限時代」(Age of limits),在這期間,美國經歷了水門事件、石油危機、傳媒揭露出中央情報局在海外的卑鄙手段、福特政府無法控制通貨膨脹和高企的失業率、北越攻下西貢、波爾布特推翻親美的龍諾政權、日本新興經濟實力挑戰美國,三大汽車廠之一的克萊斯勒(Chrysler)面臨倒閉 ,美國人民逐漸對自己政府、甚至整個制度失去信心,卡達以「冷門」在大選中獲勝,正是由於美國人期待改革,卡達對人民承諾:「我永不會對你們說謊。」在對外政策方面,卡達禁止中央情報局在海外濫用權力,推行「人權外交」。

天普大學(Tempe University)教授費伯(David Farber)說:卡達真誠地信仰基督教,如果智慧與道德是領袖的充分條件,那麼卡達應該是一個偉大的總統,但現實卻並非如此;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說:領事館人質危機並不是始於一九七九年,而是一九七六年卡達上任之時,他暗示卡達的軟弱縱容到伊朗激進派肆無忌憚。伊朗美國領使館人質事件,和幾乎同一時間發生的蘇聯入侵阿富汗,令美國人民對軟弱的卡達極之失望;一九八一年五月【紐約時報】慨嘆:人質事件令美國好像「一個小丑」。卡達的鴿派路線只是曇花一現,代之而起的是列根的鐵腕政策。

列根政府與伊朗

列根的主要敵人是蘇聯,對伊朗的行動並沒如口頭上那麼強硬,在一九八零年代黎巴嫩陷入內戰,而以色列和敘利亞亦先後介入,信仰什葉派的黎巴嫩真主黨(Hezbullah)和伊朗關係密切,那時期許多旅居黎巴嫩的美國人遭受真主黨綁架,列根堅決表示不會跟恐怖分子談判。但實際上,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美國政府通過以色列和伊朗磋商,美國希望伊朗運用她對真主黨的影響力,令真主黨釋放人質,美國回報伊朗的方法是售賣武器給伊朗,起初這政策似乎收效,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兩名美國人質先後獲釋,可是,不旋腫又再有美國人被綁架,美國政府感到這政策好像是鼓勵恐怖主義。

這祕密軍售後來引發起軒然大波,列根極想鏟除蘇聯和古巴所扶植的尼瓜拉瓜左派政府,一九八三、八四年國會卻通過法例,禁止列根政府向尼瓜拉瓜反政府游擊隊提供任何援助。然而,中央情報局卻將售賣武器給伊朗賺取的金錢,祕密地轉移給尼瓜拉瓜反政府游擊隊。事件曝光之後,列根起初否認知道這項計劃,後來有確鑿証據顯示他親自批准計劃,列根只有向公眾承認錯誤。

和許多意識形態很強的國家一般,伊朗革命成功之後,高美尼向中東地區輸出什葉派革命,在巴林、科威特、沙地阿拉伯、伊拉克、吉特 進行顛覆活動。伊拉克人口堶惘釵吨壑坐誘Q以上是什葉派信徒,但執政黨是遜尼派,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懼怕什葉派革命會一觸即發,加上他有野心,一九八零年伊拉克便攻擊伊朗,展開了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當時大部分波斯灣國家都支持伊拉克,包括後來被薩達姆侵略的科威特,一來伊朗人是波斯人,阿拉伯人自然聯成一氣,二來什葉派革命危害到以遜尼派為主的伊斯蘭國家。

列根政府不但沒有與伊朗改善關係,而且在兩伊戰爭期間更觸怒伊朗。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列根政府向伊拉克提供情報和少量援助,在戰爭期間薩達姆使用化學武器對付伊朗軍隊,美國卻不置一詞。

伊朗仇美意識在一九八八年達至沸點,在兩伊戰爭期間,列根政府為了保持石油運輸暢通無阻,所以派遣戰艦到波斯灣巡邏。一九八七年一艘游戈於波斯灣的美國戰艦被伊拉克戰鬥機誤炸,三十六名美軍喪生;一九八八年七月美國戰艦永勝號(Vincennes)的官兵以為一艘伊朗民航機是來意不善的戰鬥機,為了避免重蹈一年前之覆轍,結果開火將它擊落。伊朗譴責美國舉動野蠻,美國向伊朗死難者家屬賠償了六千萬,但並沒有道歉或者承認錯誤。事件發生三年之後,美國海軍承認當時永勝號侵入了伊朗水域,二零零三年海牙國際法庭裁定在此事件中美國海軍違反國際法。

【撒旦詩篇】與格殺令

正當伊朗因著民航機被擊落事件而得到國際社會同情之際,高美尼卻一手自我抹黑。一九八八年印度裔英籍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出版了極具爭議性的小說【撒旦詩篇】(Satanic Verses),在書中他含沙射影地諷刺穆罕默德,一九八九年二月高美尼頒佈了格殺令,他宣佈魯西迪侮辱伊斯蘭,罪該萬死,因此,他懸紅三百萬美元,呼籲穆斯林幹掉那個不信者。英國政府派人保護魯西迪,從此之後,魯西迪過著躲躲藏藏的生活。魯西迪沒有被殺,但很多人卻因為【撒旦詩篇】而死,例如翻譯【撒旦詩篇】成為日文的日本人在東京被殺,譯義大利文版的義大利人在米蘭被刺,出版這本書的挪威出版商人在奧斯陸被槍擊,在土耳其,有三十七人在反【撒旦詩篇】暴動中被燒死。

高美尼逝世之後,魯西迪發表文章向穆斯林道歉,但伊朗教士拒絕收回格殺令,一九九七年伊朗甚至將懸紅由三百萬美元增加到六百萬,一年之後伊朗政府為了改善與英國的關係,終於取消了格殺令。

伊朗為什麼會有這種以言論入人死罪的做法呢?須知道,伊朗什葉派具有深厚的正統意識和以刺殺維護信仰的傳統,例如十一世紀伊朗北部有一支屬於什葉派的「刺客」教派(Hashshashin),現今「刺客」(Assassin)這個名字正是源自刺客教派,刺客教派以維護伊斯蘭正统為己任,經常四出行刺遜尼派和其他伊斯蘭教派的「異端」,直到蒙古大軍西征時,刺客教派才被消滅。

結語

最近伊朗的言行似乎非理性和激進,但骨子堨i能十分務實。九一一事件之後,伊朗曾經協助布殊政府打擊阿富汗塔垃班,可是,二零零二年布殊卻指摘伊朗是「邪惡軸心」之一,不消說,伊朗對美國的敵意越來越深。但鑑於強弱懸殊,伊朗必須要有一套戰略。伊朗明知道布殊政府在中東推動「政權轉變」(regime change),所以與其坐以待斃,不若也擺出強硬姿態。

在博弈論(game theory)堶情A有一個遊戲名為「懦夫和英雄」(chicken and hero):兩個司機駕駛兩部汽車迎頭相撞,如果甲司機表現「瘋狂」,乙司機猜測對方可能會不怕死而繼續衝刺,如是者,乙司機會扭軚退避而成為「懦夫」,甲司機則勇往直前而成為「英雄」。換言之,在某些鬥爭堶情A看似最非理性的舉動,其實是最理性計算的選擇。玩這個遊戲的竅門,就是要準確地知道對方想什麼,知道對方的底牌、底線。

以博弈論來看一九七九年人質事件,伊朗成功之處就是她摸到了卡達的底牌,如果美國也瘋狂地綁架幾十名伊朗人來交換人質,伊朗根本不敢玩這個遊戲,伊朗不單只明白卡達會顧及大國體面,而且亦不會採取斷然行動。但另一方面,卡達完全不知道伊朗的底牌是甚麼。開首提及,俄羅斯國防部長愛雲洛夫表示伊朗的反應「難以預測」,這種莫測高深正是伊朗面對強國壓力下的生存之道。

 

200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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