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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跟英美一個世紀的博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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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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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世界日報周日專題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６日
最近伊朗和美國、歐盟、以色列關係緊張，伊朗新任總統揚言要「由地圖上抹除以色列」，又宣稱納粹屠殺猶太人是子烏虛有，並且不願在發展核武與否這問題上受國際監管，這使人聯想起幾年前伊朗前總統拉夫桑賈尼（Hashemi Rafsanjani）所說：只需一枚核子彈就可以毀滅以色列。
向來中國和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上都跟美國唱反調，但在伊朗問題上中俄都似乎對伊朗不耐煩，中國發表宣言，確定納粹屠殺猶太人是史實；俄羅斯國防部長愛雲洛夫（Sergei Ivanov）表示跟伊朗談判十分困難，因為他們的反應難以預測。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在二月四日通過歐盟提出的決議，將伊朗核問題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中國與俄羅斯也投了贊成票。
在過去幾年，傳播媒介對伊朗發展核武問題已有許多大篇幅的報導，筆者不打算重複這些資料，相反，這篇文章集中於討論過去一個世紀英美與伊朗的恩怨情仇，古語有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剖析歷史脈絡，並不是要合理化任何一方的行為，筆者想要指出：許多國家民族、宗教領袖、政壇人物令人費解的言行，都要放在錯綜複雜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去解讀，無論背後的原因是否合理，深刻理解是有助於解決問題。
羅斯福、杜魯門被視為伊朗的保護者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納粹主義在德國興起，伊朗公開地表示支持希特勒。以現代人眼光來看，伊朗當時的親法西斯態度好像是匪夷所思，不過，值得留意的是，由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期，英國帝國主義在全球拓展殖民地，一九零七年，英國和俄羅斯甚至要瓜分伊朗；而二十世紀初期，蘇聯國際共產運動亦如火如荼，英蘇都對伊朗構成極大威脅，如是者，同時對英國和蘇聯開戰的納粹德國，彷彿是伊朗的最佳盟友，納粹主義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希特勒認為全世界最優秀的人種是「亞里安人」（Aryan），為了爭取這中東盟友，希特勒說伊朗的波斯人種也屬於亞里安。
英國與蘇聯害怕伊朗的石油會落在德國手上，於是先發制人，共同出兵佔領伊朗，伊朗國王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求救，羅斯福並沒有因為伊朗傾向納粹德國而將他妖魔化，羅斯福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威爾遜總統提倡的「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原則，他回答伊朗國王，指出英國和蘇聯的行動是錯誤的，可是，當務之急是對付軸心國，美國仍然需要英國和蘇聯這兩位盟友，所以暫時不能幫忙。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羅斯福、邱吉爾、史太林三巨頭在伊朗德黑蘭舉行會議，商討戰後的世界格局，羅斯福堅持大戰結束之後，英蘇軍隊應該在六個月之內撤出伊朗，並且要保存伊朗領土完整、尊重伊朗獨立主權。
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之後，英國遵守退兵承諾，但蘇聯軍隊仍然留在伊朗，企圖將勢力伸展至中東，當時羅斯福已經逝世，繼任的杜魯門總統向蘇聯施加壓力，蘇聯不敢得罪全球唯一擁有原子武器的美國，最後蘇軍完全撤出伊朗。為此之故，伊朗人對美國產生好感。
一九五三年英美策動政變
但是，這蜜月期只維持了十年，一九五三年英美在伊朗策動政變，從此展開了伊朗人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仇恨和不信任。當時英國公司控制了伊朗的石油資源，一九五一年，伊朗首相莫薩德克（Mossadegh）嘗試跟英國公司談判，爭取伊朗人的合理權益，但英國公司拒絕讓伊朗在石油生產量、什麼時候產油、石油賣給什麽國家這些事上有決策權，莫薩德克眼見談判破裂，於是決心將伊朗石油資源國有化。英國商人要求英國政府干預，二次大戰之後，英國之國力已大不如前，遂要求美國政府介入，但是杜魯門秉承羅斯福政策，不願意侵犯伊朗主權。當時英國波斯專家林頓（Ann Lambton）發表文章批評美國，她說美國人沒有經驗和「心理深度」（psychological insight）理解伊朗人，她主張英國應該說服美國放棄談判會解決問題的幻想。
英國在華盛頓進行游說，要求美國停止對伊朗發放二千五百萬美元貸款，並且在美國報章插入反莫薩德克的文章，例如說莫薩德克是一個「悲劇性的科學怪人」（tragic Frankenstein），英國又指責莫薩德克傾向蘇聯，這一著終於剌激了美國的神經。一九五二年艾森豪繼任杜魯門成為美國總統，杜魯門在朝鮮戰場打大規模會戰，他又拒絕以陰謀推翻他國政府，但艾森豪不贊成這兩種政策，他認為傳統的常規戰爭過於消耗人力物力，派遣中央情報局（CIA）在海外進行顛覆活動，是比較省力的戰略，艾森豪相信莫薩德克會成為蘇聯在中東地區的代理人。於是乎，一九五三年英國軍情六處（MI6）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攜手合作，借助伊朗反莫薩德克的勢力，推翻了莫薩德克，將統治權力移交予親西方的國王巴列維（Pahavi），巴列維得勢之後，對伊朗進行了極權統治二十六年。
當時冷戰剛剛開始，艾森豪政府和美國人民對蘇聯存著恐懼，在對抗國際共產運動的大前提下，艾森豪改變了自威爾遜至杜魯門半個世紀以來尊重民族自決的原則，可是，雖然莫薩德克親蘇，但沒有跡象顯示伊朗會全面倒向蘇聯，艾森豪這一著不但沒有影響冷戰的大局，而且把羅斯福、杜魯門所塑造出的正面美國形象完全摧毀，一九五三年的政治顛覆，令伊朗人覺得美國和英國帝國主義無非是一鼻孔出氣。
巴列維極權統治與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
巴列維統治伊朗，美國在中東地區得到一個堅定的盟友，但美國其實為自己種下了禍根，巴列維鎮壓異見分子，是招致伊朗人反感的原因之一，但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巴列維開放伊朗給西方世界世俗化、物質化的生活方式，容許賭博、喝酒、暴露衣著 … 這些被伊斯蘭視為眼中釘的腐敗東西滲透伊朗社會，巴列維認為某些伊斯蘭中古時期的習俗是現代化絆腳石，因此他下令警察阻止婦女戴上面紗，這做法令穆斯林深痛惡絕，伊朗人將這一切都算在美國頭上，認為美國要故意消滅穆斯林的傳統文化。
伊朗人這種仇外意識其來有自，在歷史裏面，希臘亞歷山大大帝、阿拉伯人、成吉思汗和蒙古大軍、英國、蘇聯都先後入侵過伊朗，不過，跟許多其他民族一般，伊朗人沒有留心波斯帝國侵略鄰邦的歷史。中國儒家文化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伊朗的伊斯蘭文化卻並不採取這種進路，伊朗文化的反省程序並不是由個人開始，伊朗人認為社會的腐敗根源是源自個人以外的世界因素。流亡海外的伊朗宗教領袖高美尼不斷號召人民起來除掉巴列維這「外來」的惡魔，一九七八至七九年伊朗終於爆發了革命，巴列維倉皇出國，伊朗由王室統治轉向了高美尼的神權統治，並且宣稱美國是「大撒旦」（大魔鬼）。
很多美國學者都同意巴列維是獨裁者，但卻並不同意美國要對巴列維極權統治負大部分責任，跟許多極權國家一樣，巴列維政府不單封鎖海外消息流向國內，而且提供虛假消息予美國，更加阻止美國人了解伊朗社會民情，例如在巴列維統治期間，美國駐伊朗大使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說自己曾經在市場接觸伊朗的平民百姓，但都受到警察制止，每一次他嘗試以不同渠道探察民情，結果都釀成「災難」。
矛盾的是，高美尼指責美國是「大撒旦」，但是在一九九零年期間，卻有大概十萬伊朗人移民到美國，現居美國的伊朗文學家娜法絲（Azar Nasifi）就是其中一位流亡者，她指出：一九七九年以前，伊朗女性可以投票，在國會中有不少女性議員，有兩位部長是女人，其中一位是娜法絲從前的中學校長。革命之後，她的前校長被處決；二零零三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伊朗人權分子Shirin Ebadi，在革命之前是伊朗第一個女法官，一九七九年她被迫辭職。
娜法絲又指出：革命之後，古時的Sharia法律重新被搬出來，所謂Sharia法，就是用石頭扔死犯了「姦淫」罪的人。那些「道德巡邏隊」（moral patrols）偵騎四出，女性若塗口紅，沒有披上頭紗，男女若手牽手、甚至只是坐在一起，就會受到嚴厲懲罰。娜法絲的西式裝扮就是罪証，她被當成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女性失去了幾乎所有權利，在巴士上面，男女乘客需要分開坐，女人不但要披上頭紗，還要用厚身或者寬鬆的衣服遮蓋曲線，女人甚至不可吃雪糕，因為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女人是男人的試探尤物，所以一切具有誘惑性、挑逗性的外觀和動作都不容許。新政府成立之後，女性法定的適婚年齡由十八歲降至九歲，男人可以有四個太太，如果四個不夠，他還可以娶「臨時老婆」，所謂「臨時老婆」，是簽約之後女性為男人提供性服務一段時間，那段時間可以由幾秒鐘至幾十年，娜法絲不客氣地指斥這無非是「合法娼妓」。
伊朗美國領使館人質事件
眾所周知，一九七九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伊朗美國領使館人質事件，卡達政府容許流亡的巴列維進入美國境內就醫，當時巴列維的確已經病入膏肓（一年後他在埃及病逝），但伊朗新政府懷疑巴列維以就醫作為掩飾，準備跟美國政府商討怎樣重演一九五三年的顛覆活動，伊朗政府要求派醫生到美國為巴列維檢驗病情，但美國政府拒絕。憤怒的伊朗人在政府默許之下衝進美國領使館，挾持了五十二名領使館工作人員四百四十四天。
卡達總統在危機開始之際，並沒有馬上跟伊朗斷絕外交關係，也沒有實施經濟制裁，更不贊成採取軍事行動，他希望通過談判將紛爭解決，可是拖了半年，人質仍無歸期，最後卡達批准軍事行動，可惜出發期間發生直升機意外，八名美軍出師未捷身先死，拯救人質行動亦告吹了。一九八一年列根總統剛剛上任，伊朗才釋放所有人質。
這事件深遠地影響了美國人民對穆斯林的觀感，甚至可以說令美國對外政策改變了方向。一名被釋放的人質說：挾持者經常對他進行精神虐待，他們強迫自己承認是美國間緤，否則要對他殘障的兒子不利。無論如何，「兩國交鋒，不斬來使」是文明國家的國際慣例，伊朗此舉令美國懷疑能否以純理性方法對付不講道理的人。
而且，卡達無法迅速地解決人質事件，令美國蒙受羞辱，促使了美國走向鷹派路線。一九七零年代歷史學家稱之為美國的「有限時代」（Age of limits），在這期間，美國經歷了水門事件、石油危機、傳媒揭露出中央情報局在海外的卑鄙手段、福特政府無法控制通貨膨脹和高企的失業率、北越攻下西貢、波爾布特推翻親美的龍諾政權、日本新興經濟實力挑戰美國，三大汽車廠之一的克萊斯勒（Chrysler）面臨倒閉 … ，美國人民逐漸對自己政府、甚至整個制度失去信心，卡達以「冷門」在大選中獲勝，正是由於美國人期待改革，卡達對人民承諾：「我永不會對你們說謊。」在對外政策方面，卡達禁止中央情報局在海外濫用權力，推行「人權外交」。
天普大學（Tempe University）教授費伯（David Farber）說：卡達真誠地信仰基督教，如果智慧與道德是領袖的充分條件，那麼卡達應該是一個偉大的總統，但現實卻並非如此；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說：領事館人質危機並不是始於一九七九年，而是一九七六年卡達上任之時，他暗示卡達的軟弱縱容到伊朗激進派肆無忌憚。伊朗美國領使館人質事件，和幾乎同一時間發生的蘇聯入侵阿富汗，令美國人民對軟弱的卡達極之失望；一九八一年五月【紐約時報】慨嘆：人質事件令美國好像「一個小丑」。卡達的鴿派路線只是曇花一現，代之而起的是列根的鐵腕政策。
列根政府與伊朗
列根的主要敵人是蘇聯，對伊朗的行動並沒如口頭上那麼強硬，在一九八零年代黎巴嫩陷入內戰，而以色列和敘利亞亦先後介入，信仰什葉派的黎巴嫩真主黨（Hezbullah）和伊朗關係密切，那時期許多旅居黎巴嫩的美國人遭受真主黨綁架，列根堅決表示不會跟恐怖分子談判。但實際上，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美國政府通過以色列和伊朗磋商，美國希望伊朗運用她對真主黨的影響力，令真主黨釋放人質，美國回報伊朗的方法是售賣武器給伊朗，起初這政策似乎收效，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兩名美國人質先後獲釋，可是，不旋腫又再有美國人被綁架，美國政府感到這政策好像是鼓勵恐怖主義。
這祕密軍售後來引發起軒然大波，列根極想鏟除蘇聯和古巴所扶植的尼瓜拉瓜左派政府，一九八三、八四年國會卻通過法例，禁止列根政府向尼瓜拉瓜反政府游擊隊提供任何援助。然而，中央情報局卻將售賣武器給伊朗賺取的金錢，祕密地轉移給尼瓜拉瓜反政府游擊隊。事件曝光之後，列根起初否認知道這項計劃，後來有確鑿証據顯示他親自批准計劃，列根只有向公眾承認錯誤。
和許多意識形態很強的國家一般，伊朗革命成功之後，高美尼向中東地區輸出什葉派革命，在巴林、科威特、沙地阿拉伯、伊拉克、吉特 … 進行顛覆活動。伊拉克人口裏面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什葉派信徒，但執政黨是遜尼派，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懼怕什葉派革命會一觸即發，加上他有野心，一九八零年伊拉克便攻擊伊朗，展開了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當時大部分波斯灣國家都支持伊拉克，包括後來被薩達姆侵略的科威特，一來伊朗人是波斯人，阿拉伯人自然聯成一氣，二來什葉派革命危害到以遜尼派為主的伊斯蘭國家。
列根政府不但沒有與伊朗改善關係，而且在兩伊戰爭期間更觸怒伊朗。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列根政府向伊拉克提供情報和少量援助，在戰爭期間薩達姆使用化學武器對付伊朗軍隊，美國卻不置一詞。
伊朗仇美意識在一九八八年達至沸點，在兩伊戰爭期間，列根政府為了保持石油運輸暢通無阻，所以派遣戰艦到波斯灣巡邏。一九八七年一艘游戈於波斯灣的美國戰艦被伊拉克戰鬥機誤炸，三十六名美軍喪生；一九八八年七月美國戰艦永勝號（Vincennes）的官兵以為一艘伊朗民航機是來意不善的戰鬥機，為了避免重蹈一年前之覆轍，結果開火將它擊落。伊朗譴責美國舉動野蠻，美國向伊朗死難者家屬賠償了六千萬，但並沒有道歉或者承認錯誤。事件發生三年之後，美國海軍承認當時永勝號侵入了伊朗水域，二零零三年海牙國際法庭裁定在此事件中美國海軍違反國際法。
【撒旦詩篇】與格殺令
正當伊朗因著民航機被擊落事件而得到國際社會同情之際，高美尼卻一手自我抹黑。一九八八年印度裔英籍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出版了極具爭議性的小說【撒旦詩篇】（Satanic Verses），在書中他含沙射影地諷刺穆罕默德，一九八九年二月高美尼頒佈了格殺令，他宣佈魯西迪侮辱伊斯蘭，罪該萬死，因此，他懸紅三百萬美元，呼籲穆斯林幹掉那個不信者。英國政府派人保護魯西迪，從此之後，魯西迪過著躲躲藏藏的生活。魯西迪沒有被殺，但很多人卻因為【撒旦詩篇】而死，例如翻譯【撒旦詩篇】成為日文的日本人在東京被殺，譯義大利文版的義大利人在米蘭被刺，出版這本書的挪威出版商人在奧斯陸被槍擊，在土耳其，有三十七人在反【撒旦詩篇】暴動中被燒死。
高美尼逝世之後，魯西迪發表文章向穆斯林道歉，但伊朗教士拒絕收回格殺令，一九九七年伊朗甚至將懸紅由三百萬美元增加到六百萬，一年之後伊朗政府為了改善與英國的關係，終於取消了格殺令。
伊朗為什麼會有這種以言論入人死罪的做法呢？須知道，伊朗什葉派具有深厚的正統意識和以刺殺維護信仰的傳統，例如十一世紀伊朗北部有一支屬於什葉派的「刺客」教派（Hashshashin），現今「刺客」（Assassin）這個名字正是源自刺客教派，刺客教派以維護伊斯蘭正统為己任，經常四出行刺遜尼派和其他伊斯蘭教派的「異端」，直到蒙古大軍西征時，刺客教派才被消滅。
結語
最近伊朗的言行似乎非理性和激進，但骨子裏可能十分務實。九一一事件之後，伊朗曾經協助布殊政府打擊阿富汗塔垃班，可是，二零零二年布殊卻指摘伊朗是「邪惡軸心」之一，不消說，伊朗對美國的敵意越來越深。但鑑於強弱懸殊，伊朗必須要有一套戰略。伊朗明知道布殊政府在中東推動「政權轉變」（regime change），所以與其坐以待斃，不若也擺出強硬姿態。
在博弈論（game theory）裏面，有一個遊戲名為「懦夫和英雄」（chicken and hero）：兩個司機駕駛兩部汽車迎頭相撞，如果甲司機表現「瘋狂」，乙司機猜測對方可能會不怕死而繼續衝刺，如是者，乙司機會扭軚退避而成為「懦夫」，甲司機則勇往直前而成為「英雄」。換言之，在某些鬥爭裏面，看似最非理性的舉動，其實是最理性計算的選擇。玩這個遊戲的竅門，就是要準確地知道對方想什麼，知道對方的底牌、底線。
以博弈論來看一九七九年人質事件，伊朗成功之處就是她摸到了卡達的底牌，如果美國也瘋狂地綁架幾十名伊朗人來交換人質，伊朗根本不敢玩這個遊戲，伊朗不單只明白卡達會顧及大國體面，而且亦不會採取斷然行動。但另一方面，卡達完全不知道伊朗的底牌是甚麼。開首提及，俄羅斯國防部長愛雲洛夫表示伊朗的反應「難以預測」，這種莫測高深正是伊朗面對強國壓力下的生存之道。
200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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