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失誤的責任問題

余創豪

自從負責在伊拉克搜尋武器的大衛凱利,宣稱薩達姆在戰前並無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之後,布殊總統的民望急劇下滑,大衛凱利卻將矛頭指向中央情報局:「與其說美國總統需要對人民解釋,不若說情報機關欠了對總統一個解釋。」有關誰人要負責的問題,已經有無數電視節目、座談會、報刊文章發表過不同意見,在這塈琤u是從兩個角度分析這問題。

中央情報局局長在喬治城大學演說中指出:「情報工作不會絕對正確,有時會對,有時會錯。」回顧歷史,這確是事實。

一九四八年,美國情報機關預測前蘇聯需要五至十時間才可以發展出核子武器。但他們不知道,蘇聯間諜已經滲入了美國原子能科學家中間,一年之後,蘇聯成功試爆原子彈。

一九六二年,情報機關估計蘇聯不會在古巴部署飛彈,但是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大衛麥宮(David McCone)為保險起見,下令對古巴進行嚴密衛星監察,結果發現蘇聯飛彈已在美國後園。

一九九八年,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別恢復核子試爆,但事前中央情報局毫不知情。

一九九零年代,情報機關將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而現在伊朗和利比亞公佈的核子計劃,其規模遠超過中央情報局的估計。

一九九九年,國家安全局的間諜衛星截取了蓋達恐怖組織三個成員的通話,內容是關於一項龐大的恐怖攻擊;二零零一年,中央情報局在馬來西亞發現蓋達恐怖組織密謀攻擊美國,而聯邦調查局亦知道一些可疑人物學習「平行」駕駛飛機而無意著陸,眾所周知,種種疏忽之後就是「九一一」。

以上的例子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低估敵人的力量。但是,若以法治精神來考慮,低估的錯誤,比高估值得原諒。法治精神是「寧縱毋枉」,亦即是在沒有足夠証據之時,就要給予對方「疑點之利」(benefits of the doubt)。若以統計學來看,統計學家通常以「零的假設」(null hypothesis)為測試對象,亦即是說,先假設沒有新發現,而不會隨便宣稱有什麼重大科學突破。無怪乎除了「九一一」以外,在其他低估的錯誤中,情報機關都沒有受到猛烈批評。

反過來說,高估敵人的力量和野心,後果可能不堪設想。例如一九八三年,北約在西歐舉行一次名為「強箭手」(Able Archer)的軍事演習,英美情報人員發現華沙公約國的通訊異常頻密,因為克里姆林宮懷疑美國和北約準備先發制人,蘇聯認為美國在西歐部署的潘興二型飛彈,就是專門用來攻擊莫斯科,於是下令三軍全面戒備。其實,當時美國和北約無意對蘇聯和華沙先發制人。試想像,假若蘇聯犯下高估的錯誤而發動戰爭,現今整個世界可能滿佈輻射塵。假如美國真的想先發制人而蘇聯犯了低估的錯誤呢?蘇聯可能會因著失了先機而損兵折將,但斷不會在一次突襲之下全面崩潰。換言之,高估的風險,比低估的風險巨大許多。

簡單地說,布殊與情報機關選擇高估敵人,就需要承擔高風險的後果。二零零一年二月一艘美國潛艇在不適當時候升上水面,撞翻一艘日本漁船,導致九名漁民死亡。在法庭上,艦長表示:他自己沒有犯錯,而他的船員犯錯。法官對艦長說:「這是你的船!」如果一名艦長需要為船員的錯誤而負上責任,更何況是貴為三軍總司令(Commander-in-Chief)的總統呢?

2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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