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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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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幾年前內子和我有緣參觀巴黎聖母院，無獨有偶，加拿大魁北克省滿地可市亦有一座聖母院教堂，到底兩者有什麼分別呢？在好奇心驅使下，滿地可聖母院成為我們旅遊加拿大的頭號目標。在聖母院門口，我們仔細地搜集資料，內子指著告示牌說：「在下午三時有一個二十分鐘的簡介，導遊以英語說明。」我興奮地指著告示牌的另一邊：「看！還有一個長達兩小時的深度遊……」我頓了一頓，跟著嗓子沉了下來：「這是法語團。」之後我又驚奇地說：「這段介紹法語團的文字，是用英文寫的。既然是法語團，為什麼不乾脆用法文宣告？只懂得英語的人看了這告示、但又無法參加深度遊，只有心癢癢的份兒。」太太笑著說：「也許他們要間接鼓勵你學法文。」
幾百年前，英法在北美爭雄，十八世紀末期，英國軍隊在魁北克打敗法軍，從此法國勢力自北美洲消失，可是，法裔加拿大人至今仍然不想融入英語系的社會。一位英語系的加拿大人對我們說：「倘若在魁北克你不懂法文，就會受到不明文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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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加拿大遊的小插曲，令我想起西班牙和台灣。年初內子和我瀏覽了西班牙多個大城市，但我們卻繞過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區，眾所周知，多年來身為西班牙少數民族的巴斯克人，一直謀求獨立，甚至不惜採取恐怖主義的手段。大多數巴斯克人都會說西班牙語，可是，巴斯克人卻認為自己的優斯卡拉（Euskara）語系，才是最親切的鄉音。曾經有一位基督教宣教師對巴斯克人傳福音時，巴斯克人不客氣地回應：「你若不能用巴斯克語對我講耶穌，就不配跟我說話！」
一位台灣朋友跟我提及過類此的遭遇，他說：在台灣，一些本省人知道你是外省人之後，你說什麼他都聽不入耳，他慨嘆這種「以言廢人」、「貼標籤」、「扣帽子」的態度，好像是文化大革命。自新聞報告中，我聽見以下一段奇聞：一名女子在一間台灣餐廳以國語點菜，老闆竟然勃然大怒，用台語將她痛罵一頓。
從前，香港人被譏評為「無根的一代」，因為香港人缺乏身分認同。跟法裔加拿大人、西班牙巴斯克人、台灣本省人剛剛相反，以前香港人認為外來的英語至上，本土的中文價值不高。許多朋友說聽英文歌曲才算「高級」；我曾經酷愛騎自行車，因而在「座駕」上貼上中文對聯，朋友見到後嘩然：「真難看！為什麼不貼英文？」
缺乏認同是一個問題，但因著高漲的本土意識而帶來歧視、甚至仇
恨，這是另一個極端。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許多身份，我是某學校的學生、某公司的僱員、某興趣小組的成員……，倘若一個加州大學的學生歧視阿利桑那大學的人、或者麥金塔電腦使用者瞧不起微軟視窗的使用者，我們會認為那些人心胸狹窄，可是，當身分認同牽涉到民族、文化、語言、宗教……，那麼任何排他性的態度、行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合理化。美國著名法學家兼倫理學家盧斯本（Martha Nussbaum）主張：世界公民意識與本土意識應該並行不悖。類似主張亦見於其他學派，例如古希臘斯多葛學（Stoics）指出：人有兩個基本身分認同，一個是對自己出生地的認同，另一個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認同；基督教主張：一方面基督徒需要效忠於社群中執政的、掌權的，但另一方面，基督徒亦是天國子民，天下無非一家。倘若將英美文化、西班牙文化、中國文化看成是人可以共享的世界文化，那又何苦執著於誰壓倒誰呢？
200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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