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圓而不圓:

紀念東德和平祈禱會

余創豪


熱鬧的十月

今年十月真的非常熱鬧,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十月三日是中秋節,可謂雙喜臨門。其實,放眼世界舞台,在十月份還有許多具有紀念性的大日子,一九八九年十月二日,東德警察驅散參與祈禱會的和平份子,十月九日卻出現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形勢,和平集會的民眾暴增至七萬人,十月十八日東德獨裁者昂納克(Erich Honecker)被迫辭職,跟著一連串的民眾運動便一發不可收拾,最後拆毀了柏林圍牆,一年之後的十月三日,東德政府解體,東西德統一。

這一幕又一幕驚天動地的改變,完全出人意料之外。新墨西哥州大學社會學教授普斯泰德(Sharon Erickson Nepstad),在一九八零年代還是一名年青小姑娘,她卻千里迢迢跑到歐洲,參與東德人民的解放運動,她說:「我十分佩服東德的異見分子,他們不但受到祕密警察的嚴密監視,而且很多年以來,所有運動都好像毫無進展,他們卻仍然努力不懈。」昂納克曾經誇下海口:「柏林圍牆會繼續矗立一百年以上。」但在一九八九年年底短短幾個月之內,不單只柏林圍牆倒塌、東德變天,整個東歐的鐵幕政權如骨牌般一個又一個倒下。普斯泰德當時有如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德國人亦忙於重建,沒有機會檢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乎普斯泰德決定進入研究院,追尋民主運動的成功因素。

二十年後,普斯泰德已經成為了非暴力革命的權威。一方面,普斯泰德的結論毫不意外,她認為宗教在許多抗爭運動中擔當著重要角色,但另一方面,普斯泰德也指出了令人不安的歷史:很多時候宗教領袖公然要求軍警叛變。

「我們就是人民!」

現在讓我們簡單地重溫這段歷史,一九八九年八月匈牙利開放邊境,容許東德人通過匈牙利投奔西方,此舉製造了大規模的流亡潮,離開的十三萬東德人大部分是社會精英、專業人士,東德社會開始癱瘓,人心浮動。

但在此之前,萊比錫市尼古拉大教堂的富勒爾(Christian Fuehrer)牧師,卻一早已經埋下了反抗專政的種子。一九八二年,他創辦了抗議冷戰時期軍備競賽的星期一「和平祈禱會」,當時參加者寥寥可數。這也難怪,經過了幾十年馬列主義無神論的洗腦之後,東德的基督徒人數只剩下總體人口的百分之十,驟眼看來,這少數團體毫不足懼。一九八八年,富勒爾牧師邀請團體就政治改革的課題,在教堂舉行公開討論,後來,星期一和平祈禱會逐漸變成了東德異議人士的集會,祕密警察開始監視他們的活動。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日,參加祈禱會的人數增加到一萬五千人,東德政府宣傳自己是「人民共和」,聚集者卻喊出了一句對著幹的口號:「我們就是人民」。東德警察以鐵腕政策驅散了這次集會。

十月九日,七萬人聚集在萊比錫舉行燭光晚會,東德領導人意會到事件之嚴重性,一些官員呼籲採取「中國方案」,以阻止示威不斷增長。於是乎,在十月九日傍晚,當局準備執行大規模逮捕,甚至必要時使用致命武力,三千名防暴警察、五百名民兵、三千名正規軍荷槍實彈,在高度戒備狀態下進入郊區和城市。示威群眾仍然呼喊「我們就是人民」的口號,最終軍警沒有開火。隨著的事態發展已是眾所周知,昂納克曾經是光芒耀眼的紅太陽,但一九八九年之後卻產生了一百八十度轉變,一所學校懸掛起昂納克的相片時,學生家長憤怒地抗議。

普斯泰德將東德運動與一九八六年菲律賓的「不流血革命」相提並論,菲律賓獨裁者馬可斯謀殺了異見分子亞奎諾之後,人民反政府活動此起彼落,菲律賓天主教會亦積極地投入運動,並且游說支持馬可斯的軍警棄暗投明,其後有兩名將領公然地表示不支持馬可斯。馬可斯企圖採用武力鎮壓,在一次示威遊行中,軍方嚴令群眾必須在半小時之內清場,否則後果堪虞。突然之間,一群修女站在坦克車之前阻擋去路,這真是極其驚心動魄的一幕!結果,軍隊不但沒有開火,有些士兵還從坦克車堶悸戎X來,然後站在人民的一邊。這東方國家的命運,因著那些視死如歸的修女、和不願意向人民開槍的軍隊,奇蹟地改變過來。

消極者的曲線救國

我不反對普斯泰德的見解,宗教人士不畏強權,軍警人性未泯,當然在這些波瀾壯闊的運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筆者認為:這些運動之所以成功,積極參與者固然居功至偉,但即使表面上沒有任何功勞的消極旁觀者,其實也間接幫助了革命。

天主教在波蘭的反抗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東德自由化卻是一場基督新教主導的運動,天主教樞機主教拉汶斯基(Georg Sterzinsky)承認:天主教會「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決心」去支持東德的改革運動。我不會批評東德天主教會,因為無聲抗議總勝過趨炎附勢,試想像,假若當時的天主教領袖出席東德政府的國慶活動,讚美東德的「黃金盛世」,高舉史太林、昂納克的照片,呼籲人民停止分裂活動、締造「和諧社會」……,我相信東德的人心士氣會大打折扣,民主運動即使不土崩瓦解,也會停滯不前。保持緘默,也是一種變相支持。

匈牙利開放邊境之後,十三萬東德人選擇放棄祖國,在拋頭顱、灑熱血的異見分子眼中,這些潛逃者好像是懦夫。然而,正如上面所說,這些消極地逃亡的東德人,令到東德社會難以正常運作,增加了政權的不穩定性,間接地導致了專制政體的覆亡。一九八零年代中期,關於香港回歸的討論如火如荼,無數香港人選擇「用腳投票」,移民到世界各地。當時【突破雜誌】社長蔡元雲醫生,質疑選擇移民的基督徒是否對香港有承擔感,他以二次大戰時期德國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為典範,那時候潘霍華已經離開德國,安全地寄居美利堅,但他卻選擇返回祖國對抗納粹政權,蔡元雲認為:若果自己沒有跟人民一起承擔苦難,在重建的時候便沒有資格分享成果。我佩服蔡元雲的承擔感,但正如對那十三萬東德人的分析一樣,我相信「用腳投票」也是一種抗爭。

結語

民主運動的成與敗,也許並不單是在乎有多少個哈維爾、華利沙、富勒爾、亞奎諾,也在乎社會上是否有許多「擦鞋仔」,還是有更多不願意合作的消極者。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還有幾天便是中秋節,每年中秋,筆者都是「月圓人不圓」,但更深刻的傷痛,是「月圓而夢不圓」。

 

200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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