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戰運動的心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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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
最近針對美伊緊張局勢的和平運動，挑起我對和平主義作出心理分析的念頭。
在【和平主義者應該對雙方施壓】一文中，我指出和平主義者大多是針對美國。每當美國醞釀開戰時，反戰聲音彌漫全球，可是對於許多已經發生或者正在進行的戰爭、屠殺、壓迫，和平主義者卻好像漠不關心。而那些鬥爭並不見得有正義的理由，交戰者從不徵詢聯合國，也不會在開戰前派送糧食給對方平民，更加不會使用聰明炸彈減少平民傷亡。
例如最近在印尼耶加達有十萬人舉行反戰集會，曾幾何時，在印尼本土東帝汶人和華人受到殘殺、迫害，那些和平主義者當時在哪裏呢？最近俄羅斯聲言反對戰爭，因為戰爭會傷害無辜人民，可是，俄羅斯極力討伐的車臣，不是也有無辜人民嗎？最近若干菲律賓人舉行反戰爭集會，焚燒美國旗，在同一天，菲律賓政府驅逐一名伊拉克外交官，因他涉嫌與一個回教恐怖組織有關聯，但反戰者不會深究這外交官是否受最高領導指使，對回教恐怖組織在菲律賓造成無數傷亡亦不甚關注。土其耳人不喜歡美國以軍事強權的姿態欺凌伊拉克，但自己政府壓逼亞美利亞人和庫爾德人，則好像不是一個大問題。
應該怎樣去解釋這雙重標準呢？比較簡單的解釋，是那些反戰者懷抱著強烈的反美政治傾向，或者是天真的張伯倫主義者。（張伯倫是二次大戰前夕的英國首相，主張對德國讓步來換取和平）我不否認在和平主義者中間有這兩種人，但是，亦有很多和平主義者並沒有強烈的政治立場，而且亦深思熟慮。
也許，和平運動的雙重標準，可以用「能夠理論」（Can
theory）來解釋。在美國，家庭暴力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有一次一位記者就此問題採訪一名輔導心理學家：「為什麼人們可以對自己親人如此殘酷？」心理學家以三個字回答：「because
they can」（因為他們能夠）。除了家庭糾紛之外，我們在公司、學校、社交圈子、社會中都會面對紛爭，但是大多數人都不會隨意毆打上司、同事、教授、老師、同學、朋友、警察……，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會為情緒化的行為付上重大代價，但是面對家庭糾紛，有些人會「情緒失控」，因為通常毆打妻子兒女，並沒有嚴重後果。
能夠理論也可以應用在作國際糾紛中。一九七九年美國伊朗關係惡化，伊朗人衝進美國駐伊朗大使館，挾持了五十多名美國人質。一位美國人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說：「伊朗人只會對我們如此無禮，他們敢挾持蘇聯人質嗎？」一九七六年埃及與蘇聯交惡，埃及只驅逐所有在埃及境內的俄羅斯人，沒有俄羅斯人被扣押。
用這角度來回顧六零年代、七零年代的反越戰運動，和八零年代西歐的反核運動，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時的和平主義者只是針對美國，而非蘇聯。要展現道德勇氣，還需要有展現的空間。今天，反戰者可以在華盛頓首府高喊反戰口號，在漢城焚燒星條旗、布殊像，他們不需要擔心坦克車會向他們輾過。但是，在平壤焚燒金正日像，在巴格達為庫爾德人伸冤，是絕對沒有可能。
雖然我用家庭暴力和挾持領使館人質來作為例子，我無意將和平主義者與暴徒混為一談，以上例子的目的，只是為了說明「能夠理論」。
其實，能夠理論有其積極的一面。反戰運動有一個吊詭的現象：大規模而公開的反戰聲音，只適用於並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中國、俄羅斯、法國代表在聯合國上極力壓制美國開戰，正因為他們相信聯合國或多或少能夠制衡美國，民間的反戰運動者，亦懷抱著反對有效的希望，美國曾經在反越戰浪潮下退出中南半島，他們期望這種壓力能夠再次發揮作用。
由此來看，雖然和平主義者的言論未免片面，但這是理性的做法。儒家思想強調「明知不可為而為」，而現代和平主義者則權衡什麼是可為、什麼是不可為。當然，和平運動還有其他心理因素牽涉在內，例如反霸權、支持弱勢團體的使命感，限於篇幅，恐怕要另文討論了。
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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