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反戰到以戰止戰、由主戰到反戰:

 

波普爾和哈貝馬斯的心路歷程


  • 余創豪

波普爾(Karl Popper 1902-1994)和哈貝馬斯(J. Habermas 1929-)是近代兩位偉大哲學家,請讀者不要看到「哲學」兩個字就翻到下一頁去,這篇雜文並不是要討論哲學,而是簡介兩位思想家對於戰爭與和平的看法,波普爾是反共思想家、科學哲學家,哈貝馬斯是批判理論哲學家、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不過,我在本文將他們放在一起,並不是由於他們一右一左,雖然這是有趣的對比,但更加相映成趣的,是波普爾年青時是和平主義者,但在晚年卻強硬地支持美國和北約以戰止戰;相反,哈貝馬斯卻由高姿態地支持北約的武力干預,變為批判美國的單邊軍事行動。

期待沒有勝利的和平和以戰止戰:由一戰到二戰

波普爾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他說自己本來是和平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之前,他強烈地反對奧地利的軍國主義,一戰爆發時,德意志、奧匈帝國、土耳其是同盟國,他只希望歐洲能盡快恢復和平,戰爭只會令所有人受損,而不會有真正的勝利,一九一四年他寫了一首詩,題目是【慶祝和平】(Celebration of peace),在詩堶悼L希望敵人全部回家,他沒有說要得到勝利,而是要得到和平。波普爾說:「我就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反戰份子,不再認為會有敵人將戰敗返鄉這種事了。」(引述波普爾的說話,是出自王凌霄先生翻譯的【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普爾訪談演講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下同。)一九一五年德國入侵中立國比利時,波普爾認為德國不遵守條約,同盟國並不是正義的一方,於是他開始變成激進的反戰份子。

鑑於他對歐洲列強自私自利感到失望,年青的波普爾毅然投身於充滿理想色彩的共產主義運動,可是,在維也納目睹六名示威的共產黨人被警察開槍擊斃之後,他開始懷疑共產主義這種「期待流血」的戰略,他說:「我覺得犧牲自己、讓自己冒生命的危險,這沒有問題;但是,我們是在鼓動別人置身險地,甚至被人槍殺,我們沒有這種權力。政黨領袖也沒有權力叫別人犧牲,叫別人冒生命危險。」於是乎,他把馬克思的著作從頭到尾細讀一遍,最後決定放棄共產主義。

波普爾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就是應該要以戰止戰。二戰發生之前,英國首相張伯倫(N. Chamberlain)在和平的名義下姑息納粹德國的所作所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戰爭在歐洲或是美國政府的公開言論中,都是被禁止的事情。不管發生什麼事,反正不能打仗就對了;這就是一九三九年國際間大致的態度。」不消說,波普爾贊成應該在納粹德國羽翼豐滿之前就將他拉下馬。

11.4 萬枚廣島原子彈:古巴飛彈危機

在冷戰期間,波普爾亦主張以戰止戰,這與他反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大有關係,通過精心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他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下,資本主義不能改造,只能摧毀。赫魯曉夫的一句話,令波普爾震驚不已:「鏟除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的核心課題。」在蘇聯眼中,資本主義等同英國和美國,一定要徹底消滅。一九六二年,蘇聯在古巴部署朝向美國的導彈,正是要實踐這個目的,波普爾再次引述赫魯曉夫的說話:「我們要部署導彈,足以摧毀紐約、芝加哥和其他的工業大城,華盛頓這種小村落,更沒有殘存的道理, 美國可能沒有預料到當時國家正面對全面性的毀滅。」

為此之故,波普爾嚴詞批評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薩哈羅夫的核武研究在一九六一年取得重大突破,蘇聯製造的核子彈威力是投在廣島長崎原子彈的三千倍,一年之後,赫魯曉夫就把飛彈部署在古巴,在美國間諜衛星發現飛彈基地之前,已經有三十八枚飛彈運抵古巴,這套核子裝備足以摧毀 11.4 萬個好像廣島那樣的城市。波普爾說:「你把相當於11.4 萬枚廣島原子彈的武器放在古巴,就是為了跟美國達成武器談判協議嗎?太荒謬了!如果蘇聯的導彈已經準備就緒,他們一定會用的。」不消說,波普爾支持甘迺迪總統封鎖古巴,強迫蘇聯撤走導彈。

不過,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 Chomsky)對古巴飛彈危機和冷戰歷史卻有不同的理解,他認為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之前,美國已經在土耳其設有飛彈基地,蘇聯無非被迫自衛,才武裝古巴;此外,蘇聯本來有意令東西德統一,由於美國的分化政策,故此東西德之間築起了柏林圍牆;還有,蘇聯入侵阿富汗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誘使而發生的。喬姆斯基所說是否符合歷史,歷史學家自有公論。就著古巴飛彈危機而論,波普爾並不認為自己偏袒美國,他指出:蘇聯在美國後園部署全面毀滅性的武器,但另一方面,美國並沒有徹底消滅蘇聯的意圖,波普爾說:「戈爾巴喬夫訪問過美國好幾次,看清了那堛滲u相;他發現自由世界的人民對蘇聯的沒有侵略的意圖,反而希望蘇聯早日回到現實來, 蘇聯人的想法的確異於美國人,美國人不是一天到晚在盤算同歸於盡的戰爭遊戲。」事實上,遠在一九四七年美國外交官和歷史學家肯南(George Kennan)已經提出「圍堵」蘇聯的戰略,所謂「圍堵」,目的不是要消滅蘇聯,而是阻止國際共產運動的擴散。美國比蘇聯早五年擁有原子武器、早十年擁有長程轟炸機,但杜魯門總統卻顯出高度自我克制。

南斯拉夫與索馬里:放下武器是虛無主義

冷戰結束之後,波普爾繼續鼓吹以戰止戰的思想,針對發生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波斯尼亞大屠殺,他呼籲歐洲、美國、聯合國武力介入。「袖手旁觀是不人道的,而且在道德上也不對。」他批評克林頓總統「搖擺不定」的政策,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他又批評和平主義者:「『和平,和平。』他們總是說。但是,我們已經學得教訓,知道在地球上維護和平必須用武器做靠山;同樣的道理、同樣的手段,也出現在警察身上,他們要配置武器,才能維持國家治安。你總不能跟罪犯達成協議,得到和平吧!」當時除了巴爾幹半島危機,索馬里(Somalia)也陷入內戰,德國哲學家伽大瑪(H. Gadamer)反對聯合國動用武力干預,波普爾批評說:「接受他的看法,就永遠無法得到和平。在一個原子彈遍佈的世界堙A勸他人放下武器,根本是一種虛無主義。」

波普爾在一九九四年身故,歐洲、美國始終沒有以強勢武力介入波斯尼亞。一九九五年,塞爾維亞軍隊長驅直入被聯合國劃定為「安全區」的沙賓力加(Srebrenica),屠殺了九千名波斯尼亞回教徒,由一百一十名荷蘭軍人組成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完全不抵抗。一九九零年代末期,塞爾維亞膽子越來越大,科索沃又發生民族大清洗,可是,波普爾已不在人世,於是乎,另一位哲學家振臂一呼,要求北約制裁塞爾維亞,他就是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

科索沃危機:超越民族的世界主義

一九九九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哈貝馬斯發表一篇題目為〈獸性與人道〉的文章,表達出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立場。哈貝馬斯指出: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並不是侵略行為,而是保護阿爾巴尼亞民族的正義行為,因此它具有相當程度的合法性,雖然轟炸行動可能會帶來平民傷亡,但這些只不過是技術不完善的結果,而不是故意的。哈貝馬斯主張一種超越民族的世界主義(Post-national cosmopolitanism),在這前提下,德軍並不是以德意志民族的身分,干涉南斯拉夫民族的內政,而是以世界公民的身分,援助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

北約對南斯拉夫動武,並沒有通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哈貝馬斯又怎樣解釋呢?哈貝馬斯認為:聯合國已經無法承擔跨越民族的使命,要改造聯合國並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故此,歐盟成為了改造聯合國的榜樣,北約軍隊肩負起聯合國並沒有做到的使命。

阿富汗戰爭:塔拉班是殘暴政權

兩年之後,美國遭遇「九一一」恐怖襲擊,哈貝馬斯高度評價美國人的反應,他說在紐約人們高舉愛國主義,但沒有復仇的衝動。在【恐怖時代下的哲學】的採訪錄堶情A一方面哈貝馬斯指出在阿富汗戰爭中,塔拉班落後的裝備與英美的強大軍力不成比例,前者被後者攻擊,造成一幅道德上令人厭惡的景象(a morally obscene sight),這使人聯想起阿富汗曾經受過殖民主義者侵略的歷史;但另一方面,英美有正當理由剷除這個殘暴的政權,塔拉班壓迫的不單是阿富汗婦女,而是全部阿富汗人民;而美國要求塔拉班交出賓拉登,亦是合理和合法,塔拉班卻拒絕了這個要求。哈貝馬斯反過來質疑反對阿富汗戰爭的學者,他說許多批評阿富汗戰爭的人都採用了錯誤的分析方法,就是從戰略的實際後果著眼,哈貝馬斯指出:分析這個案不但需要人類學、歷史學的知識,也需要軍事、政治知識,可惜,在軍事戰略上,許多學者無非是象牙塔內的所謂專家。

伊拉克戰爭:不可思議

二零零三年美國向伊拉克開戰,哈貝馬斯和六位知識分子在歐洲報刊發表宣言,反對美國壟斷的單極世界、提倡多元世界。劉曉波先生隨即於【開放雜誌】發表文章回應,題目是:〈哈貝馬斯等的反美悖論〉,他指出:哈貝馬斯一九九九年強烈支持未經聯合國授權的科索沃戰爭之理由,完全適用於伊拉克戰爭,然而後來卻自相矛盾。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曹衛東這樣分析:哈貝馬斯鼓吹通過理性溝通從而達成共識,他向來主張把人類引向一個理想的溝通環境,在那堣應當存在著強權,更沒有訴諸武力的衝突,因此,藉著戰爭來制止戰爭的做法,明顯地不是哈貝馬斯的理想,換言之,支持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反對伊拉克戰爭,是難以自圓其說、「難免讓人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的童世駿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學刊【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論哈貝馬斯對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不同態度〉,童世駿教授指出:哈貝瑪斯認為歐洲人所追求的是跨民族世界主義、普世人權,是通過開放式的討論而達成共識,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相反,美國宣揚的民主、人權,是走單邊主義而將自己意願強加於人。

不過,童世駿的解釋並非全無漏洞,是否得到所有北約或者歐盟成員國同意,那麼戰爭就具有合法性和正義性呢?倫理學家會反駁:道德價值並不是多數服從少數的投票結果。

結語

波普爾和哈貝馬斯並不是熱血青年,他們不但是「身經百戰」(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冷戰、南斯拉夫內戰、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的老人,而且是學富五車、名滿天下的哲學家,他們對戰爭的看法當然值得我們去深思。波普爾由和平主義走向以戰止戰,哈貝馬斯由主戰變成反戰,那麼,到底何者的立場是對呢?我恐怕這並沒有簡單的答案。

假設二次大戰之前英美對法西斯先發制人,沒有給德國和日本發動猶太人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機會,波普爾會站起來反對英美「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還是仍然會贊成以戰止戰呢?如果甘迺迪因著封鎖古巴而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波普爾會認為美蘇應該和談,還是美國應該採取將全世界推向戰爭邊緣的斷然行動呢?若果南斯拉夫內戰剛剛爆發,北約軍隊馬上介入,沒有給塞爾維亞在沙賓力加進行大屠殺、在科索沃施行民族作大清洗的機會,哈貝馬斯會鼓吹世界主義軍事行動,還是會提倡理性溝通呢?假若 我還是留待讀者自己分析吧!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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