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的問題、雷弗爾的感嘆:

法國知識分子論美國

  • 余創豪

最近我在《同路人》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歷史教訓了我們什麼?〉的文章,當中我以盧旺達大屠殺為例子,慨嘆歷史悲劇不斷重演。不過,最近卻有令人振奮的消息:美國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派遣一萬名維和部隊到蘇丹的動議,終於在三月份通過。然而,美國和法國仍然為細節問題爭論不休,法國認為應該組成委員會,調查蘇丹的戰爭罪行,並且交由海牙國際法庭審訊,但美國卻主張這應該由非洲國家坦尚尼亞的法庭審理。

在蘇丹事件上,法國代表把持的立場亦有其道理。不過,自戴高樂時代以來,法國在國際事務經常走獨立於美國的路線。眾所週知,許多法國人都懷抱著反美情緒,美國所代表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粗俗的文化……,都是他們憎惡的對象。但曾幾何時,一些法國知識分子卻認為:美國政治社會模式是值得法國人應該效法的。在這篇文章堶情A我將會介紹兩位前後相隔百多年的法國學者,一位是十九世紀的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另一位則是被譽為「二十世紀托克維爾」的雷弗爾(Jean Francois Revel)。

法國大革命的慘痛教訓

在未介紹托克維爾之前,必須先交代托克維爾處身的時代背景。托克維爾生於十九世紀初葉的法蘭西,他上兩輩經歷了慘痛的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始於一七八九年,一七九二年法王路易十六被革命政府處死,本來革命家推翻王室的專制統治,是為了成立共和國,為了提倡「平等、自由、博愛」,可是,掌權的雅各賓黨,比起法國王室更加暴虐、更加恐怖,「革命家」聖游絲(Saint Just)說:「不單止叛國者需要受到懲罰,甚至(對革命)漠不關心者亦要一樣,你要懲罰那些對共和國採取消極態度的人。」於是乎,不單是批評新政府的人被送上斷頭台,甚至埋怨麵包價錢太昂貴也難逃一劫。

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成為了批鬥對象,教堂更被打、砸、搶。雅各賓黨頒佈新曆法,廢除了「主前」、「主後」的用法,並且把每個月劃分為三個星期,每個星期十日,如是者就再沒有「主日」。割斷了宗教傳統之後,就是「造神運動」,革命領袖羅特比爾設立了「超級生命節」(The festival of supreme being),崇拜「理性之神」,在慶典堶掙僖S比爾竟以神的姿態出現。

到了一七九九年,「共和國」在法國人心目中已成為負面的名詞,這瘋狂的革命黨,終於由獨裁者取代。在人心討厭革命之下,拿破崙順理成章地推翻了共和國,四年之後登基稱帝。但是,野心勃勃的拿破崙卻東征西討,終於招致歐洲聯軍圍剿法國。

有趣的是,美國獨立革命發生於一七七六年,亦即是法國大革命十三年之前。然而,美國革命並沒有導致雅各賓黨的恐怖統治,相反,美國人卻締造出一個民主的政體、穩定的社會、蓬勃的經濟。「美國能夠,為什麼法國不能?」這是盤旋在托克維爾腦海中的問題,一八三一年托克維爾與友人托考察美國監獄制度之名,來到這新興的民主政體取經。一八三五年和一八四零年,托克維爾先後寫成了兩大冊《民主在美國》這不朽的經典。

民主的基石是平等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民主政體,不過,他強調法國人不應該全盤照搬美國的一套,因為兩者之國情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托克維爾所說的「不應該全盤照搬」,是通過仔細的分析、比較,目的是向美國學習對自己有用的東西。但今天有些人說「不應該全盤照搬」,卻是用來封殺所有向人家借鏡以改善自己的可能性。

托克維爾指出:民主的基石是平等,而美國正是一個平等社會,中產階級佔了人民的大多數,這平等精神不但表現在經濟上,也見於教育上。美國並沒有一流的思想家、藝術家,但是,若果衡量其普遍國民教育,那麼美國是全世界文化水平最高的國家。社會運作並不是依賴一小撮精英份子,反之,是普遍人民撐起了整個國家。托克維爾曾經拜訪當時的美國總統傑克遜,他認為傑克遜並不是一流人才,但這沒相干,因為這個國家並不是集權於總統身上,參議院、眾議院、法院、州政府……可以互相補足。

在美國,由於人民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人民可以自發地應付問題,而不需要事事依賴政府。托克維爾來到美國時,碰上一大群美國人組織戒酒會,起初他感到奇怪,在法國,如果人們認為酗酒是一個社會問題,法國人只會個別地對付這問題。托克維爾漸漸察覺到:這種主動性、群體性,令美國社會可以和平地改造。

托克維爾亦很欣賞美國的互相制衡,民主常被人簡單化為「少數服從多數」,這就會形成「多數人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的危機。托克維爾指出:有很多美國民間組織,為了某種特殊利益而成立,相對於整個人口,這些組織只算是少數民族,然而,這些小撮人的利益,因著可以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而對多數構成壓力,大多數亦不能漠視少數人的利益。另一種制衡是在政治結構中,參議院代表州的利益,即使是地小人稀的州,跟地廣人眾的州,也有同等權利;而眾議院按照各州人口比例而選出代表,這樣,多數派與少數民族的利益就達到平衡。

基督教精神有利民主

托克維爾亦體會到基督教對美國文化的深厚影響,當他來到美國時,佈道家查理士芬尼(Charles Finney)帶起了宗教大復興,這與法國革命家革掉神職人員的命形成強烈的對照。他指出:清教徒主義充滿民主精神,清教徒主義不單是一種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種政治理論,清教徒的信念、制度,並不是一套由領袖壓下來的教條,在康乃迪克州,刑事法例是基於聖經,但也要經過投票而通過。

托克維爾發覺美國是一個十分重視物質的社會,但是,宗教力量制衡了人們對物慾的追求,基督教並沒有禁止人們追求物質,而是要求人們誠實地、公正地賺取應得的。還有一點令托克維爾耳目一新:千多年來歐洲發生過無數次宗教戰爭,但是,在美國卻沒有宗教仇視,天主教和新教各大宗派鮮有衝突。

托克維爾強調:民主不能只是依賴建立一個政治制度,而是應該建基於一種互相尊重的生活方式,他認為基督教有助於民主的發展,因為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提倡在主耶穌內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但另一方面,美國又鼓吹政教分離,例如在某些州,包括紐約州,神職人員不可以擔任公職,如是者,就可以避開神權絕對統治的危機。

欣賞之餘亦有批評

托克維爾對美國也有很多批評,尤其是美國白人對待美洲土著和黑人的做法,當托克維爾抵達美國時,維珍妮亞州發生了黑奴起義;此外,雖然最高法院判決卻洛奇族(Cherokee)印第安人有權在喬治亞州居住,但總統傑克遜完全不理會法院的判決,強迫卻洛奇族遷徙至奧拉克荷馬州。對照美國白人宣稱的「民主、自由、平等」,這種種行為無疑是自打嘴巴。雖然托克維爾強烈地批判這些反自由的行徑,但他並沒有執著這兩點而全盤否定美國,相反,他著眼於美國的整體。

此外,他還認為總統可以連任是一大敗筆,因為現任總統為了下次選舉,可能會不惜一切討好選民。他又認為美國文化十分淺薄,美國人重視追求實用的科技,忽視科學理論。雖然美國有言論自由,但是把持主流以外意見的人,會受到無形的排擠。還有,托克維爾屢次提到自己吃不消美國人對自己國家優點自吹自擂,這不禁令我想起中國詩人聞一多在美國留學時,美國人的優越感,令他常在「詩境」與「塵境」之間徘徊。托克維爾指出:美國人缺乏容忍被人嘲弄的胸襟,在法王路易十四的宮廷堶情A喜劇演員甚至以王室為笑柄,但是,美國人就沒有這種幽默感。美國雖然有新聞自由,可是美國人沒有因此而吸收大量資訊,法國報紙主要篇幅是報導新聞,美國報紙四分之三是廣告。

無論如何,整體來說,托克維爾對美國的評價是瑕不掩瑜,不然他就不會著書立說,希望自己國民學習美國。托克維爾在其著作中作出了驚人的預言:在未來,美國和俄國將會成為主宰世界的兩股力量,美國將注意力集中在征服自然,將會是一個自由的國度;俄羅斯專注於征服人,將會是一股奴役人的勢力。不同政見者,當然會爭論美國是否代表自由、俄羅斯是否代表勞役。但不管你主張那種政治意識形態,二十世紀中期之後的美蘇冷戰,的確符合了托克維爾的預言。

美蘇冷戰下戴高樂的獨立路線

而美蘇冷戰,就是有「二十世紀托克維爾」之稱的雷弗爾處身的時代。雷弗爾是法國學院不朽名人堂四十一之一,曾是大學教授,現在是作家和編輯,他生於一九二四年,經歷了二次大戰和美蘇冷戰。二次大戰之後,雖然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重建,但是,法國社會卻逐漸滋生出濃厚的反美情緒。

二戰之後,法國企圖恢復對前殖民地越南的統治,於是與越南的胡志明軍隊展開激戰,美國向法國提供武器和軍費,一九五三年法國鑑於越南戰場失利,便要求美國空襲越南、甚至採用原子武器,但要求美國沒有應允,結果一九五四年法軍全面潰敗,法國政府對此耿耿於懷。

韓戰爆發之後,法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的傳媒,指責美國慫恿南韓侵略北韓,不過,戰爭爆發之際,漢城馬上失陷、南韓退守至半島南端,為什麼侵略軍的準備如此不充份?那些歐洲傳媒則語焉不詳。

一九五三年美國政府宣判盧森堡(Rosenberg)夫婦為蘇聯間諜,隨後將他們判處死刑,此舉掀起了歐洲各國人民的示威,他們認為美國借反共為名、壓迫政治異見人士,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說:這宗案件是「合法的嚴刑逼供,令整個國家染滿血腥。」(a legal lynching that has covered a whole nation in blood

二戰結束之後,美國與西歐恐懼蘇聯擴張,於是成立了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軍事同盟。但是,戴高樂不想美國獨攬大權,一九五八年,法國總統戴高樂要求英美將北約的防護範圍擴展至全世界,又說法國應該加入英美,擁有指揮北約部隊的權力,但英美並沒有滿足戴高樂的要求。一九五九年,戴高樂宣告法國的地中海艦隊和空軍脫離北約指揮,而且美國不能夠在法國境內設置核子武器。一九六六年,戴高樂宣稱法國軍隊不會成為北約部隊的一部分,一年之後,北約總部撤離法國的凡爾賽。

沒有馬克思、沒有耶穌

雷弗爾說自幼通過法國和歐洲傳媒所認識的美國,都是極其負面。後來,他有機會來到美國居住,親身體驗美國的社會、文化,他驚訝於從前在歐洲關於美國的所聽所聞,都與事實有很大距離,他在名著《沒有馬克思、沒有耶穌》堶情A嘗試澄清歐洲人對於美國的誤解。一九六九年他作出這個預言:美國即將經歷「第二次偉大的世界革命」,第一次世界革命是民主在西方興起,第二次世界革命,是美國以自由主義為世界帶來深刻的改變。

當時,預言自由主義興起是反潮流的微弱聲音,一九六七至六八年,法國連續爆發了全國性的工人罷工、學生示威,這些運動都是反資本主義、反自由主義、反建制、反美國,在一些法國大學校園堶情A甚至豎起了紅旗和越共的旗幟,並且貼滿了列寧、馬克斯、毛澤東的相片。但是,其後的歷史潮流並沒有站在示威群眾的那邊,眾所周知,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跟著東歐自由化、蘇聯解體。

美法的隔膜延續至一九八零年代,一九八六年列根總統計劃轟炸利比亞,以報復其恐怖活動,法國拒絕美國飛機使用法國基地,不過,利比亞對法國的「回報」,是在一九八九年派遣特工炸毀一艘法國航機,導致一百七十人喪生。

歐洲人自作孽

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反美情緒並沒有因著冷戰結束而改變,伊拉克戰爭更加將美法關係推至冰點。在《沒有馬克思、沒有耶穌》出版之後三十年,雷弗爾寫了《反美國主義》一書,分析反美情緒。雷弗爾指出:美國是影響全球的超級大國,理應批評她、制衡她,事實上,美國在對外政策中的確犯了很多錯誤。但是,他認為大多數批判,都是基於偏見和歪曲事實,例如說盧森堡間諜案是美國政府殘害無辜,根本是不尊重史實,蘇聯解體之後,前KGB特工已承認盧森堡是蘇聯間諜。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都是資訊自由的社會,要公平地分析美國的優點和缺點,本來並不困難,一般人可能沒有時間閱讀大量資料,客觀報道就成為了知識分子和傳播媒介的責任,可惜,因著偏見和意識形態,知識分子和傳媒都誤導了民眾。

他舉出不少例子,指出許多針對美國的批評,都是自相矛盾,例如戴高樂批評美國雖然在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中幫助法國,可惜兩次都太遲(一次大戰爆發於一九一四年,美國在一九一七年參戰;二次大戰歐洲戰場於一九三九年開戰,美國在一九四一年參戰)。美國主導成立北約,正就是想防患未然,但是戴高樂卻拒絕加入北約的軍事同盟。反對美國主導全球化的法國人,批評自由貿易只會令大國得到最大利益,可是,當美國政府提高關稅保護本土的鋼鐵工業時,法國人又批評這種保護主義。其實,不但反全球化和反保護主義是自相矛盾,而且,提起保護主義,法國對本土農業的補貼,比美國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國亦反對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理由有兩個:第一,這所謂防禦系統在技術上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飛彈防禦系統令美國如虎添翼,她可以用飛彈攻擊人家,反過來人家不可攻擊她。雷弗爾說:這兩個論証前後矛盾,若果防禦系統不可能成功,美國又怎麼可能在防禦系統下不受攻擊而獨霸天下?

雷弗爾不客氣地說:一些法國人反對美國的霸權,是因為這個霸權不是法國。那些法國人對美國人的批評,完全適用在自己身上。他說:美國崛起成為世界霸權,並不是因為美國打壓歐洲,而是歐洲自己沉淪。一九四五年西歐成為廢墟,一九九一年東歐遺下一個亂攤子,這是歐洲人自作孽!二百幾年來,美國未曾出現一個獨裁者,二十世紀歐洲卻出了一大堆(墨索里尼、希特拉、佛朗哥、史太林、壽西斯古、米洛舍維奇、謝魯索斯基……)。巴爾幹半島危機開始於一九九零年代初期,直到九零年代末期,歐洲人仍然沒法將問題解決,結果美國介入、轟炸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人才逃過民族大清洗的厄運。

除了為美國辯護之外,雷弗爾還舉出了不少美國勝過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地方,例如近年來美國的失業率維持在百分之五之間,但是,許多歐洲國家的失業率卻遠超美國,有些甚至高達百分之十幾;美國吸納了大量移民,一方面這些移民可以融入美國社會,另一方面亦可以維持著本身的文化特色而不受主流排擠,可是,法國社會的外國移民一直以來都是邊緣人。

雷弗爾慨嘆:若法國人和其他歐洲人繼續盲目地反美、拒絕向美國學習、拒絕跟美國維繫建設性的關係,歐洲和美國的距離只會越拉越遠。若要擺脫依賴美國,就更加要冷靜地考慮怎樣採納美國的優點,令歐洲強大起來。

結語

托克維爾和雷弗爾對美國的分析都很有深度,不過,他們當然不是沒有瑕疵。例如托克維爾說美國中央政府盡量把權力分散給地方政府,以防止權力過度集中。其實美利堅在建國初期奉行傑弗遜主義(Jeffersonism),傑弗遜主張「小政府是好政府」,所以美國不是縮小中央政府而擴大地方政府,而是中央地方一起縮小。

雷弗爾以盧森堡夫婦間諜案來作為批評者不尊重事實的例子,事實上,那位前蘇聯KGB特工只承認了招攬盧森堡先生為間諜,盧森堡太太知道其丈夫的間諜身分,卻沒有從事搜集情報,但美國政府將兩夫婦一起處死(盧森堡夫婦可算是「神雕俠侶」––直教生死相許)外,雷弗爾駁法國人說美國文化淺薄,他的反証是:美國大部分博覽館都是免費供人參觀。事實上,按照筆者所知,雖然華盛頓首府的博物館都是免費的,但是其他大部分博物館和國家歷史遺跡,都徵收入場費。

「為什麼美國能,法國人卻不能?」「這是歐洲人自作孽!」托克維爾的問題、雷弗爾的感嘆,又豈止是這兩位法國知識分子的心結?西班牙裔人比盎格魯撒克遜人早二百年到達美洲,然而,為什麼美國能,拉丁美洲不能?西裔知識分子可能說:「這是中南美洲人自取其咎!」又或者是:「這是由於美國對中南美洲巧取豪奪。」那麼,連綿五千年的古文明,是否也有托克維爾的問題、雷弗爾的感嘆呢?

無論我們採納哪種答案,托克維爾和雷弗爾的言論,仍然值得我們細心思考。

20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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