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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 |||
最近哲學家張國棟先生寄給我幾篇討論非典型肺炎的文章，其中心主題是把非典型肺炎歸因於上帝的懲罰是否「妖言惑眾」。我對此問題沒有任何獨特見解，然而，其中兩篇文章卻令我感到有點不安，這兩篇文章都提及反對美伊戰爭。
首先我要聲明，我並非針對兩位作者的反戰立場，事實上，我亦認為布殊政府以銷毀大殺傷力武器為主要理由而開戰，是大有商榷餘地。在此我要討論的是寫法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副教授龔立人博士，在〈妖言惑眾〉一文的開首中這樣寫：「美國對伊拉克開戰了。究竟有多少人將會無辜地傷亡？有多少個家庭將會陷入傷痛中？我們無法預計，也不敢點數，因為我們的傷痛使我們數不下去。為何人類不可以從歷史中學習？為何人類不可以化敵人為朋友？或許，這就是政治，就是一場不可能用人際相處的模式來理解的衝突。雖是如此，我們總不服氣、不認命。不服氣就是人民的命運竟由一些政治家來決定，而這些政治家的考慮又竟可以與民意背道而馳。究竟民主的社會與獨裁的社會有甚麼分別？」
跟著龔立人教授筆鋒一轉，談論非典型肺炎。這篇文章我讀了幾次，我仍無法看出美伊戰爭、民主與獨裁之別，跟非典型肺炎在邏輯上有什麼緊密的關係。事實上，在開戰前後，美國民意中主戰與反戰之比徘徊在七三、六四之間。亞歷桑那州立大學教授Robert McGaughey 指出：「布殊之所以能夠開戰，是因為民意挺著他。」而民主的社會與獨裁的社會當然有分別！在民主社會中，總統宣戰要經過國會授權，人民有權利上街舉行反戰示威，傳播媒介亦可以自由地發表反戰言論。
美國作家羅曼米拿（Norman
Mailer）經常批評美國政府，針對美伊戰爭，他寫了一本題目為【為什麼我們要打仗？】（Why
do we go to war）的小書，強烈批判布殊政府開戰是為了帝國擴張，但他在書中加了一段小插曲：幾十年來他在不同場合發出政治異見，有一次他公開批評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J.
Hoover），說胡佛對美國的所作所為，相當於史太林對蘇聯施行的暴政。幾十年後，很多政府文件解除機密性，米拿索取聯邦調查局對自己的調查報告，那篇報告說米拿是一名「傲慢的笨人」。米拿說自己享受這種自由，聯邦調查局只是批評他為「傲慢的笨人」，除此之外，就從來沒有對他做過什麼。民主與獨裁當然有分別！
讀者可能會說：「龔教授文章的主旨是討論非典型肺炎，你又何必執著幾句無關宏旨的說話呢？」問題是：既然無關宏旨，又何必寫進文章裏面呢？慨嘆一句「究竟民主的社會與獨裁的社會有甚麼分別」，跟著全無交代而換了話題，我恐怕這是非常「危險」的寫法。稍後讀者會將注意力放在非典型肺炎，根本就沒有機會思考到底民主與獨裁有甚麼分別，這對讀者並不公平。
芝加哥基督教懷恩堂湯道源牧師寫了〈誰在「妖言惑眾」？〉一文，回應龔教授的文章，無獨有偶，湯牧師也是以美伊戰爭為引言：「二月十六日楊克勤牧師（美國西北大學研究院教授）在本堂證道，引用美國向伊拉克動武其中原因是利益問題。在會務報告時間有Ｍ會友舉手要求發言，本人向那會友示意站立發言，誰知這位只有中學程度的會友語出驚人﹕「我想澄清楊牧師的講道內容，美國並非為石油向伊拉克動武，楊牧師講錯了……」（其實楊牧師沒有提及石油）身為楊牧師老友，又是我請他來證道，我應該怎樣回應Ｍ會友和處理此情況？」湯牧師舉出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弱勢信徒」的言論也要受到尊重，不可以隨便批評為「妖言惑眾」。
可惜，這個例子是適得其反，讀者看後只會得到這個印象：有些主戰者只有中學程度、「語出驚人」。到底在討論國際政治問題上，只有中學程度的人是否處在「弱勢地位」呢？楊克勤牧師是新約研究教授，對國際政治、國際法的認識，是否一定比只有中學程度的人高超呢？那位會友只受過中學教育，跟主戰反戰有甚麼關係呢？事實上，有不少反戰者也只有中學程度，亦有不少主戰者擁有博士學位。湯牧師所說，對那位會友不公平，對讀者也不公平。
平心而論，類似的問題亦見於主戰派，在開戰前夕，英美法俄在聯合國安全理事中舌劍唇槍，【華盛頓郵報】的評論員
Fareed Zakaria
譏諷法蘭西和俄羅斯「之所以在安全理事會中佔有席位，只是因為五十年前打贏了一次主要戰爭。」作者的含義是：法國和俄國沒有「斤兩」作為安理會成員，或者是，在國際上法俄只有「中學程度」。無疑，在二次大戰中法國和前蘇聯的戰鬥力及貢獻均遠不如美國，法國在六個星期內就全國淪陷，流亡的戴高樂將軍要靠英美支持，前蘇聯在德國的巴巴路沙行動下兵敗如山倒，法俄以戰勝國身份進入聯合國安理會是有點幸運。然而，這跟討論應否對伊拉克宣戰又有什麼關係呢？
【華盛頓郵報】另一評論員
George Will說：聯合國「不能被嚴肅對待，若他們仍保存著法國是主要力量（significant
power）這個神話。」這更明顯了！在他眼中，美國是超級大國、「博士級」人馬，法國只是國際「中學生」。其實，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弱國也有發言權，堂堂大報評論員，怎麼竟不懂得「不以人廢言」之理？
在政治哲學中，John
Rawls、Charles Beitz等給予我很多啟迪：追求人人可接受的平等、大同是不可能，但至少我們應尋求追求方法、程序上的平等（procedural
fairness）。同樣道理，世事錯綜複雜，我不期望所有人立場一致，非黑即白，我所期望的，是至少在討論方法上大家能達到一個「公平遊戲」（fair
game）的共識。
2003.5.30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講場，2003.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