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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歷史事實不會改變，但人們對歷史的觀感卻不斷改變。」最近小布殊政府主導的反恐戰爭頻頻出現醜聞，例如古巴關塔拿摩監獄囚犯自殺，駐伊拉克美軍涉嫌姦殺平民 … ，這些消息不但損害美國現在的國際形象，也可能改變了人們對美國歷史的觀感。不過，我想強調：自己在這裏所說無非是揣測，一葉又豈能夠知秋呢？ 最近【基督徒世紀】發表一篇由華爾（James Wall）執筆的評論，指責美國軍方在關塔拿摩監獄中將涉嫌恐怖分子描寫成「非人」，說他們不尊重生命，如是者合理化美國對敵人的報復行為。華爾把這種將敵人妖魔化、以報復心進行戰爭的傳統，追溯到二次大戰期間。 這種對於二次大戰的詮釋，跟筆者在少年時代所聽聞的很不一樣，不單止從前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反法西斯戰爭是一場正義之戰，即使是具有濃厚反美情緒的中國和法國，大部分言論都讚揚美國介入二次大戰。筆者認為：猶太人大屠殺、南京大屠殺、活人細菌實驗等都是鐵証如山的史實，說軸心國是「非人」，實不為過。 華爾引用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佛素（Paul Fussell）撰寫的【戰爭時期：二次大戰中的理解與行為】、政論家恩格哈（Tom Engelhardt）的【勝利文化之終結】，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三者都認為因著珍珠港事變，美國人對日本人有極其強烈的復仇心，美國參與歐洲戰爭還說要解放歐洲人，但對於日本，則耍先摧毀之而後快，美國人認為日本人誓死不投降，所以死有餘辜。 但既然如此，為什麼美國卻將主力放在歐洲戰場、而不在亞洲戰場呢？佛素解釋：美國先解決歐洲戰場，目的是在解決之後可以將最大注意力放在真正的任務，那就是把日本絕對毀滅。我猜想：假若當時美國把主要兵力放在太平洋戰爭，華爾、佛素又會認為那是因為復仇心理，所以美國置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不顧，而全力攻打日本。 在文章開首我提過：自己所說純屬猜想，也許即使沒有關塔拿摩、伊拉克這些事件，華爾仍然會認為美國在二戰中的心態和行為值得商榷。 有時，我也懷疑越南戰爭後遺症，是否也包括了美國人對於二次大戰的正義性有所質疑。在甘迺迪、詹森總統時代擔任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是一位著名的的反戰者，他在其名著【戰之罪】（In retrospect）中強調美國參與越戰是一項重大錯誤，在其紀錄片【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裏面，麥克納馬拉甚至將對於越戰的反省，延伸到二次大戰上面。他認為不但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是過度報復，在原爆之前美國轟炸機摧毀了大部分日本城市，這懲罰是跟罪行「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 我不知道麥克納馬拉怎樣去衡量什麼懲罰才算是「成比例」，其實，單是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已超過四十萬，這是數倍於廣島長崎的受害者。也許，麥克納馬拉只是計算日軍殺害美國人的數字，不過，麥克納馬拉十分讚揚一次大戰前後的威爾遜總統，在美國介入一次大戰之前，德國潛艇先後殺死了二千多名美國人，但威爾遜派遣軍隊到歐洲卻殺死了幾十萬德國人，這又是否懲罰跟罪行不成比例呢？最近以色列和真主黨在黎巴嫩開戰，「不成比例」、「過度報復」等問題再度成為新聞焦點，我恐怕現在以色列的行為，會令人重新詮釋一九四八、一九六七、一九七三等幾次以阿戰爭。 對於當前局勢的觀感，不但影響了我們怎樣去詮釋歷史，也影響我們怎樣去塑造未來。麥克納馬拉服務甘迺迪總統的時候，已經三番四次提議美國完全撤出越南，，他指出：甘迺迪有意思接受他的勸告，可惜甘迺迪英年早逝，繼任的詹森總統擴大戰爭，令美國泥足深陷。後來事態發展果然如麥克納馬拉預料，人們不禁讚嘆他的先知先覺。可是，如果連國防部長也認為自己國家無法打贏這場戰爭，那麼這次失敗是不是社會學家所說的「自我完成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呢？這有如假若二次大戰期間艾森豪和麥克阿瑟說美國絕對無法戰勝軸心國，那麼其戰略部署必定會促使自己敗退。 這篇文章並不是為關塔拿摩、伊拉克戰爭、越南戰爭辯護，我對於華爾、麥克納馬拉亦無敵意，我只是希望人們能夠因應歷史背景而以事論事，不過，這談何容易！克羅齊（Croce）曾經說：「所有歷史都是現代史。」克羅齊意識到任何歷史都必定會經過現代人的詮釋，也許，歷史根本就沒有蓋棺定論這回事。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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