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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狗與中國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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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寫作中的心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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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
一向以敢言見稱的中國青年作家余杰，最近在【爭鳴】雜誌發表了「古狗作惡與跨國公司的倫理底線」一文，他大力抨擊搜索引擎公司古狗（Google）和其他西方互聯網公司跟中國大陸政府妥協，幫助中國政府監控網絡。首先，筆者向來十分崇敬余杰，而且本人也不認同那些互聯網公司的做法，但是，余杰文章裏面有一段說話，卻可能會影響了自己的說服力：
「他們（美國高科技公司）的此類行為，如果發生在西方國家，毫無疑問屬於嚴重違反法律的行為；而當他們在中國這樣做的時候，就儼然以遵紀守法者自居。在這種思維方式的背後，是一種潛在的、可怕的、可恥的種族主義的思想：你們中國人就是劣等人種，你們就是不配自由地獲得和擁有訊息。」
讀完以上這段引文，可能讀者已經猜到我想說什麼，余杰推測美國高科技公司妥協態度的動機是種族主義，卻沒有提出實質証據，這可能會弄巧反拙，為反對派製造抓把柄的機會。雅虎（Yahoo）的創辦人之一是華人，很難想像雅虎會認為中國人是劣等人種。其實，即使余杰在評論中删除了關於種族主義的指控，這仍然絲毫無損文章的道德力量。
由此我想起英國華裔作家張戎和她的歷史學家丈夫哈利迪（Jon Halliday）合著的【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哈利迪夫婦走遍全世界去蒐集資料，寫成這本令人矚目的暢銷書，其毅力令人欽佩。套一句英文諺語，這本書是「鞭打死馬」（beat a dead horse），毛澤東統治期間發動的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為中國造成的災難可謂罄竹難書，「鞭撻」這些明顯的錯誤，照道理應該不會出問題。
有趣的是，在美國亞馬遜網上書店（amazon.com）的書評中，一位稱讚這本書「寫得很好、很有趣，而且基於事實」的讀者富頓先生（Milo Fulton），卻只給予此書三粒星（五粒星是滿分），他說：「本書作者傾向將所有毛澤東的行為都歸結到某種邪惡動機，他可能有邪惡目的，但是，在此類史書裏面，鋪陳歷史事實並不一定能揭露目的，應該讓讀者自行判斷。」
無獨有偶，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在《紐約書評》也發表了類似評論，他批評張戎和哈利迪認定了毛澤東一開始就是一個惡人，而且一生作惡，但這麼卻否定了人會改變的可能性。
另一位歷史學家恩斯特（Carl Ernst）也主張撰寫歷史時應該儘量排除「妖魔化」的語句，九一一之後他撰寫了【跟隨穆罕默德：反思伊斯蘭在現代世界】（Following Muhammad: Rethinking Islam contemporary world），試圖客觀公正地介紹伊斯蘭。前幾天恩斯特蒞臨亞歷桑那州立大學演講，他再次強調評述歷史、文化、宗教的時候，應該採取「描述性質」（descriptive）的語言，他舉出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作為反例。在演講會結束後，筆者問恩斯特為什麼他認為亨廷頓有問題，恩斯特回答：「亨廷頓學術水平很差，他受右派支持！」我心想：右派也不見得是「描述性」的語言，在很多人心目中，右派就是保守、強硬、封閉的同義詞。
其實，話應該說回來，一個作者要完全鋪陳事實、不作判斷，根本是沒有可能的；推測行動背後的動機，有時也無可厚非。倘若余杰有証據顯示西方高科技公司抱著種族主義的想法，張戎和哈利迪掌握了歷史文獻，知悉毛澤東的政策目的，而恩斯特據有資料，呈現出「文明衝突」論是右派控制學術界的產品，那麼寫出來是完全沒有問題。曾幾何時，史學家曾經流行過「心理歷史」（Psycho-history），顧名思義，這就是以心理學分析歷史人物的際遇、性格，怎樣影響了他的行動。坦白說，筆者的專業就是心理學，要求我在寫作中排除所有心理分析，那豈不是自砸飯碗？但無論如何，心理分析要講求負責任和有根有據。
20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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