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及新年假期回港時，筆者跟在不同大學任職的朋友聚舊，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出：香港的學風每況愈下。

例如一位在香港大學任職的朋友說：很多學生不願意到實驗室做作業，因為無論成績怎樣差，學生仍然可以畢業，教授反過來請求他們交功課，有一個不滿的學生竟然在實驗室裡面拋擲垃圾箱。我的表弟是城市大學的講師，他說自己有時上課需要戴上耳筒，因為班房太嘈吵。

最近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因為不滿學生學習態度惡劣，所以提出制定學風規條，例如遲到十五分鐘不能進入課室。可是這「正風」措施卻惹起軒然大波，對陳坤耀批評之聲不絕於耳。作為一個教育心理學者，我為那些反駁言論感到震驚。

有論者指出這種將大學中學化的做法，有違培養大學生獨立思考批判的教育精神。這是混淆視聽的言論，什麼是「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呢？批判思考有許多定義，其中之一是非形式邏輯﹙informal logic﹚ 的思維方式，簡單地說，是不以一套成法﹙cook book﹚來鑽研學問，例如美國哲學家查理．山打氏．巴思﹙Charles Sanders Peirce﹚提倡大膽的思想探險，去補充傳統的演譯和歸納邏輯。如果大學當局只要求學生遵照數學公式或者電腦程序去做功課，這是沒有培養學生批判思考。但是，究竟上課遲到、睡覺、看報紙、大聲說話……，跟「批判思考」有什麼關係呢？

另一個培養批判思考的方法，是將學生的思維由一種模式帶到另一個模式，例如亞歷桑拿州立大學的莎拉．賓﹙Sarah Brem﹚教授，以進化心理學來教導批判思考：假若人類是由進化而來，那麼現在人類社會的人際關係和道德問題應該如何解釋呢？這種思維模式當然大異於「人類與道德價值皆為上帝創造」的信仰，從而刺激起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假若大學當局規定學生只能用一種模式，例如研究哲學一定要用語言分析而摒棄存在主義，讀心理學一定要看行為主義而排斥人文主義，那麼這真的是有違培養大學生獨立思考批判的教育精神。可是，如果學生連學習興趣也沒有，那麼又怎能進入不同思維模式、培養批判思考呢？

另一篇評論認為學風問題的成因，是小學、中學十分嚴謹，預科生升上大學後無法適應風氣自由的大學生活，因而造成行為放縱，那位評論員建議將「中小學大專化」，例如將刻板的中小學教學方式轉變為大學式的小組討論。換言之，他反對「收緊」大學，反之要「放鬆」中小學。香港的中小學嚴謹並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情，為什麼我們那一代讀大學時沒有現今那般嚴重的學風問題呢？縱使將 「中小學大專化」真的能夠幫助未來大學生適應大學環境，那是十年八載以後的事。面對如今惡劣的大學風氣，這種辦法未免是遠水不能救近火。

中文大學學生會發表聲明，指出「高壓規條並不能解決道德問題。」學生會認為將學風問題怪罪學生並不公平，因為教授講課水準會影響學生表現。這個聲明反映出那些大學生思維不成熟，亂用煽情詞語。假若大學當局頒佈上課遲到十五分鐘、缺席三次會被開除學籍，這真的是「高壓規條」，但遲到十五分鐘不能進入課室是「高壓規條」嗎？從前我在圖書公司工作，每天上下班需要打咭，如果遲到十分鐘三次，部份薪水會被扣除；很多演奏會、歌劇都規定：遲到十五分鐘的觀眾，只能在休息時才進入會場。即使美國是一個自由社會，不少大學教授仍然規定學生不能常常遲到和缺席。如果香港的大學生不能忍受那些所謂「高壓規條」，那麼他們日後在社會上工作和到外國留學都會有適應困難。至於所謂「教授講課水準會影響學生表現」，是那種「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幼稚行為。在工作環境中，有時我對上司不滿意，難道我可以隨便偷懶、瀆職、甚至作出不尊重人家的舉止嗎？

也許，香港大學學習風氣低落，是教育制度由精英主義過渡到普及主義的產物。美國大學教育也跟隨「有教無類」精神，可是，一般美國大學校園，並沒有香港大學那般糟糕，美國大學生會在課餘狂歡喝酒，但不會在堂上目無綱紀，其實，普遍美國大學還是十分嚴格的，根據統計數字，在四年制大學裡面，只有三分一學生能夠在五年內畢業，而在兩年制的社區大學中，畢業率只有百分之十八。走堂、不交功課、無心向學的美國大學生並不乏人，但他們都自食其果。

美國大學已經實施普及教育超過半個世紀，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政府面對成千上萬的年輕退伍軍人，於是政府執行「軍人讀書資助計畫」﹙G. I. Bill﹚，美國大學吸納了大量大學生，期間大學教育制度經過無數調整，令普及教育趨向成熟和貢獻社會，也許，香港大學需要向歷史較為悠久的美國大學借鏡。至於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論，無非是助長放縱，根本不能解決學風問題。

20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