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
法國小說家卡繆（Albert Camus）的【異鄉人】（Stranger），是存在主義文學之代表作，【異鄉人】的故事十分荒謬：主人翁莫索（Meursault）對任何事都漠不關心，公司有意將他由阿爾及利亞調職到巴黎，但他毫無上進心，一口拒絕了遷調；他的女朋友問他是否愛她，他祇是支吾以對；他的母親過世之後，他卻毫無傷感，甚至連母親什麼時候過身也不肯定；最荒謬的一幕，是他為了小小事故而殺人，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他完全沒有為自己謀求減刑，最後甚至被判死刑，他也毫不在乎。
自己最初讀這部小說的時候是二十多歲，當時在感情上、學業上、工作上都非常失意，【異鄉人】勾起我莫大共鳴。我想：我對很多事情都過於在乎，因追求而幻滅，因希望而失望，若果自己能夠像莫索那般，對任何事情都毫不在乎，那又有什麼不妥呢？當時我亦閱讀了台灣文學家王尚義對【異鄉人】的解讀：【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於是乎，種種「荒謬」、「虛無」的訊息，沖擊著自己的思想。最近修讀哲學課程，有機會重讀【異鄉人】和其他關於存在主義的著作，有趣的是，我同樣毫不關心、毫不在乎，但這一次我不是不關心世界和自己，而是不在乎那些「荒謬」之作，我一面看書，一面哈哈大笑。有一次讀了存在主義大師沙特對人性的分析，他指出面對同樣處境，只要改變對事情的看法，就會產生心理狀態上奇異的轉化，我笑說：「心理學比你有更加深刻的分析哩！不錯！現在我就是改變了對所謂『荒謬』的看法。」
事實上，在不同年代，不同人對【異鄉人】有不同解讀，在二十世紀六零年代末期至七零年代，莫索是美國嬉皮士和許多年青人的「反叛英雄」，全不理會他人、反社會建制、擁抱個人精神，對他們來說，彷彿就是最真實的存在。那段時間，美國社會經歷了由盛入衰，水門事件、越戰後遺症，令傳統價值分崩離析，【異鄉人】成了苦悶心靈的投射。踏入一九八零年代，列根總統致力重建美國的開拓精神，社會風氣變為積極，於是乎，莫索漸漸由「英雄」而降格為「反英雄」。
有趣的是，「異鄉人」一詞在中文裏面，原本意思並不是莫索般的無情無義，「異鄉人」源自唐朝韋莊的《荷葉杯》：「相別，從此隔音塵，如今俱是異鄉人，相見更無因！」韋莊雖然負著離愁別緒的孤獨，但充滿著千里懷人的熾熱之情！現在，對知交半零落的我來說，韋莊的「異鄉人」更能令我產生共鳴。
旅美台灣小說家遠人曾經以〈異鄉人〉之篇名創作了一部小說，他更因著這部小說而榮獲時報文學獎。遠人的〈異鄉人〉描寫中國內戰之後，大陸人遷徙到台灣而成為「異鄉人」，故事的主人翁始終眷戀故園，對台灣諸多批評，主角的孩子也因著父親而變得身分混淆。這部小說令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台灣導演侯孝賢的【童年往事】，在電影中，主角的祖母經常嘗試徒步「走回」中國大陸，而主角的父親最初只是要為在台灣暫留幾年，誰知一留下來就是一生一世。
比較起卡繆的【異鄉人】，遠人的〈異鄉人〉就更加能夠震撼自己的內心深處。回想一九八七年，當時自己以為只會在美國停留兩三年，誰料到一留下來就是十多年，變成名副其實的異鄉人。
200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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