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者要尋找題材，身邊的人、事、物，自然會成為第一手資料，可是，把一些故事，特別是兒女私情，不經修飾剪裁而發表，有時會產生很大問題。

法國著名哲學家兼文學家西蒙波芙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小說【The Mandarins】，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西蒙波芙娃與美國作家納爾遜柯甸（Nelson Algren）曾經是情侶，但西蒙波芙娃的愛情觀十分奇特，她的「第一號情人」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 Sartre），二人終生也沒有結婚，只是保持親蜜關係，但他們卻不反對另一方與第三者來往，當波芙娃與沙特仍然是愛侶時，波芙娃還跟柯甸一起旅行。後來波芙娃把自己的情史改編成上述那本小說，並且憑此奪得一個文學獎。這小說最先以法文出版，不知情的柯甸還向波芙娃道賀。在小說被翻譯為英文後，柯甸極為憤怒，並且寫了〈西蒙波芙娃之問題〉一文抗議。

在中國也有類似的例子，郁達夫把自己的情慾掙扎寫成【沉淪】等小說，他筆下主角的心理，多表現出過敏和妄想的單戀，甚至有性變態的心理。後來他與王映霞發生了一段曲折的感情，二人經常離離合合，可是郁達夫卻將這段情史公開在書報上，導致了王映霞的反感和兩人的決裂。

也許，以上的問題不是情史應否成為寫作題材，而是由什麼人去寫和怎樣去寫。西蒙波芙娃與郁達夫均非保守人士，他們都有十分獨特、甚至是自我的愛情觀。我想，即使他們不以真實人物入文，而只是虛構一些故事，看不過眼者仍會大有人在。

除了情史以外，還有其它具爭議性的題材。臺灣作家歐陽子曾經因寫了一個真實故事而受父親責備，歐陽子的父親是臺灣大學法學教授，有一次一位成績不大好的學生瀕臨被開除之邊緣，那學生的媽媽到老教授的家求情，後來歐陽子將這件事寫成文章發表，她的父親十分不悅，說那位媽媽和那學生讀後會感到難堪。其實，歐陽子並沒有對當事人下價值判斷，如果那老太太不認為自己做法不對，那又怎會難堪？若歐陽子真的在文章中隱含了價值判斷，中國人這種「走後門」的習慣，不是應該值得反映與反省嗎？

也許比較好的寫法，是綜合一個群體現象去寫，而不是針對某一個人，不過，這也不能避免一些人會反應過敏。臺灣文人陳若曦曾經因為政治理想而回歸中國大陸，然而她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後便離開中國，她寫了不少反映中國問題的書，其中一部名為【城裡城外】，在小說中她描述中國人都是一窩蜂地要離開。小說出版後，不少朋友問陳若曦為何把他們的故事搬出來。其實，當時那麼多人向外跑，自然每一個人都以為是影射自己。

作家不能只是將現實搬上紙張，反之，他們需要改造現實，這裡所牽涉的問題，有美學的層面，也有倫理的層面，後者是關於保障別人的隱私權。一方面，我不贊成拿人家作為自己獨特愛情觀的註腳，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為為了人家好過一點，而對於一些文化、社會問題隱藏起來，作家，不是社會的良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