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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達榮牧師是香港一位德高望重的基督教領袖，年少時，我常喋喋不休地跟人爭論很多問題，身為飽學之士的鄧達榮給我一個挑戰：「你將論點寫下來，就可以知道：自己上一段說話，有沒有和下一段說話自相矛盾？前邊的証據和推論，能否支持結論？」
後來，我認真地實踐他的建議，就是將自己思維整理好，然後嘗試有條理地寫下來，終於我省察到：從前自己的論點有很多破綻。寫作，是一個自我認識的過程，而且，寫作也是一種培養責任精神的活動，白紙黑字將成為永遠的紀錄，人家無法執著你說過的話加以深究（除非錄了音），卻可以執著你寫過的文章。
為此之故，年少時自己十分希望可以學習寫作，修讀中文系似乎是順理成章之舉。在澳門東亞大學完成了兩年通識教育之後，當時我打算選擇中文系作為主修科目。我向課程主任徵詢意見，但是，與他十幾分鐘的交談，卻改變了以後的人生，課程主任嘆氣地說：「年青人，讀中文系沒有多大出路，用它來作為謀生工具十分困難，在香港和澳門大學讀中文系，當然比不上台灣大學；一九九七之後，大量中國中文人才會流到港澳，你憑什麼跟人競爭呢？倒不如離開澳門，往美國深造社會科學吧！」當時我並沒有計劃往外國留學，我以茫然而愕然的眼神望著他，他以誠懇而堅定的目光看著我。無論如何，我讚賞他的坦白，他並沒有站在維護國粹立場而鼓勵我主修中文系，也沒有因為自己是大學的課程主任而游說我留在母校。後來我找另一位課程主任尋求第二個意見，他亦贊成我應該到美國留學。
本來我打算到美國主修心理學，可是父母希望我修讀一些比較實用的學科，我靈機一觸，想起了傳播理論學系，我心想：在傳理系裏面也可以學習寫作，既然與中文系緣慳一面，那麼嘗試傳理寫作又何妨呢？可是，當自己接觸到傳理寫作之時，卻發現現實跟夢想相去十萬八千里，以下是一些新聞寫作的例子：
「昨日下午三時，本市中央街與第三街交界之間的一所中國餐廳發生械劫案，兩名蒙面持槍劫匪闖入龍門大酒樓高呼打劫，餐廳東主不甘損失，以空手入白刃的武功，奪去兩名劫匪的手槍，劫匪事敗後逃去無蹤。警方現正通緝兩名白人青年，一人身高六呎五吋，另一人身高五呎六吋。事後餐廳接獲疑匪的電話，他們表示想取回遺下的手槍。」
「昨日下午六時，本市第五街發生一宗交通意外，一輛本田思域跟一輛平治房車迎頭相撞，本田思域全車毀壞，平治房車損毀極為輕微，本田房車的司機身受重傷，平治房車的司機只受輕傷，肇事之後五分鐘，十多名律師馬上趕到現場，他們圍著本田思域的司機，表示可以為他向對方索取賠償。」
不消說，這是極其沉悶的習作。我的一位美國同學亦不耐煩地說：「這些習作，寫一篇就已經足夠，我不知為什麼要重重複複寫幾十篇同類的東西。」我極有同感，當時，只覺得所謂教育就是以浪費了的青春換取一紙文憑，心中常有鬱鬱不得志的感覺。
年紀大一點之後，再也沒有年青時的憤慨、失落，人生之奇妙，就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即使沒有機會讀中文系，即使沒有在傳理寫作學過甚麼，但過去幾十年，還不是寫了一大堆文章嗎？這種要通過寫作來整理思想的動力，竟是來自鄧達榮牧師的一個漫不經意的挑戰。
20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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