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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破譯無字天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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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最近《同路人》總編輯聶國瑞先生寄給我一篇文章，提議我作出回應，那是一篇由北京易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撰寫、關於破譯《河圖》與《洛書》的文章，題目是〈《洛書》－地球災變的航標〉（以下簡稱為「洛文」）。中國的陰陽五行與西方學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我無意在這裏比較孰優孰劣，在此我只是簡單地勾劃出西方學術系統不同的研究方法，與其說這是一篇回應，不若將本文看為獨立的文章。
天人感應的理論
「洛文」指出：「『從早晨算起，五時腎不分泌，六時血壓升高，七時免疫功能特別強，八時肝內的有毒物質全部排盡，九時痛感降低，十時處於最佳動狀態。十三時肝臟休息，十四時處於白天最低點。十五時味覺和嗅覺最敏感，十八時神經活性降低，二十時體重最重，二十二時白血球增加，凌晨一時進入易醒階段，二時除肝外大部份器宮節律極慢，三時肌肉完全放鬆，四時血壓最低，腦部的供血最少，不少人就是在這個鐘點死亡。這是規律性認識。』……醫生們發現許多患心血管、腦血管、精神病、胰腺炎的病人容易在初一或十五犯病甚至死亡。因為初一、十五的月亮不但能使海洋引起大潮，也能在人體內引起『生物高潮』和『生物低潮』。人就容易激動，情緒最不穩定，因此精神病、心臟病就容易爆發，人類做出自殺、謀殺等蠢事的可能性也增。」
首先，我要強調自己對中醫沒有偏見，相反，我肯定中醫的貢獻，坦白說，許多時候自己也向中醫師求診。但是，有顯著療效是一回事，治療方法背後的理論是否正確，卻是另一回事。上述中醫理論裏面天象、氣節、時間和身體狀況的關係，到底有沒有數據支持呢？初一、十五是否自殺率顯著增多呢？有沒有客觀數據証明七時人類的免疫功能特別強呢？不過，在蒐集數據之前，也許研究人員需要將「時間」定義，例如說「七時免疫功能特別強」，那是在什麼時區之下發生呢？美國鳳凰城時間比洛杉磯快了一小時，是否我在洛杉磯的時候，六點鐘就已經增強了免疫能力呢？黃國棟醫生指出：「西方醫學知道睡眠習慣影響荷爾蒙分泌，六時血壓升高是有根據的，因為一個人將要醒過來時，血壓自然升高，這是關於生物的內部時鐘。」若果我習慣了凌晨五時起床，那麼血壓可能在五時之前就已經升高。如此看來，與其採用人為時間做測量單位，倒不如以個別的睡眠習慣、或者荷爾蒙分泌速率為尺度。
証偽原則、杜恩論題、進步指標
許多年前，科學哲學家波柏（Karl Popper）提出「証偽原則」（Falsification），簡單地說，在証偽原則之下，任何永遠都可以自圓其說、而無法被推翻的理論，都屬於「假科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就是被列為「假科學」。精神分析學是一個「圓融」的系統，舉例說，為什麼某人會有某種行為呢？精神分析學家會指出：那是由於當事人受到童年經驗影響，但是，如果當事人堅持自己沒有任何童年陰影，精神分析學家可以說，那些東西在他潛意識中，所以他不自覺。換言之，精神分析永遠都對。我是否採用波柏的「証偽原則」去質疑中醫理論呢？不是。
在波柏之前，法國物理學家、哲學家杜恩 （Pierre Duhem），曾經提出著名的「杜恩論題」（Duhem thesis），這論題指出了証偽的困難。往往一項研究牽涉的並不只是一個理論、而是一組理論（a web of theories）。當實驗結果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時，研究人員並不能馬上堅稱已經推翻了某個理論，因為那可能並不是甲理論有問題，出問題的是乙、丙、丁……那些「輔助性假設」（auxillary assumptions）。
舉例說，自一九七０年代開始，美國學校大舉採用電腦作為教學媒介，教育學家巴拔（Seymour Pappert）認為：這種科技可以大大地提高美國學生的水準，眾所週知，美國學生的水平並沒有隨著電腦教學而大幅提高。巴拔辯護：學習成效並不單憑電腦科技，政府政策、社會文化等都是重要變數。表面看來，巴拔是自圓其說，但其實言之有理。即使學生水準持續下降，我仍然支持學校應該繼續投資於電腦資源，教育心理學家也要繼續進行教育科技的研究。
主前五百年，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圖斯（Democritus）提出萬物由原子組成，兩千年後，原子論才得到英國科學家道爾頓（Dalton）証實；十九世紀中期，奧地利修士孟德爾（Gregor Mendel）提出遺傳基因論，但直至二十一世紀初期，人類基因圖譜才被完全破譯，對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人和十九世紀的奧地利人來說，原子論與遺傳基因論都無法通過証偽原則，因為當時根本沒有儀器可以証明或者否証原子與基因。同樣道理，教育科技的研究牽涉到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or Ergonomics）……等不同範疇。與其輕言放棄，不若小心翼翼地檢討相關變數和輔助性假設，並且改良研究方法、測試工具。
總的來說，「証偽原則」並不是想像中那般容易，一方面，我鼓吹對不同學術體系、理論要保持開放的態度，但另一方面，即使兩個不同的系統是難以比較，我們仍然可以衡量在同一系統裏面，那些理論有沒有進步，這指標測驗是科學哲學家羅頓（Larry Laudan）在比較不同的「研究傳統」時提出來的。其實，天下間難以有某些理論，可以百分之百被証明、或者完全被証偽，進步指標只要求那系統能夠累積証據、修改錯誤、提出嶄新的研究方向……。
在十七世紀之前，占星術（astrology）和煉金術（alchemy）在西方十分流行。提起牛頓，人人都知道他是發明微積分、發現七色光譜、萬有引力的偉大科學家，可是，牛頓曾對煉金術下過研究功夫，並且寫了一百萬字。現在被人嗤之以鼻的占星術和煉金術，其實是現代天文學和化學的前身。用一個簡單的譬喻來說，英雄莫問出處，我不會將自己和余英時、余達心、余光中、余秋雨比較，但我會將現在的余創豪和二十年前的余創豪比較。那麼，流傳了幾千年的陰陽五行理論，是否可以更上一層樓呢？幾十年、幾百年、或者幾千年之後，陰陽五行論是否能夠與原子論、遺傳基因論平起平坐呢？即使不可以，但陰陽五行論能否好像占星術、煉金術開導出天文學、化學一般，誘發出更高層次的學問呢？我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
統計學關係與因果關係
上面提過，我不知道天象、氣節、時間和身體狀況的關係，是否有數據支持。但即使有，這關係是統計學的關係，還是因果關係呢？十八世紀時，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s）指出：兩件事情時常一前一後地出現，那頂多是「習慣性的規律」（habitual regularity），這並不表示兩者有因果關係。統計學家指出：只要有龐大的樣本，許多事情都可以顯示出有顯著的相互關連（significant correlation），例如雪糕的銷售量，跟罪案率有關；酒精的銷售量，跟學生成績有關；華爾街的股市指數，跟民主黨抑或共和黨候選人入主白宮有關；頭髮長度，與學術成就有關，君不見許多知名學人都是禿頭嗎？
「洛文」說：「對於世界萬物的認識，第一就是要歸類。在這點上東西方的作法是大不相同的。西方的歸類是單質，單一性質，是細而又細，因為『具體的問題要具體分析』。古代的東方則總想把它歸到五行上去……世界上各國的分類方法，還沒有像中國五行分類這樣偉大的。五種及多種的事物還沒有總結出像五行這樣明確的相互關係。而且這五種類別會隨著地球所受的天體烙印而依次變換著不同的影響結果。而這些在國外在西方是不可思議的。」
其實，許多西方科學家採取的路向並不是細分，而是綜合，換句話說，是在紛紜萬象中找出普遍性的法則，例如科學哲學家亨普（Carl Hempel）曾經提出「涵蓋性法則模式」（Covering law model），他主張萬事萬物都可以追溯到簡單的法則。然而，這種「涵蓋性法則模式」的弊病，就是在解釋因果關係上十分含糊，所謂法則，就好像是一條方程式：D=M/V，你可以將它寫成 M=D*V 或者 V=M/D，那麼，D是MV的因、還是M是DV的因呢？
另一位科學哲學家沙文（Wesley Salmon）反對亨普的「涵蓋性法則模式」，他說：氣壓計的讀數，和風暴有統計學上的關係，但兩者沒有因果關係，其實兩者都有一個共同原因：低氣壓。科學家的任務，是找出基於因果關係的解釋，從而排除（screen off）基於統計學的解釋。
沙文這一招正是打中了近代西方科學的罩門，眾所周知，吸煙與肺癌有關，但是，在二十世紀初葉，統計學之父費沙（R. A. Fisher）只能充其量說：「吸煙會增加患上肺癌的或然率。」但不能說吸煙導致肺癌。根據費沙的實驗模式，研究人員必須將一部份受測試者隨機分配到「吸煙組」、另一部份分配到「非吸煙組」，幾十年後，研究人員運算兩組人在罹患癌症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不消說，這種違反倫理的實驗，是絕對不會進行的。
隨著數學和科學哲學的發展，沙文追尋因果關係這遠大理想，在近年來逐漸實現。電腦學家珍珠氏（Judith Pearl）、科學哲學家基摩（Clark Glymour）、華活（James Woodward）、生物學家聶尼（Bill Shipley）、心理學家高力（Alison Gopnik）、陳白莎（Patricia Chen）……，都不約而同地埋首於怎樣確立因果關係，其中兩種方法，是「結構方程式代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與「貝氏網絡」（Bayes net）。這些嶄新的研究方法，是源於對古典統計學只求相互關連而不求甚解的不滿，１９９４年心理學家何利丹（Richard Herrnstein）和政治學家馬里（Charles Murray）出版了一本頗具爭議性的書，名為《鐘型曲線：美國生活的智慧和階級結構》，在這本書裏面，何利丹與馬里指出：許多智商測驗的結果顯示：猶太人、東亞人的智商最高，其次為白人，表現最差的是黑人、西班牙裔人。基摩不客氣地批評這類採用傳統統計學的社會科學，並沒有找尋出種族、智商、學習能力之間真正的因果關係。為此之故，基摩提倡「結構方程式代模」和「貝氏網絡」，他認為科學應該要「知其所以然」，而不是「只知其然」。
到底「結構方程式代模」和「貝氏網絡」能否找出事物之間的真正因果關係？我拭目以待。但無論如何，這種追尋真正原因的精神十分可嘉，這進路亦值得中國學人借鏡。假若初一、十五的月亮能在人體內引起「生物高潮」或者「生物低潮」，研究人員不應該只在統計學關係上停步，而是需要指出為什麼兩者有因果關係。
西方破譯無字天書：人類基因圖譜
〈洛文〉以鼓吹破譯無字天書作為總結：「遠古之人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在某些大的方面的智力是遠遠超過我們後人的，天書就是明証。我們不是至今還沒有很好地破譯它們嗎？天書不止一部，一般大家認為共四部。第一部：《河圖》；第二部：《洛書》；第三部：《太極圖》；第四部：《八卦圖》。對於這四部天書的破譯，作者都進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四部天書是遠古之人交於我們中華民族的用於啟發極高文明的大徹大悟的無字天書。這是我們炎黃子孫的驕傲，破譯它們，傳播這個文化，也是我們中華民族不可推卸的責任。」
西方亦有破譯無字天書的經驗，但這天書卻不是上古祕笈，而是人類的遺傳基因密碼。破譯這無字天書的意義十分重大，當我們明確知道那個基因會形成什麼器官、那個基因會導致什麼化學反應、引起什麼疾病，醫學就在不是停留在「吸煙和癌症有關連」這個水平，而是提升到了解真正之因果關係。
上面提過，原始的遺傳基因理論，是在十九世紀中期由孟德爾提出的，他偶然地發現了一種異常的豌豆，他追問這些怪豆的特徵從何而來。於是他將豌豆種在正常的豌豆旁邊，又將這些豌豆的後代種在一起，看看它們會否將特徵傳到下一代，最後他觀察到後代都保存了上一代的主要特徵。基於以上研究，他推論出控制遺傳特徵的基本定律。
可是，他的理論並沒有受到重視，直到一九００年才重新被提出來研究。然而，英國統計學家皮爾臣（Karl Pearson）對孟德爾理論抱著批判態度，有趣的是，另一位英國統計學費沙重新檢測孟德爾的數據，雖然費沙發現其實驗大有問題，但他仍然支持孟德爾的理論，並且與皮爾臣展開筆戰，還大佔上風。
可是，邏輯實証主義者對不可以直接觀察的基因，一直採取保留態度。要等到一九五三年，英國科學家華生（James Watson）與美國科學家庫理克（Francis Crick）發現了脫氧核糖核酸（染色體和基因的組成部分，簡稱DNA）的雙螺旋結構，遺傳基因學才產生重大突破，兩人後來還因此發現而榮獲諾貝爾獎。
在二十世紀末期，美國能源部、國家衛生研究所、和多個國際組織，發起了一項名為「人類基因圖譜」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目標是要在２００５年之前，破解全部人類遺傳基因的密碼，主持這項計劃的高聯基（Francis Collins）博士，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說：「上帝是最偉大的科學家，人類科學家能夠有機會窺採創造者的神奇和智慧，真的是令人振奮。」
一九九八年卻突然殺出程咬金，美國科學家溫特（Craig Venter）宣告成立賽雷拉公司（Celera），溫特採用嶄新的儀器排列基因圖譜，他宣稱可以在２００１年之前就可以破譯這本無字天書。高聯基那一組科學家大吃一驚，於是馬上添置新器材。有競爭，就有進步，在２００１年之前，人類基因圖譜的初稿已大致完成，２００３年「人類基因圖譜」計劃宣告目標已經達到。
前面提過，破解這本無字天書，就可以排除了基於相互關聯的臆測，例如，為什麼有些女性會罹患乳癌、子宮癌，而另一些則不會呢？現在我們知道：這些癌細胞之所以出現，是因為BRCA基因出現突變。為什麼有些人會有高膽固醇呢？原來人體的ApoE基因是負責調節膽固醇，ApoE有三種：E2、E3、E4，有些人的基因產生過多的E4，一位科學家指出：「若一個人有過多的E4而又抽煙的話，他必死無疑，這不是較高機會率，而是肯定的。」
近年來興起了一門新科學，名叫「營養基因圖譜學」（Nutritional genomics），由於科學家已經知道基因在人體內扮演什麼角色，營養學家便可以按照一個人的基因結構，提議他應該吃什麼。舉例說，上述賽雷拉公司的創辦人溫特，知道自己的 ApoE 基因出了問題，因此他可能會患上老人癡呆症，於是乎現在他服用抗衡的藥物。HER-2基因會影響乳癌細胞的形成，若知道自己的HER-2有毛病，你可以飲用大量綠茶壓抑這基因；GST基因失常會導致心臟病，吃西蘭花是補救之道；p53基因可以殺死突變的細胞，黃豆就具有增強 p53 的功能；Cox-2基因可以製造炎症性化合物，因而導致直腸癌和老人癡呆症，但咖哩能夠壓抑Cox-2。
幾千年來，中國人都採用人參、燕窩等藥材進補，我希望將來營養基因圖譜學家能夠明確地指出那些傳統中藥對不同的基因會產生什麼作用。根據我目前所知，我採用的補品是：波霸綠茶、西蘭花炒雞肉、豆奶麥皮、咖喱雞飯。
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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