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創豪


光環效應

在心理學和企業管理學中,有一個流行的名詞,叫做「光環效應」(The Halo Effect),簡單地說,光環效應就是:某個人在某個領域擁有驚人成就或者出眾特質的時候,他就化身成為頭上戴著光環的天使,人們衡量這個人其他方面的言行,亦會不期然地受到這個光環影響。

科學家,特別是諾貝爾獎得主,無形中都成為了戴著光環的天使。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老生常談的事實:縱使是諾貝爾物理學得獎人,他們對於政治、經濟、歷史、宗教等其他領域的知識和判斷力,未必勝過一般人。


愛恩斯坦:最出色懷疑者受到懷疑

愛恩斯坦是家傳戶曉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由於他敢於懷疑、挑戰古典力學,在公元二千年他被「聲稱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CSICOP)評選為二十世紀最出色的十位懷疑者之一。愛恩斯坦亦被視為反對暴政的自由鬥土,眾所周知,據有猶太人血統的他,為了逃避納粹德國政權的迫害而流亡到美國。

但是,最近愛恩斯坦「最出色懷疑者」的地位,卻受到心理學家雲令魯(Todd Riniolo)和哲學家尼斯貝(Lee Nisbet)的質疑,他們指出:愛恩斯坦只是一位選擇性的懷疑者,對於先入為主的政治理念,他從來不會懷疑、挑戰。

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市大崩潰,引發了經濟大衰退,十年之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再次爆發世界大戰,跟當時不少知識分子一般,愛恩斯坦對於蘇聯的計劃經濟充滿著憧憬,當他嚴厲地批判法西斯主義的時候,卻對蘇聯共產政權百般維護。


莫斯科表演式審裁

一九三零年代史太林殘酷地清算異己,大批高級官員和將軍被指控陰謀叛國而被判處死刑或被送入勞改營,其中一名受害者是托洛斯基,史稱之為「大清洗」(great purge)。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領導的國際調查委員會認為那些所謂罪犯可能受到冤屈,但愛恩斯坦卻拒絕支持這個調查委員會,他告訴另一位物理學家波恩(Max Born):「有許多跡象顯示俄羅斯的審判並不是虛假的,那些陰謀策劃者認為史太林是背叛革命理想的愚蠢反動者。」後來托洛斯基逃亡到墨西哥,一九四零年被蘇聯特務暗殺,愛恩斯坦不置一詞。

諷刺的是,一九五零年代史太林的繼任人赫魯曉夫揭發了當年的冤案,那些所謂反黨陰謀的口供無非是出於嚴刑逼供,其實所有判詞在開審前已經寫好,故此史稱之為「莫斯科表演式審裁」(Moscow show trials)。


必要的短暫犧牲

愛恩斯坦跟美國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曾經在通信中討論政治,在討論中愛恩斯坦不但沒有批評蘇聯政府,而且為莫斯科屠殺和監禁異見者辨護,他唯一溫和的批評見於一九四八年的一段說話:「我並不是沒有看到俄羅斯政府系統的嚴重弱點,我也不願意生活在這個政府底下,不過,另一方面,他有偉大的優點,俄羅斯人在柔弱的政策下能否生存?這十分難說。」胡克長篇大論地回應,他指出自己不明白為什麼大屠殺、大清洗可以有助於俄羅斯人生存,愛恩斯坦沒有回答胡克,在其他場合愛恩斯坦重申自己的立場:俄羅斯人獻出短暫的犧牲、承受短暫的痛苦是必要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愛因斯坦並不是共產主義者,他移民到美國之後,聯邦調查局曾經仔細地勘測他的底細,特別是在麥卡錫主義時代,但沒有查到什麼。事實上,蘇聯並不喜歡愛因斯坦,因為他鼓吹成立世界政府,在二次大戰之後,他並且主張原子武器應該受到這個世界政府的監管,蘇聯認為應該自己獨立地擁有核子武器,無怪乎蘇聯人批評愛因斯坦成立世界政府的主張,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陰謀。


楊振寧眼中的文化大革命

無獨有偶,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談論起政治的時候,亦化身為戴著光環的天使。一九七一年楊振寧到過中國大陸四個星期,回到美國之後發表了他對中國的評論。看來他具有良善的動機,希望藉著自己的破冰之旅,建立起中美的友誼,傳播媒介十分有興趣要通過這位名滿天下的科學家,去了解當時那仍然向外封閉的神祕東方國度。

在談論到文化大革命時,楊振寧指出:一九七零年文革大致上成功結束,「一種新的革命觀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結合起來」:第一,教育群眾為全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了特權階級;第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廢除舊傳統的刻板教育方式;第三,提倡富有創造性的方法學習。楊振寧說自己感到驚奇,「人們談到文化大革命時都似乎毫不緊張,而且表現得很輕鬆。」有人問他文革期間死了多少人,楊振寧回答:「這個數字是非常少的 在清華大學,有五個工人 身亡。在此之前,當學生分成兩批打鬥的期間,大約有十五個學生死亡。這個數字佔了全北京死亡人數的很大部分。」

文革對於教育的破壞,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一九七三年一位名叫張鐵生的考生交了一張白卷,竟然成了一名「英雄」,後來他為四人幫宣傳「讀書無用」。中國電影【失落的一代:阿焜】亦道出了荒廢了十年學習機會的青年人之苦悶心境。至於文革的受害者數字和紅衛兵鬥爭的慘烈情境,身歷其境的陳若曦、嚴家其、凌耿 ,在其作品中已有詳細交代。


農業學大寨

楊振寧又指出:中國的農村和城市都並不缺乏糧食,事實上中國甚至輸出糧食。楊振寧在中國之行曾經訪問過山西的大寨,大寨是模範的人民公社,當時的口號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楊振寧對於大寨的成就非常嘆服,他說這四百二十人的小村,畝產的糧食竟然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兩倍,農民「說這是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確領導,因此他們才能做正確的事。」

筆者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都在香港度過,在一九六零、七零年代,無數在香港有親戚的中國大陸人士,在「連年豐收」之下,卻不斷地要求香港人接濟。魏京生曾經說:自己有一次看見一名一絲不掛的少女向他討飯,這經歷促使他深刻地反思中國的前途。至於「農業學大寨」,一九七九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撰寫出內部參考報告,批評大寨模式造成浪費,中國農業並沒有因此而改進。


毛澤東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楊振寧十分推崇毛澤東,他說全中國每一個人做事都以毛澤東「為人民服務」作為基本原則。「在今日的中國,從國家政策,到學校制度,以至個人的行為表現,都從這本書(毛語錄)堶控o到指導。難怪中國人民都說毛澤東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文化大革命)混亂發展到最高峰,是因為人們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麼樣,經過一段時間,毛主席便會指出那一派的方向是正確。對中國人來說,他有歷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於是大部份的中國人便會跟隨他所講的政策走。我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會導致不幸的局面,這也許是最主要的因素。」

遺憾的是,讚嘆毛澤東之餘,楊振寧卻隻字不提彭德懷、劉少奇的下場。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戰績彪炳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因犯顏直諫,而被撤除所有職務;一九六九年劉少奇被迫害致死,本來是貴為國家主席的開國元勛,逝世時死亡証上竟然沒有職業。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楊振寧訪問中國之前。


結語

古語有云:「英雄見慣亦常人。」其實,即使是諾貝爾得獎人亦有常人的一面,科學家亦不是對每個課題都採取科學研究的態度。

筆者當然沒有光環,我也不是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懇請讀者懷疑我所有說話,自行查証文中羅列的資料。

 

200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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