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星期前,筆者接受了鐳射視力矯正手術,可是,手術並不算成功,現在我只有 20/30 的視力,而不是理想中的 20/20。雖然我現在不戴眼鏡也可以駕駛汽車,但最煩惱的問題是:矯正了近視之後,觀看近距離的東西卻反而成為重大問題。 如果將書本放在兩三呎以外,我可以看到書本上的小字,但近在眼前的話,卻一片模糊。有一種手術名叫「單視」(Monovision),在理論上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將一隻眼改良到可以觀看遠處的東西,另一隻眼則用來看近的景象。不過,筆者的左眼比右眼差很多,恐怕左眼遠近都不能勝任,所以沒有考慮「單視」。 起初筆者以為將書籍放遠一點閱讀也沒有關係,後來才發覺,若這樣做的話,只是讀幾個字還可以,長時間讀書卻並不可行,為什麼呢?就用攝影機的長焦距鏡頭來作為比喻吧!即使攝影師以長鏡拍攝到幾百米以外的物體,但輕微的手部震盪都會令到畫面模糊不清,除非使用三腳架令攝影機穩定下來。於是乎,筆者嘗試種種其他辦法,例如採用老花眼鏡、放大鏡,但讀書十幾分鐘之後便覺得頭痛,若把書水平地放在桌上,字體經過放大後有點變形,但拿起書卻會產生震盪。 英諺有云:「需要是發明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經過了兩個星期的折騰之後,筆者終於想出了一個方法:就好像三腳架定住了攝影機一般,我將書籍或者文件垂直地放在曲譜架上。經過實驗之後,筆者感覺到讀書舒服很多,再沒有頭痛目眩。曾經有人看見了曲譜架之後問我:「你演奏什麼樂器?」我笑說:「二胡,我是盲炳。」 這「能遠不能近」的問題,令我聯想起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的一段趣聞:話說當年,蘇聯在古巴部署了射程可以覆蓋大部分美國城市的核子飛彈,甘迺迪總統大為震驚,於是傳召六星上將艾生蠔商量對策,甘迺迪對艾生蠔說:「古巴距離美國本土只有九十英里,威脅已經臨近後門,你可以對古巴作出反恐嚇嗎?」艾生蠔乾咳幾聲,跟著說:「我們在內華達州、亞歷桑那州有幾十個飛彈基地,全部配備了米格頓級多彈頭核子越洲飛彈,這些飛彈可以攻擊蘇聯任何目標。」甘迺迪滿意地微笑,艾生蠔繼續說:「此外,我們在土耳其部署了中程飛彈,莫斯科在射程範圍之內。」甘迺迪忍不住大叫:「幹得好!」他追問:「那麼,在九十里外的古巴呢?」艾生蠔臉色尷尬地回答:「由冷戰開始,我們都是以遠在天邊的蘇聯為假想敵,若果我們將核子飛彈部署在佛羅里達州,他們只可以射去阿根廷或者南極。我們要將飛彈搬去夏威夷或者阿拉斯加,才可以瞄準古巴。」 我的哲學細胞又忍不住活躍起來,現在要發表偉論了:其實,人生中充滿著種種能遠不能近、能高不能低、能大不能小的荒謬矛盾。舉例說,在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日本汽車和家庭電器橫掃美國市場,美國能夠製造出最精良的太空穿梭機引擎,但汽車引擎卻不如日本;美國高等教育傲視全球,哈佛、耶魯、史丹福 … 都是令學子嚮往的一流學府,歷年來美國研究人員都在諾貝爾獎中間榜上有名,但是,美國的中小學教育卻一團糟糕;還有,一些思想複雜的哲學教授、心理學家,卻可能不懂得做人處世的基本道理。 從今之後,筆者只有遠像宏觀,而沒有咫尺之貌,但既來之,則安之,人生與世界就是充滿缺陷與矛盾。
200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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