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在香港看過一齣電影，片名是《阿混--失落的一代》，那是一齣笑中帶淚的悲喜劇，故事說一個經歷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因為浪費了十年青春，沒有一技之長，所以只有去「混」。例如他曾經冒充畜牧專家，將汽水混和飼料給雞吃，結果雞群都拉肚子死光了。

生在文革的時代固然可悲，但是在自由世界，有些人卻給自己「文革」，自己廢掉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在北美洲，讀書不是精英份子的專利，每一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然而，筆者卻目睹不少留學生，由中學至大學都是胡胡混混，在中學留級三、四年仍然升不上大學的，大有人在。在大學蹉跎了七、八年而畢業仍是遙遙無期者，亦不乏人。他們浪費了的錢財不只是幾萬美元的學費和書簿費，而是失去了一百多萬！如果將那幾年的學費和書簿費放進共同基金（mutual fund），幾十年後就會有一百多萬美元，這絕對不是誇張之辭，而是根據投資常識來計算的。

在美國公民之間亦有不少「文革」受害人，有很多美國人不學無術、不務正業，只是依靠福利金維生。兩年前，美國政府決定以「工作利」 （workfare） 來取代福利（welfare），規定窮人只可以在一定限期內領取福利金，限期過後便要自食其力。

在新澤西洲，政府只是提供援助給未婚媽媽的第一個孩子，如果那位未婚媽媽性慾旺盛而繼續生產，政府不會再幫助她撫養其他孩子。有一家電視台嘗試調查這種新制度的效果，於是在兩年裡面跟進幾個窮人，結果發現幾乎所有個案的當事人都面臨絕境，有些人十多廿年都習慣了接受福利，現在他們不但沒有必須的工作技能，而且沒有良好的工作態度，有些人雖然曾經找到工作，但是因為遲到早退和曠工，結果很快又成為「消遙派」弟子。有些女人自己沒飯吃，可是仍然繼續生育，要小孩子陪自己一齊挨餓。

筆者在明尼蘇達州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唸博士班的室友，幾乎天天都是喝酒和開舞會，他在年青時曾經在醫學院讀書，後來因為販賣毒品，結果嚐受牢獄之災，出獄後他來到很有名氣的明尼蘇達大學唸化學博士，他說：「我很幸運，那課程每年只收三個學生。」的確，他十分幸運地生在美國，在某些國家，假若你販毒的話，不是判死刑就是判終身監禁，更不要說可以帶著案底進入研究院了。我曾經勸他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他開玩笑的對我說：「我想做一個奴隸。」我不知道後來他有沒有畢業，如果一個生活如此糜爛的人也可以畢業，那麼我一定會勸人報讀明尼蘇達大學。

阿混的一代，還可以說是文革之過，但是，在資源豐富、行動自由和機會均等的地方，上述那些留學生、窮人與酒鬼，又有什麼藉口呢？為什麼本來是美好的人生，他們偏偏要為自己製造好像「大躍進」、「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他們比中國大陸人還要可悲，在末日的審判台前，中國大陸人還可以把手指指向暴君，他們卻只有赤裸裸地承受一切鞭韃，他們是自己的希特拉、史太林和毛澤東。

在奴役中可以有自由，在自由中也可以有奴役。存在主義者指出：「人放棄抉擇，就成為奴役。」更加明確地說，人不去利用自由而作出明智的抉擇，就會成為愚頑與私慾的奴役。耶穌說得好：「真理使你得自由。」

199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