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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倫理、後果主義和計時炸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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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
極端例子可能變成事實
試想像這個情景：恐怖分子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埋下一個威力強大的計時炸彈，倘若引爆的話，將會造成重大傷亡。情報人員捉拿了恐怖份子集團一名成員，通過正常盤問程序之後，那恐怖分子絕對不肯透露炸彈埋在那裏，這些情況下，治安單位應否採用酷刑迫使恐怖分子吐露真相呢？
在一九六零至七零年代，基督教倫理學家黃力查（Joseph Fletcher）已經探討過類似問題，黃力查鼓吹「處境倫理學」（Situation Ethics），所謂處境倫理學，就是在不同處境需要相應行動，沒有絕對的誡命界定什麼東西在任何情況之下是對或者是錯，例如在一般情況下謀殺是罪惡，但二次大戰時潘霍華（Bonhoeffer）牧師卻要殺死希特勒；當時為了大局著想，英國情報局甚至將自己情報人員派去「送死」也在所不惜。在處境倫理學底下，對恐怖分子嚴刑逼供亦似乎合乎倫理。
批評處境倫理學的人指出：黃力查所舉出的例子都是很極端，例如世界大戰、恐怖攻擊…，倫理學，特別是基督教倫理學，決不能建立在極端例子上。但曾幾何時，從前一些看來很少機會發生的極端例子，「九一一」之後卻彷彿迫近眉睫，最近亞歷桑拿大學邀請了當代著名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作出演講，題目正是：「對涉嫌恐怖分子嚴刑逼供：結果和手法的難題」。
傾向後果主義的羅蒂
羅蒂是跨越科際的大師，雖然他是哲學界的泰山北斗，但他現任史丹福大學的比較文學教授。其實，每個星期都有名學者、名人到亞歷桑拿大學演講，我當然沒有時間出席所有講座，更遑論為每一個講座寫報告。然而，現在我選擇寫這篇文章，是因為羅蒂的答案出乎我意料之外。
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主要因著針對美伊戰爭，七位國際著名知識份子，包括德國哲學家哈貝瑪斯（J. Habermas）、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 Derrida）…還有羅蒂，在歐洲報刊發表宣言，反對單極世界而提倡多元世界，北京師大研究員曹衛東先生發表了一些文章報道這件盛事：【德里達、哈貝瑪斯等七位公共知識分子呼籲全面復興歐洲】、【全世界知識份子聯合起來，反對美國霸權】，顧名思義，文章裏面高度讚揚羅蒂等人是「反美國霸權的急先鋒」。
在這背景資訊之下，看來羅蒂是反美國霸權主義者。但是，在講座中羅蒂明顯地以維護美國為本位，他說自己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但贊成攻打阿富汗、干預南斯拉夫，他指出沒有一套準則應用在所有戰爭上，他的判斷是按個別情況而定，在此我彷彿見到處境倫理學的影子。
羅蒂指出：道德絕對主義（Moral absolutism）認為，有些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接受，例如戰爭、殺人、墮胎，但是後果主義（Consequentalism）則認為好與壞要視乎效果而定。前者的思想可以溯源到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認為人是目的（end），而不是手段（means），即使結果是多麼美好，但我們絕不能將人當為工具，例如在二次大戰時盟軍情報局的指揮欺騙屬下，讓他們送死，目的是擾亂納粹黨的情報人員，在道德絕對主義的眼光中，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後果主義可以追溯到英國思想家邊泌的功利主義，功利主義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效益，所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並沒有問題。羅蒂舉出二次大戰時杜魯門總統下令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為例子，若果使用常規武器進攻日本本土，估計美日雙方的傷亡會超過百多萬人，原子彈令二次大戰在較少傷亡下結束，所以羅蒂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他並且說：「杜魯門總統沒有為過廣島長崎而失眠。」
羅蒂沒有提過處境倫理，但在這例子上我再次看見黃力查的影子。黃力查亦曾經援引廣島長崎這例子來支持處境倫理，黃力查認為愛是首要原則，他甚至認為杜魯門總統決定採用原子彈對付日本，是出於「聖愛的考量」（agapeic calculus），Agape 是希臘文，一般用法是指上帝無條件的愛心，在這裏黃力查的意思是：上帝的愛心是為全人類的大局著想，而杜魯門的決定也是由大局出發。
一名觀眾提出這問題：「我無法想像杜魯門可以間接殺了十多萬人而未曾因此失眠，有些情況下難免要兩害取其輕（lesser evil），但害就是害，殺人自殺人，決策者作出這種決定之後，難道不需要自責和自我反省嗎？」羅蒂回答：決策者每天都要做出牽涉到許多人「生或死」的決定，假若總統經常失眠、自責，他還可以日理萬機嗎？
說到這裏，相信讀者已經猜到羅蒂對嚴刑逼供恐怖分子抱什麼立場。他指出道德絕對主義、後果主義都各有理據，他無法提供斬釘截鐵的答案，但他傾向於後果主義，戰爭的目的是停止戰爭（war to end war），而用刑的目的是希望結束反恐戰爭，那麼以後就不需要用刑（torture to bring an end to torture）。然而，他亦指出將酷刑合理化將會產生很多問題，最明顯是有人會權力膨脹、濫用酷刑，他也很難想像，假若美國總統公開宣布酷刑合法化，人民會有什麼反應。
另一名觀眾回應：「使用酷刑是違反人權，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冷戰裏面，美國已經有無數違反人權的記錄，例如中央情報局在其他國家多行不義，現今在反恐戰爭下看來我們又會重蹈覆轍。一九九九年在印尼的抽樣調查中，百分之八十五受訪者表示喜歡美國，現在只有百分之十五印尼人這樣說。與其將『非常手段』合理化，何不自我反省？」
羅蒂回答：「若果你在一九三九年於納粹德國進行民意調查，我相信你會發現百分之九十五德國人仇恨美國人。不錯，我們在冷戰期間犯下不少錯誤，但那又怎樣呢（so what）？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找出錯誤，即是受害者不是百分之百無辜，但並不表示就應該坐在這裏任人魚肉。」
伊拉克、「巫師、巫婆大狩獵」的歷史教訓
應否對恐怖分子嚴刑逼供？我採取保留態度。讓我們看看以下這個假設性的例子：二零零一年十月，「九一一」的陰影仍然環繞著美國人心中，中央情報局捉拿了一名伊拉克情報人員，根據衛星監察的通訊紀錄，中央情報局認為伊拉克將會在美國幾個城市散播炭疽菌，那麼，中央情報局應否為了制止重大傷亡而折磨伊拉克情報員呢？看到這裏，相信讀者已經會心微笑，因為現在我們知道伊拉克並沒有囤積大殺傷力武器。
在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你怎可以肯定事前獲得的情報絕對無誤呢？倘若根本沒有計時炸彈、炭疽菌、或者其他恐怖襲擊計劃，受刑者就十分無辜了。第二，你怎可以肯定在嚴刑逼供下，恐怖分子一定會吐出真言呢？
讓我們回顧一個真實的歷史例子：十七世紀末期，麻薩諸塞州沙龍（Salem）鎮發生了一場小規模的天花瘟疫，導致人心惶惶，當時人們相信很多天災人禍都是由於巫術作祟，一六九二年，兩名年輕女子患病，兼且行動詭異，在給予醫療護理而無效之後，神職人員認為她們因玩巫術而得病，於是展開了一場「巫師、巫婆大狩獵」（Witch Hunt），許多人受不住嚴刑逼供，為求自保，就隨便供出一些名字來，結果十九人被吊死，一人在受刑下死亡，十七人死於獄中，後來，心理學家認為一些人行動失常是由於集體歇斯底里，而不是什麼巫師、巫婆。類似事件，也曾發生在中世紀異端裁判所、麥卡錫紅色恐慌時期、中國文化大革命……。若果今天一名恐怖分子受不住酷刑而說：「我並不知道計時炸彈在那裏，但我的同黨余創豪知道。」我不知道自己會否在嚴刑逼供下而說出其他「同黨」的名字。
在某程度上，我贊成黃力查和羅蒂的說法，就是判斷應該按照處境、按照個別情況。採用原子彈結束二次大戰，我並無異議，可是，二次大戰跟反恐戰爭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處境。在二次大戰時，敵人造成的破壞已經發生，每天在中國、朝鮮、東南亞、太平洋都不斷有人成為日軍的槍下亡魂，而且每天在日軍戰俘營中的盟軍戰俘亦朝不保夕，以較低傷亡的方法去提早結束戰爭和解放戰俘亦未嘗不可；但是，恐怖分子的計時炸彈、祕密攻擊計畫卻是疑幻疑真，在嚴刑逼供下，誰敢保証不會發生「巫師、巫婆大狩獵」般的悲劇呢？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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