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境倫理、後果主義和計時炸彈

余創豪

極端例子可能變成事實

試想像這個情景:恐怖分子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埋下一個威力強大的計時炸彈,倘若引爆的話,將會造成重大傷亡。情報人員捉拿了恐怖份子集團一名成員,通過正常盤問程序之後,那恐怖分子絕對不肯透露炸彈埋在那堙A這些情況下,治安單位應否採用酷刑迫使恐怖分子吐露真相呢?

在一九六零至七零年代,基督教倫理學家黃力查(Joseph Fletcher)已經探討過類似問題,黃力查鼓吹「處境倫理學」(Situation Ethics),所謂處境倫理學,就是在不同處境需要相應行動,沒有絕對的誡命界定什麼東西在任何情況之下是對或者是錯,例如在一般情況下謀殺是罪惡,但二次大戰時潘霍華(Bonhoeffer)牧師卻要殺死希特勒;當時為了大局著想,英國情報局甚至將自己情報人員派去「送死」也在所不惜。在處境倫理學底下,對恐怖分子嚴刑逼供亦似乎合乎倫理。

批評處境倫理學的人指出:黃力查所舉出的例子都是很極端,例如世界大戰、恐怖攻擊…,倫理學,特別是基督教倫理學,決不能建立在極端例子上。但曾幾何時,從前一些看來很少機會發生的極端例子,「九一一」之後卻彷彿迫近眉睫,最近亞歷桑拿大學邀請了當代著名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作出演講,題目正是:「對涉嫌恐怖分子嚴刑逼供:結果和手法的難題」。

傾向後果主義的羅蒂

羅蒂是跨越科際的大師,雖然他是哲學界的泰山北斗,但他現任史丹福大學的比較文學教授。其實,每個星期都有名學者、名人到亞歷桑拿大學演講,我當然沒有時間出席所有講座,更遑論為每一個講座寫報告。然而,現在我選擇寫這篇文章,是因為羅蒂的答案出乎我意料之外。

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主要因著針對美伊戰爭,七位國際著名知識份子,包括德國哲學家哈貝瑪斯(J. Habermas)、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 Derrida)…還有羅蒂,在歐洲報刊發表宣言,反對單極世界而提倡多元世界,北京師大研究員曹衛東先生發表了一些文章報道這件盛事:【德里達、哈貝瑪斯等七位公共知識分子呼籲全面復興歐洲】、【全世界知識份子聯合起來,反對美國霸權】,顧名思義,文章堶掠物觖g揚羅蒂等人是「反美國霸權的急先鋒」。

在這背景資訊之下,看來羅蒂是反美國霸權主義者。但是,在講座中羅蒂明顯地以維護美國為本位,他說自己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但贊成攻打阿富汗、干預南斯拉夫,他指出沒有一套準則應用在所有戰爭上,他的判斷是按個別情況而定,在此我彷彿見到處境倫理學的影子。

羅蒂指出:道德絕對主義(Moral absolutism)認為,有些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接受,例如戰爭、殺人、墮胎,但是後果主義(Consequentalism)則認為好與壞要視乎效果而定。前者的思想可以溯源到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認為人是目的(end),而不是手段(means),即使結果是多麼美好,但我們絕不能將人當為工具,例如在二次大戰時盟軍情報局的指揮欺騙屬下,讓他們送死,目的是擾亂納粹黨的情報人員,在道德絕對主義的眼光中,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後果主義可以追溯到英國思想家邊泌的功利主義,功利主義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效益,所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並沒有問題。羅蒂舉出二次大戰時杜魯門總統下令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為例子,若果使用常規武器進攻日本本土,估計美日雙方的傷亡會超過百多萬人,原子彈令二次大戰在較少傷亡下結束,所以羅蒂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他並且說:「杜魯門總統沒有為過廣島長崎而失眠。」

羅蒂沒有提過處境倫理,但在這例子上我再次看見黃力查的影子。黃力查亦曾經援引廣島長崎這例子來支持處境倫理,黃力查認為愛是首要原則,他甚至認為杜魯門總統決定採用原子彈對付日本,是出於「聖愛的考量」(agapeic calculus),Agape 是希臘文,一般用法是指上帝無條件的愛心,在這媔壑O查的意思是:上帝的愛心是為全人類的大局著想,而杜魯門的決定也是由大局出發。

一名觀眾提出這問題:「我無法想像杜魯門可以間接殺了十多萬人而未曾因此失眠,有些情況下難免要兩害取其輕(lesser evil),但害就是害,殺人自殺人,決策者作出這種決定之後,難道不需要自責和自我反省嗎?」羅蒂回答:決策者每天都要做出牽涉到許多人「生或死」的決定,假若總統經常失眠、自責,他還可以日理萬機嗎?

說到這堙A相信讀者已經猜到羅蒂對嚴刑逼供恐怖分子抱什麼立場。他指出道德絕對主義、後果主義都各有理據,他無法提供斬釘截鐵的答案,但他傾向於後果主義,戰爭的目的是停止戰爭(war to end war),而用刑的目的是希望結束反恐戰爭,那麼以後就不需要用刑(torture to bring an end to torture)。然而,他亦指出將酷刑合理化將會產生很多問題,最明顯是有人會權力膨脹、濫用酷刑,他也很難想像,假若美國總統公開宣布酷刑合法化,人民會有什麼反應。

另一名觀眾回應:「使用酷刑是違反人權,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冷戰堶情A美國已經有無數違反人權的記錄,例如中央情報局在其他國家多行不義,現今在反恐戰爭下看來我們又會重蹈覆轍。一九九九年在印尼的抽樣調查中,百分之八十五受訪者表示喜歡美國,現在只有百分之十五印尼人這樣說。與其將『非常手段』合理化,何不自我反省?」

羅蒂回答:「若果你在一九三九年於納粹德國進行民意調查,我相信你會發現百分之九十五德國人仇恨美國人。不錯,我們在冷戰期間犯下不少錯誤,但那又怎樣呢(so what)?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找出錯誤,即是受害者不是百分之百無辜,但並不表示就應該坐在這堨穭H魚肉。」

伊拉克、「巫師、巫婆大狩獵」的歷史教訓

應否對恐怖分子嚴刑逼供?我採取保留態度。讓我們看看以下這個假設性的例子:二零零一年十月,「九一一」的陰影仍然環繞著美國人心中,中央情報局捉拿了一名伊拉克情報人員,根據衛星監察的通訊紀錄,中央情報局認為伊拉克將會在美國幾個城市散播炭疽菌,那麼,中央情報局應否為了制止重大傷亡而折磨伊拉克情報員呢?看到這堙A相信讀者已經會心微笑,因為現在我們知道伊拉克並沒有囤積大殺傷力武器。

在這埵釣潃荌暋D,第一,你怎可以肯定事前獲得的情報絕對無誤呢?倘若根本沒有計時炸彈、炭疽菌、或者其他恐怖襲擊計劃,受刑者就十分無辜了。第二,你怎可以肯定在嚴刑逼供下,恐怖分子一定會吐出真言呢?

讓我們回顧一個真實的歷史例子:十七世紀末期,麻薩諸塞州沙龍(Salem)鎮發生了一場小規模的天花瘟疫,導致人心惶惶,當時人們相信很多天災人禍都是由於巫術作祟,一六九二年,兩名年輕女子患病,兼且行動詭異,在給予醫療護理而無效之後,神職人員認為她們因玩巫術而得病,於是展開了一場「巫師、巫婆大狩獵」(Witch Hunt),許多人受不住嚴刑逼供,為求自保,就隨便供出一些名字來,結果十九人被吊死,一人在受刑下死亡,十七人死於獄中,後來,心理學家認為一些人行動失常是由於集體歇斯底里,而不是什麼巫師、巫婆。類似事件,也曾發生在中世紀異端裁判所、麥卡錫紅色恐慌時期、中國文化大革命……。若果今天一名恐怖分子受不住酷刑而說:「我並不知道計時炸彈在那堙A但我的同黨余創豪知道。」我不知道自己會否在嚴刑逼供下而說出其他「同黨」的名字。

在某程度上,我贊成黃力查和羅蒂的說法,就是判斷應該按照處境、按照個別情況。採用原子彈結束二次大戰,我並無異議,可是,二次大戰跟反恐戰爭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處境。在二次大戰時,敵人造成的破壞已經發生,每天在中國、朝鮮、東南亞、太平洋都不斷有人成為日軍的槍下亡魂,而且每天在日軍戰俘營中的盟軍戰俘亦朝不保夕,以較低傷亡的方法去提早結束戰爭和解放戰俘亦未嘗不可;但是,恐怖分子的計時炸彈、祕密攻擊計畫卻是疑幻疑真,在嚴刑逼供下,誰敢保証不會發生「巫師、巫婆大狩獵」般的悲劇呢?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


Navigation

Essay Menu

Poem Menu

Short Story Menu

On Cultures and Nations

On Study and Education

On Relationship and Psy

On Writing

On Art

Other Essays

Special Topics

Main menu

Other Authors

Simplified Navigation

Table of Contents

Search Engine

Credit/Copyright ©

Contact Dr.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