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怖主義與基督教的理性秩序〉(《時代論壇》眾議園第七三五期,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這篇文章中,我曾經提出基督教有深厚的理性精神,不過,有些批評基督教的人卻認為基督教有反智之傾向,而有些基督教學者則認為理性傳統屬於希臘文化,基督教思想「希臘化」(Hellenization)之後,注重神人關係、具體歷史、信心盼望等原始精神已受到扭曲,例如很多年前梁燕城博士研究基督教跟儒家哲學之會通與轉化時,就曾經嘗試要將基督教思想「非希臘化」,從而還原為原始基督教,去跟原始儒家對話。 東正教神學家對這問題有相當獨特的看法:希臘哲學與基督教思想相遇,並不只是基督教理性化,而是希臘思想「基督化」(Christianization of Hellenism)! 信心與理性、宗教與哲學的矛盾,在第二世紀的基督教會已彰顯出來,當時之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有以下幾句名言:「雅典(希臘哲學的象徵)與耶路撒冷,學院和教會有什麼共同之處呢?……讓我們祇是相信,別無所求。」不過,特土良只是少數民族,大多數神學家、基督教思想家都找出雅典與耶路撒冷,學院和教會的共通點。例如金文泰(Clement of Alexandria)和游斯丁(Justin)認為:不管說話是出自新柏拉圖主義,還是源自聖經,真理就是真理,神也可將真知灼見授予希臘人,奧古斯丁(Augustine)熟讀古典希臘經典的拉丁譯本,他認為:「若不經過深思,信仰就不算什麼。」奧古斯丁撰寫的【懺悔錄】(Confession)是經典之作,有趣的是,他坦言承認:自己懺悔並不是在閱讀聖經或者懇切祈禱之後,他說自己受到柏拉圖著作的影響而覺悟出誰是真神。 東正教會更加推崇希臘傳統,東正教又名希臘東正教,對東正教徒來說,基督教信仰與希臘哲學已是血脈相連,東正教認為:希臘哲學不但沒有改變福音訊息的神髓,反之,基督教通過希臘文化的概念、語言,將福音精髓更加清楚地表達,甚至改變了、提升了希臘哲學觀念。例如聖經沒有系統地闡釋「三位一體」,加帕多加教父 (Cappadocian Fathers) 採用了Hypostasis 這個字來幫助解釋,此字之直譯是Hyper status(超然地位),其意思是「位格」、「性質」,這表達出聖父、聖子、聖靈各有不同位格,又如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圖斯(Heraclitus)提倡的「道」(logos),是抽象的宇宙法則;在柏拉圖主義中,「道」是一種神聖的存在者,但並不是全能的神,雖然柏拉圖哲學中也有「創世」的觀念,但柏拉圖認為宇宙間已經充滿了神聖元素,創造世界者並非是無中生有(ex nihilo)的全能神,他只是將已經存在的材料組合。然而,《約翰福音》卻大膽地指出:「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這些教義能夠清晰地傳達,都得力於希臘哲學的語言。 拜占庭帝國之君士但丁堡是東正教中心,在十四世紀末期,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曾到君士但丁堡旅遊,他形容君士但丁堡彌漫著哲學氣氛:「若你問一名店東換零錢,那人會哲學化地跟你討論耶穌是首生(begotten),而非被造;若你到麵包店問價錢,麵包師傅會回答聖父比聖子大;如果你問旅店的服務員是否準備好浴室,他會強調聖子由『非存有』而成為『存有』(from non-being to being)。」東正教徒尊崇哲學與理性,由此可見一斑。 保羅曾經說過一些好像是「反對理性」的說話:「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証,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前書一章二七節、二章四節)東正教神學家解釋:這不是反智的教導,保羅所反對的並不是智慧本身,而是因著智慧而來的驕傲、自我,他所讚揚的並不是愚拙,而是由愚拙而帶來的謙卑,這就好像耶穌經常指責文士和法利賽人,但是耶穌並不是反對舊約,而是反對文士和法利賽人死守條文的律法主義、形式主義,這也好像亞當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而眼睛明亮、得到智慧,但智慧本身並非罪惡,違背神才是令神震怒的原因。 東正教的理性傳統,不但有助我們平衡信心與理性和避免基要主義的極端,也可以讓我們再深思宗教與文化的關係。原始基督教強調「道成肉身」、「神在歷史中啟示自己」,如是者,上帝是否也可以通過文化處境去培育基督教思想呢?無可置疑,基督教在希伯來、希臘、羅馬三大文化下發展茁壯。希伯來文化就是舊約歷史,希臘文化是哲學精神、理性傳統,羅馬文化則是政體文化,天主教承繼了羅馬帝國的法制傳統,強調組織,無怪乎天主教有教宗、樞機主教、主教、神父這種階梯分明的建制。當基督教繼續傳播時,就會不斷與不同文化相遇,唯有永恆不息地會通與轉化,才可保持活力。 200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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