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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最近筆者翻開一篇英國基督徒哲學家李察史榮本（Richard Swinburne）的文章時，瞳孔放大了七倍。這篇文章的題目是＜論神蹟的可能性＞，史榮本舉出以下的例子，說明怎樣去檢查一件怪事是否屬於神蹟：「我的屋子發生了爆炸，根據自然律，這個事件完全無法解釋；與此同時，在長廊另一端的一所屋子裡，纏著穆斯林頭巾（turbans）的一些男人正在高唱：『錫克教的神啊！但願史榮本的屋子爆炸』 …。當我的屋子發生爆炸時，我聽到一種聲音，一種不是由任何人、任何動物或者任何人造機器所發出的聲音，這種聲音說：『你（纏頭巾者）的要求己經得到滿足，他（史榮本）罪有應得。』」
我當然在這裏不是要討論神蹟是否可能發生，而是討論他舉出的例子。不消說，這篇文章寫在「九一一」之前。穆斯林頭巾與錫克教徒的頭巾有點相似，「九一一」之後不久，在亞歷桑那州美莎市（Mesa）一位在加油站工作的錫克人，被一名美國白人誤以為是穆斯林而被殺。倘若這篇文章出現在「九一一」之後，史榮本必會受千夫所指；又或者這篇文章不是冷門的哲學著作，而是刋登在【時代雜誌】的評論，史榮本難免要步上教宗本篤十四世的後塵。我猜想將來史榮本的著作再版之時，這類違反「政治正確性」的文字一定要修改。
以現代眼光來看，許多基督教傳統說法似乎已經不合時宜，不是需要改寫，便是需要重新詮釋。在【出埃及記】裏面，上帝施降十種災害予埃及人，為了迫使他們容許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十災的最後一災是擊殺所有埃及人的長子。試想像，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若果盟軍屠殺所有德國人的長子，目的是要納粹黨釋放監禁於集中營的猶太人，這肯定會受到非議。在【約書亞記】中，約書亞帶領希伯來人進入上帝的應許之地迦南，希伯來人殺死迦南原住民的男女老少，套用現代的術語，這是「民族大清洗」（Ethnic cleansing），這相當於土耳其人屠殺亞美尼亞人，或者塞爾維亞人屠殺阿爾巴尼亞人。還有，大衛王在戰爭勝利之後處決戰俘，這明顯違反了「日內瓦公約」。 以鼓吹無神論著名的美國作家森哈理（Sam Harris）在接受【新聞一周】訪問時指出：許多聖經裏面的以色列帝王和先知，應該被押上海牙國際法庭。
在近代中國教會史上，王明道曾經被喻為堅貞的信仰鬥士，因為他不願意和三自會妥協而承受了幾十年鐵窗生涯。不過，王明道的信仰觀是一種典型的出世主義，他認為個人信仰與社會改革或者政治運動，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二十世紀末期，基督教逐漸強調信徒應該關懷社會，於是乎王明道出世的的神學思想不再被接受。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從事宗教研究的王利明，在【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一書中指出：王明道的淒慘遭遇，是「歷史對一種否定人類社會的價值的神學立場的審判 ... 我們卻不能不懷疑到一個只是對一些沮喪失望的人產生意義的宗教信仰的價值」。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立國，基督教的基要派、福音派都認為這是應驗了聖經的預言，在四次中東大戰中以色列以寡擊眾而取得勝利，基督徒認為這是上帝保守以色列。不過，現在世界的意識形態潮流已經轉變方向，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反過來說：阿拉伯人是以色列錫安主義、美國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巴勒斯坦人的所謂「恐怖主義」無非是絕望下的反擊。最近巴勒斯坦的法塔派、哈馬斯互相仇殺，不知道是否應該歸咎於以色列、美國對他們長期壓迫，培養成他們的暴力傾向。
但無論如何，有時候以今天眼光「修正」從前的東西，也有積極的一面。最近欣賞劉家昌的紀念金曲光碟時，發覺＜我是中國人＞一曲的歌詞略有不同，原本其中一段應該是「同胞受苦，河山待復，我會牢牢記住。」現在卻變成了「統一祖國，領土完整，我會牢牢記住。」幾年前遊覽西安，參觀了發生「西安事變」的華清池，一九三六年蔣介石 委員長被下屬張學良將軍挾持，原本捉到蔣介石的地方命名為「捉蔣亭」，但後來因著政治理由而改為「兵變亭」。畢竟，現今海峽兩岸的關係再沒有從前般劍拔弩張，一邊喊「收復河山」或者另一邊叫「捉拿蔣介石」，已變成不合時宜。
無論假設炸毀史榮本屋子的人是穆斯林、錫克教徒、還是北愛爾蘭共和軍；無論約書亞是為上帝而戰，還是進行民族大清洗；無論王明道是信仰鬥士還是拒絕社會關懷的出世主義者；無論西安事變是發生在捉蔣亭還是兵變亭，我可以預測到，幾十年後人們仍然會繼續改變「語言」。
2007.2.4
修改於 200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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