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是否仍然活著?  
 

再思基督教信仰與經濟

余創豪

「具有攻擊性」的「成功福音」

四年前,我曾經在《時代論壇》發表過一篇關於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霍高(Robert Fogel)討論基督教社會功能的文章,大約兩年前台灣《基督教智庫》網站轉載拙文,但在《佛門獅子吼》網站中一些網友貼出強烈反駁,總括來說,他們指出美國的有很多社會問題,不能過分美化基督教;一年前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梁嘉銳博士亦在《時代論壇》發表了一篇題目為〈基督教信仰與經濟〉的文章,梁博士指出:以基督新教為文化基礎的國家,平均來說擁有較好的經濟表現。有幾位讀者都對此作出了極之負面的回應,例如說這篇文章「奇怪」、「具有攻擊性」(offensive)、「充滿宗教和文化歧視」,反對的觀點大概可以總結為幾點:基督新教有很多宗派,什麼基督教的版本有利於經濟發展呢?而且,梁博士所說的新教工作倫理,無非是美國人「偷取」了基督教信仰之後,以此來合理化自己的「成功福音」,所謂「成功福音」(Prosperity gospel),是拿世間成就作為上帝祝福的証明,但是,這種成功福音假設了資本主義是最理想的經濟制度。

韋伯論題的再思

梁博士的論點,可以說是延伸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基督教工作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論,簡單地說,韋伯論題(Weberian thesis)就是:基督新教工作倫理是對物慾自我克制和視職業為使命的生活態度,這就是所謂「入世的修道精神」(This-worldly asceticism),這種生活取向與加爾文教派有密切關係,加爾文派相信人的救贖是神所預定,然而,人無法測透神的旨意,於是乎基督徒之間出現了一種心理狀態:人要肯定自己是被揀選的,是已經得到救恩,就需要通過行動証明自己,禁慾、辛勤工作、累積財富就是明顯的証據,而這是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有利條件。

有趣的是,部份針對梁博士的批評,跟從前馬克思主義者對韋伯論題的批判有點相似,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是基層建築,思想是經濟的結果,而不是因由,這類似中國人所說的「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倉廩實然後禮義興。」資產階級卻倒果為因,以經濟成果合理化資本主義,於是乎,這虛假意識令人失掉對資本主義批判精神。

二零零四年十月是韋伯名著《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面世一百周年紀念,,康奈爾大學特此舉辦了一個環繞著韋伯論題的學術會議,著名社會學家比格(Peter Berger)為此會議而撰寫的文章,值得向讀者介紹。本文的重心,並不在於反駁以上對梁博士的批評,而是希望通過介紹比格的文章,指出現今宗教與經濟關係之研究,並不只是側重美國基督新教的優越性。但是,即使探討經濟和其他因素的關係,例如種族、文化,我恐怕仍然免不了令很多人覺得這類研究「具有攻擊性」和「充滿歧視」。

自一九八五年開始,波士頓大學已進行宗教和經濟表現之關係的研究,除了比格之外,多位學者亦參與此項計劃,而且成績斐然,例如馬田(David Martin)撰寫的《方言火焰》(Tongues of Fire),探討靈恩運動對拉丁美洲社會、經濟的影響;屈定(Gordon Redding)則著有《中國人資本主義精神》一書,著眼於新儒家倫理怎樣推動海外華人的經濟發展,而比格自己亦探索西班牙天主教文化的經濟效益,研究成果結集於《聖人與謀士》(Saints and Schemers)一書。

值得一提的是,張國棟先生讀過本文初稿之後,指出本文所談論的,頂多只可以說是「類韋伯論題」(Quasi-Weberian thesis),而不是嚴格意義的韋伯論題,筆者同意張國棟所說。事實上,拉丁美洲的靈恩教派、西班牙的天主教會,其價值取向與加爾文教派大相逕庭。張國棟又指出:韋伯的理論只是初期資本主義興起的分析,當資本主義略為成形,加爾文主義、清教徒的影響力已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效益主義和物質主義。這亦是十分真確,韋伯說:當資本主義得勢之後,「這在生命中帶著使命感的工作倫理思想,就好像消亡了的宗教思想之鬼魂。」故此,筆者需要強調:比格等學者並不是將原本的韋伯論題套入其他文化,正如張國棟所說,他們只是抽取了自我克制、勤奮工作等要素而建立「類韋伯論題」,換言之,比格等人之重點是工作倫理,而不是基督新教。

宗教、文化對南美洲、亞洲、西班牙的經濟影響

雖然美國靈恩派在過去幾十年急劇增長,但是美國基督新教的主流仍然是福音派,馬田研究靈恩派對經濟的影響,可說是一個嶄新的角度。他發現靈恩派令人擁有經濟發展和社會向上爬動(Social upward mobility)的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s),這情況在智利、巴西、危地馬拉都可以見到。南美洲國家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但是,危地馬拉的新教徒卻佔了人口中很高比率,當中又以靈恩派信徒為多數,在全國佔人口四分之一,在首都更高達三分之一,靈恩運動可說是一個文化革命,因為信奉靈恩派者都由貪圖逸樂而變成刻苦耐勞、節儉、誠實、自制、遠離酗酒、性濫交。比格因此打趣地說:「韋伯仍然活著,他在危地馬拉。」

二次大戰之後,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和東南亞華人(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經濟成就,令學者開始質疑韋伯論題,韋伯曾經說中國儒家思想並不利於經濟發展,但是,除了四小龍之外,在文化上曾經受過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曾幾何時甚至超英越美,屈定因而肯定儒家文化對推動經濟的價值。不過,比格卻有所保留,他認為儒家的確對日本企業文化有深遠影響,儒家文化與日本武士精神結合,形成了日本人頑強的鬥志。可是,在創造經濟奇蹟的華人之間,又有幾多人真的受到儒家文化影響呢?他們大多數人都從未閱讀過儒家經典。與其說推動華人經濟之背後動力是儒家文化,不若說是實用主義的價值觀。比格所說也許適用於香港,但台灣的情況卻不一樣,在蔣氏父子主政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十分普及。

一直以來,不少學者認為在增進經濟效率方面,天主教文化比不上新教文化,比格卻指出:在一九二零至三零年代,西班牙發展出的天主教文化,能夠與資本主義接軌,從前天主教提倡「出世的修道精神」,但是西班牙的新天主教文化,卻主張接近韋伯論題的「入世修道精神」,換言之,就是將克勤精神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如是者信仰與生活結合,就更加有利於經濟發展,而這種文化現象與韋伯論題相容。

需要勇氣、理性和誠實面對日本的挑戰

比格指出:基督教工作倫理是一個必須、但不是充分的經濟發展因素,它必須與其它因素配合才可以發揮作用,不過,我不清楚他所說的基督教工作倫理,是因著相信基督教、或受了基督教文化影響而衍生出來的工作倫理,還是跟基督新教文化相近、但未必是源自基督新教的工作倫理,看來這是後者。

無論如何,波士頓大學這些研究一定會令很多人不高興,例如說靈恩派在南美洲國家有助社會向上爬動,原有天主教勢力便會感到不滿,而且靈恩派屬於新教,美國又是新教國家,這更加挑起反美情緒;亞洲四小龍和東南亞華人的經濟成就,會傷害南洋原居民的自尊,無論將這成就歸因於儒家思想、或是實用主義,這仍然不會緩和東南亞的排華情緒。

比格在文章中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南非脫離種族隔離政策而邁向民主化之後,有一次比格跟一些南非的黑人知識分子交談,他們強烈地表示不滿南非白人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比格向他們提出一個思想實驗:倘若現在控制著國家經濟的是黑人,那又怎麼樣呢?貧富可能仍然一樣懸殊,社會上依然會存在著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事實上,許多貧富懸殊的國家,都是單一種族。

我認為:即使在單一種族的社會下發生經濟表現差距,人們仍然可以在其他分類方法上發展出對立意識,例如宗教。探討為何發生表現差距,便需要勇氣、理性和誠實。一九七零年代末期至九零年代初期,日本的經濟實力如日中天,哈佛大學教授沃格爾(Ezra F. Vogel)甚至著書立說,讚揚「日本第一」。筆者自一九八零末開始在美國讀書、定居,瀏覽過無數美國人探討日本經濟奇蹟的論述,不少人將日本的成就追溯到神道教、武士道,神道教的忠君愛國思想,令日本人團結和以國家利益為先,武士道鼓勵人不怕艱辛、不成功就誓不罷休……。

過去百年來中國受過日本軍國主義欺凌,坦白說,作為一個海外華人,面對這種讚揚日本宗教、文化優越性的論調,我心中滿不是味兒,當我在奧拉克荷馬大學研讀文化比較時,我乾脆否認日本的經濟成就和文化優點,說他們的成功無非是因為二次大戰之後得到美國大力援助,跟著抄襲美國科技、實施經濟保護主義……。

但是,仍未忘懷「珍珠港事變」的美國人,對日本宗教、文化冷靜的研究、虛心的學習,卻令我讚嘆不已。例如上述的沃格爾教授,於一九八五年撰寫了《日本的成功與美國的復興》一書,鼓吹美國人要向日本學習。在短短十年之間,美國執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結果美日之形勢完全倒轉過來,日本學者八誠証基、水野隆德,都讚嘆美國在經濟上的適應力和持續力。

歐美不同的基督教工作倫理

我同意一些批評者所說,韋伯論題的確有一些漏洞,韋伯論題中所說的基督教,是指加爾文派,那麼,其它基督教派又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呢?事實上,不同的基督教國家,也有不同的工作倫理,美國歷史學家布祖斯(Robert Bucholz)曾經在英國留學,他說自己引以為傲的美國工作倫理,對英國人來說是很奇怪的東西,因為英國文化認為一個優雅的紳士,應該有很多閒暇,而不應工作過度。十九世紀初期,法國人托爾維克(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經來美國考察,他發現雖然美國人和歐洲人同樣受到基督教影響,但是美國人的工作倫理跟歐洲人大相逕庭,美國人視工作為「光榮」(honorable),而且做起事來很有雄心。二十世紀初葉,德國人文士比(Munsterberg)對美國人的工作倫理亦讚嘆不已,他指出:一般美國人不稀罕不勞而穫,而是以創作藝術的態度去享受工作,因此收成才有意義。歐洲人很喜歡攀龍附鳳,丈夫以岳家的財富而沾沾自喜;但美國人卻不齒夫憑妻貴。歐洲人很喜歡賭博,甚至很多大教堂也是由賣抽獎券而籌款重建的;美國人卻反對走捷徑致富或籌款。歐洲人破財時,便感到好像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但美國人卻把錢財看為身外物,美國股市暴跌之後,美國人能平靜地重整旗鼓,歐洲人卻會暴跳如雷,甚至自殺輕生。

行文至此,我聯想起其中一位批評梁博士的讀者,說美國利用基督教來合理化自己一套,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托爾維克和文士比都是歐洲人,而不是美國人。其實,歐洲與美國的差異,可以用比格的理論去解釋:基督教工作倫理是一個必須、但不是充分的經濟發展因素,工作倫理能夠發揮出經濟效益,視乎與其它因素的配合。以儒家文化為例,在很長時間堶情A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並沒有孕育出高度發展的經濟,但是,儒家思想與日本武士道結合之後,卻可以導致日本成為經濟強國。

韋伯論題是不完整的解釋

批評者認為:其它宗教、文化都可以發展出強勁經濟,高舉基督新教的作用,是沙文主義、宗教歧視。邏輯學家奇里(David Kelly)對韋伯論題作過類似質疑,他指出:遠在新教出現之前,天主教城市,如威尼斯、里斯本,已經是繁榮的商業中心,而且很多成功商人是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因此,韋伯論題是不完整(incomplete)的,因為很多殊例都無法被韋伯論題涵蓋、解釋。

不過,說韋伯論題不完整,並不等如說韋伯論題不成立,不能解釋一些特殊例子,並不等如對現有個案的解釋不正確。精通統計學的哲學家活華特(James Woodward)指出:一個有效的因果推論,並不需要永無止境地覆蓋所有個案,而是在一個特定的合理範圍中顯示解釋之不變性(invariance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值得留意的是,即使比格和他在波士頓大學的同僚在南美洲、亞洲、西班牙,觀察到韋伯論題不能圓滿解釋的現象,他們便將韋伯論題延伸到其他宗教、文化中間,而不是將韋伯一筆抹去。而且,今天韋伯論題在一些地方仍有很強的解釋能力,例如在康奈爾大學會議中,霍金斯大學美籍日裔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許多前共產主義國家逐漸將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當中最成功者是新教國家,其次是天主教國家,跟著是東正教國家、穆斯林國家。

結語

正如我在文章開首所說,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反駁全部批評者的論點,我也不希冀比格等人的研究,能夠解決所有韋伯理論的問題。相反,這篇文章帶出了更多問題,例如比格所說的基督教工作倫理,似乎是與基督新教文化相近的敬業樂業態度、刻苦耐勞精神,其他宗教、文化亦可以有這種工作倫理,那麼,基督教工作倫理還有什麼獨特的地方呢?不過,即使在基督新教以外的國家可以見到工作倫理與經濟成就,但平均來說,新教國家在這兩方面仍是比較優勝,可惜,這些題目難免令人感到不快,但願我們可以向托爾維克、文士比、沃格爾借鏡。

 

200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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