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聖椎甘地曾說：「生命比所有藝術更偉大，但我更進一步地說，生命接近完美者是最偉大的藝術家，如果沒有一個高貴的生命作為基礎和架構，那麼藝術又算是什麼？」在理論上我十分同意甘地的話，但環顧現實四周，又有幾多個藝術家真的具有高貴的人格、偉大的生命？

在香港我認識一群搞寫作的朋友，有些是自高自大，有些則自憐自艾。在美國讀書時，我的美術系同學只搞怪誕的東西，作品所流露的情緒無非是恐慌、不滿和自我。

人格與風格，人品與作品的關係已是爭論了很久的題目，我沒有什麼高見值得我去插上一言。但甘地所說偉大之藝術基於高貴的生命，也可以倒過來說：藝術塑造生命，生命基於藝術！

法國思想家保羅呂克（Paul Ricoeur）說：當一個人在說自己的故事時，他在不知不覺中塑造著自我形象。英國作家戴安妮修花（Dianne Doubtfire）說：今天你寫什麼，會影響你明天成為怎樣的人。

從前我以為寫東西寫了便是，文章只是我的身外物。但後來我寫多了，便體驗到寫文章是去分析自己的問題、安置自己的感受及前瞻自己的未來，寫文章時我對自己許下了無形的承諾，不知不覺中我會在為人行事上去符合那文章世界中之另一個「我」，那個「我」便成了自己的老師和父親。這過程詭秘得有如武俠小說中劍客煉上一把魔劍，人用劍，而劍亦用人，最後人劍合一。

 （原載於澳門日報 一九八九、十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