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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未經國會授權而擅自遷都和挪動文件，這的確不對，但這並不是拷打戰俘、違犯人權、橫徵暴斂之類傷天害理的事情，真的值得為一堆紙張而開砲嗎? 伊芭莉魯莽開火，沒有造成人命傷亡已算是萬幸。 我在多篇文章裏面曾經再三強調，今人不應該以現代眼光苛責古人，為什麼在這裏我好像出爾反爾呢？其實，我所批評的對象並不是伊芭莉，而是在百多年之後歌頌其功績的奧斯汀居民。在二零零四年奧斯汀市為了紀念伊芭莉的英勇行動，便在議會大道樹立了伊芭莉開砲的雕像，開幕當日奧斯汀市隆重其事，關閉了議會大道其中一段，以便公眾參加揭幕儀式，出席揭幕儀式的嘉賓包括了澳大利亞大使和奧斯汀市長，德薩斯大學樂隊在現場演奏，奧斯汀劇院還有特別節目助興。奧斯汀市宣告：「沒有伊芭莉，現在德薩斯的首府會是侯斯頓，而不是奧斯汀。」其實，首府在奧斯汀還是侯斯頓，真的重要到要開火力爭嗎？無論如何，這一段美利堅歷史小插曲，可以反映出美國文化那種反叛精神的悠久傳統。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向政府軍開火而不是和平抗議的伊芭莉，早已被定罪為搗亂份子而𠄘受牢獄之災，在美利堅她卻被尊祟為流芳百世的英雄人物。
這種文化特徵在現代仍然繼續保留，舉例說，二零零五年八大工業國高峰會議（G8 Summit）在舊金山舉行，高峰會議吸引了一大批示威者，最後反峰會示威演變成暴動，一些抗議者甚至試圖焚燒警車。一位業餘記者錄影了整個過程，後來聯邦調查局（FBI）要求這位記者交出光碟，以便警方能辨認嫌疑犯。但記者卻一口拒絕，他的理據是：暴露了疑犯的身份會「打開洪水門」（open the flood gate），聯邦調查局可能不僅會追究出現在錄影片上的人，而且會株連和疑犯有關的親人朋友，故此，他寧可坐牢也不願意與警方合作。 我心想：如果有暴徒要燒我的汽車，我也想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如果我是記者，我絕不會犧牲自身的自由去保護縱火者。不過，在那位記者眼中，示威者可能就是伊芭莉式的反叛英雄。 由這位記者我聯想到其他反叛英雄，再說遠一點，在越南戰爭期間，【紐約時報】獲得了關於越戰計劃的國防部文件，這就是著名「五角大樓文獻」，【紐約時報】將這些文件公諸於世，結果進一步激起了反戰情緒。 在美蘇冷戰期間， 美國發生了兩宗自己人為自己人「倒米」的事件。一九五八年至六一年，美國國防部在西維珍妮亞州一間酒店興建了一個祕密的地下基地，這龐大的地下基地可以抵受核子彈攻擊，萬一核戰發生，整個行政部門和國會都可以遷進地下基地繼續運作。一九九二年一名自由撰稿人卻在【華盛頓郵報】公開這祕密基地，政府在迫於無奈之下關閉它。負責這項地下基地計劃的情報官員說：「這傷害了我們，這在許多方面傷害了我們 ......，這隱蔽基地本來十分成功，我個人認為（那作者）傷害了國家利益。」 此外，一九七四年中央情報局（CIA）計劃使用一艘平民的船隻，暗中偵察沉沒了的蘇聯潛艇，富商候活曉士（Howard Hughes）的「魔力探險家」（Glamour Explorer）因而被中央情報局徵用。然而，當新聞工作者傑克安徒生（Jack Anderson）得知這祕密之後，整個計劃竟然見報，中央情報局迫於無奈要取消任務。我不知道若傑克安徒生在一九四四年擔任記者，他會否在盟軍登陸諾曼第前夕公開計劃的詳情。 這篇文章的宗旨並不是評論越戰、冷戰的是非功過，我的要點是：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批評美國傳媒和政府勾結，對人民洗腦，但事實上，美國新聞界的英雄形象，是通過跟政府對著幹而建立起來，在許多國家，【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傑克安徒生的行為都會被視為賣國，在美國他們卻被尊為英雄。 社會語言學家了狄波拉泰南（Deborah Tannen）指出：現在許多傳播媒介工作者都希望挖掘出類似水門事件的醜聞，沒有水門，便製造出其他「門」，從前新聞從業員是政府的監察犬（Watch dog），現在卻變成了攻擊犬（Attack dog）。 反叛英雄的文化到底有多麼深遠？筆者是否以偏概全？這是值得爭論的課題。無論如何，筆者姑且提出自己觀察到的一個現象作為總結：許多美國商店都出售印上哲古華拉（Che Guevara）頭像的 T 恤、海報和其他紀念品，哲古華拉是出生在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在古巴、危地馬拉、剛果參與左派游擊隊，最後被中央情報局捕殺而成為烈士，不過，我從未見過美國商店擺賣印上反蘇親美之捷克劇作家哈維爾、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頭像的T 恤、海報。 200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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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一八四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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