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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另一個「九一一」 還有不足兩個星期便是九一一事件六周年紀念，所以想寫一篇相關文章，在這裏我不打算再花筆墨批評布殊政府或者譴責蓋達組織。由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我聯想起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一日，當年昔日，正是土耳其軍隊在驅逐希臘軍隊之後，重新進駐伊茲密爾（Izmir）的日子，那場戰爭可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續，對穆斯林來說，亦是伊斯蘭戰勝基督徒的一雪前恥之戰。 幾年前，英國歷史學家路易士（Bernard Lewis）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演講時，劈頭兒便問觀眾：「賓拉丹說伊斯蘭世界忍受了七十幾年的凌辱，人們知道他說什麼嗎？」他頓了一頓，繼續說：「那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列強瓦解了土耳其鄂圖曼帝國，控制了阿拉伯世界。」 這並不是什麼歷史學新發現，若果你觀賞過由彼德奥圖主演的【阿拉伯羅倫斯】，你會記得在一次大戰時，英國人為了拉攏當時被土耳其統治的阿拉伯人對抗鄂圖曼帝國，於是隨便開出空頭支票，答應在戰爭之後讓阿拉伯獨立，但實際上英國和法國已經暗中達成協議，在戰後瓜分美索不達米亞大平原。
一次大戰在一九一八年結束嗎？ 不過，令筆者歎息的是，史學界和傳播媒介在有意無意之間，仍然將群眾的視線聚焦在西方。假如我問：「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什麼時候結束？」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回答：「一九一八年。」不是嗎？中外歷史書、網站都是這樣說。其實，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只是為歐洲戰事劃上句號，但英軍在土耳其的戰鬥，在一九二二年才全面結束，巴黎和會之後英國佔領了原本屬於土耳其的伊拉克，但面對武裝分子持續反抗，最後在一九三二年才撤退。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土耳其跟德國、奧匈帝國結為軍事同盟，土耳其與俄羅斯、英國發生連場血戰，美國在一九一七年介入，扭轉了戰爭局勢，本來佔上風的德國，霎時之間土崩瓦解，鄂圖曼帝國亦隨之向盟國屈服，英國和法國打算徹底毀滅土耳其，兵敗的伊斯坦堡政府無可奈何，對於歐洲列強來說，戰勝者當然有權利懲罰戰敗國，土耳其是德意志軍國主義的同黨，當然罪有應得，但對於土耳其人來說，自己完全從地圖上消失，是無法接受的屈辱，一位名叫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軍官聲言寧死不降，他在安卡拉組織軍隊，展開家園保衛戰，英國則邀請希臘助陣，當希臘長驅直入土耳其之際，英國首相勞依茲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宣告：「再沒有土耳其了！」（Turkey is no more!）經過了幾年殊死戰之後，土耳其驅逐了佔據了土耳其城市伊茲密爾（Izmir）的希臘軍隊，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一日，土耳其進入變成了本來是一片繁榮的伊茲密爾廢墟，在悲喜交集之餘，土軍再集結力量、直撲英軍，但英軍卻無心戀戰，於是選擇在九月十八日全面撤退。一九二三年，土耳其與西方列強簽訂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土耳其方可保持獨立，並且正式定都於安卡拉。但土耳其所失去的阿拉伯，已是一去不復返。 可能有人會說：參加一次世界大戰的伊斯坦堡政府已經崩潰，安卡拉軍事組織並不是原本參戰的政府，所以這些戰爭並不能列入一次大戰的範圍。但是，二次大戰時原本跟納粹德國作戰的法蘭西第三共和政府，在馬其諾防線失守之後便投降，繼續作戰的戴高樂軍隊並不是原本的法國政府，難道戴高樂軍隊沒有參與二次大戰嗎？ 爭拗到底一次大戰在一九一八年還是一九二二年結束，這並不是筆者吹毛求疵，在一九一八年這日期背後，是一種世界觀，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觀：彷彿發生在歐洲的戰爭與和平才值得重視，發生在近東、中東的只算是一些歷史註腳。（近東、中東正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地理概念，距離西方較近的土耳其稱為近東，距離比較遠的美索不達米亞稱為中東）其實，這種觀念可謂司空見慣，例如大部分世界歷史書都將一九三九年希特拉入侵波蘭當為二次大戰的起點，可是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卻不見蹤影；同樣，在二戰時中國軍隊在緬甸跟日軍作戰、援助英軍，當時英國報章幾乎不提。 結束所有和平的和平 說了那麼多，到底這和九一一有什麼關係呢？美國總統威爾遜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a war to end all wars），歷史學家弗洛蘭（David Fromkin） 撰寫一本發人深省的書，題目是：【一個結束所有和平的和平】（A peace to end all peace），顯然這是諷刺威爾遜的名言。單看書名，有人會以為這是指出巴黎和會對戰敗國的懲罰太過苛刻，再加上美國退出國際聯盟，導致納粹德國興起，這是很多歷史書所強調的。 不過，弗洛蘭的焦點並不是在歐洲，而是在土耳其，概括地說，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統治美索不達米亞四百多年，雖然偶然遭遇少數民族的反抗，但大致來說政局穩定，可是，一九一七年一次大戰接近尾聲之際，英國外務大臣貝爾福宣佈英國支持錫安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民族之家」，但幾乎同時，英國卻又應允戰後阿拉伯人可以獨立；一次大戰之後，西方列強將土耳其搞得四分五裂，法國佔領了今天的敘利亞，英國取下了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 … ，一九一八年五月，土耳其已經是強弩之末，土耳其的少數民族亞美尼亞乘虛而入，宣告從土耳其獨立；一九二零年歐洲強權簽訂塞夫勒條約（Treaty of Sevres），並同意給與土耳其少數民族庫德族人自治權或獨立。隨後七十幾年，這個地區經歷了無數次動亂、戰爭，套用一句英諺：「這是打開了妖魔的箱子。」（Open the Pandora box）套用賓拉丹所說：「伊斯蘭世界忍受了七十幾年的凌辱。」 誰應該對九一一的根本原因負責？ 弗洛蘭花了十年時間寫這本書，有讀者對他說：「你真是高瞻遠矚！十年前你已經預見到中東將會成為世界動亂之源。」弗洛蘭是極少數在很多年前已經能夠擺脫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學者，這也難怪，單是將一次大戰的結束定在一九一八年歐洲取得和平之際，已經足以令人忽視美索不達米亞的重要性。 現在希臘、英國、法國，特別是後者，都充滿著濃厚的反美情緒，不少論者促請美國應該反省「九一一」的「根本原因」（root cause）。其實，在美國總統威爾遜抵達巴黎和會之前，英法已經達成了瓜分土耳其、美索不達米亞的協議。伊斯坦堡政府面臨亡國破家之浩劫，曾經要求威爾遜總統介入，但美國只曾經派兵到歐洲戰場，所以認為自己無權干預在東線戰場付上沈重代價的英國。如果要追溯根本原因，那麼希臘人、英國人、法國人在土耳其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擴張主義、殖民主義，要對今天穆斯林的反西方情意結負上大部分責任。唉！自古以來，都是要求別人反省容易，自我反省卻非常困難。 美索不達米亞是遲早爆發的火山 若果讀者以為這篇文章是為反英、反法、為伊斯蘭開脫、為美國辯護，那麼請你再耐心讀下去。歐洲列強將鄂圖曼帝國、伊斯蘭世界弄得天翻地覆，固然是難辭其咎。但是，在美索不達米亞的伊斯蘭世界，原本已經潛伏著不同種族、宗教、教派的矛盾，這是一個睡火山，爆發只是早晚的問題。 現在大部分「中東問題」的注意力，都是聚焦在以巴衝突，其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爭鬥，只是眾多衝突之一。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一直以來都對伊拉克、土耳其採取武裝對抗，一次大戰期間土耳其人屠殺了大量亞美利亞人，受害者人數估計由三十萬至一百五十萬（土耳其一直否認亞美尼亞大屠殺），一九三零年，庫爾德人在伊朗和伊拉克發動叛變，一九六一年再爆發了大規模的庫爾德人反抗浪潮；此外，伊斯蘭的什葉派、遜尼派、華哈比派、和不同政見的派系亦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一九五二年埃及發生政變，一九五四年敘利亞出現人民暴動，一九五八年黎巴嫩又發生內亂，一九六四年沙特阿拉伯發生軍事政變，一九七五年黎巴嫩爆發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內戰，一九八零年兩伊戰爭，一九九零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 。到底西方國家是否需要為每一次動亂負責呢？仍然是那幾句說話：自古以來，都是要求別人反省容易，自我反省卻非常困難。 跟美索不達米亞有點相似，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政府之後，中國亦經歷了接近一個世紀的動盪和內亂，相信讀者對於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歷史已經耳熟能詳。無疑，十九世紀西方列強侵略中國、二十世紀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神州，這都是導致中國陷入災難的直接因素，但是，中國人對自己造成災難的責任，亦無可推諉。不同的是，後來中華民族逐漸地放下受害者情意結、逐漸地跟世界接軌。 最後要說到美國，如上所說，美索不達米亞伊斯蘭世界的種族、宗教矛盾，可謂錯綜複雜。當年威爾遜總統選擇沒有介入，實在是明智之舉。但是，布殊總統卻自以為比威爾遜更有能耐。 20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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