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的反思

一九四九年的反思

余創豪

十月一日、十月十日剛剛過去，海峽兩岸都充滿著歡愉的氣氛，但台灣作家龍應台卻出版了一本另類書籍應節，那就是發人深省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年】，最近龍應台接受【１０１高峰會】的訪問，在節目中龍應台指出，她希望顛覆成功、失敗、愛國主義等傳統觀念，引導讀者思考歷史的意義。她說：在長春圍城的時候，城內十萬國軍是東北人，在城外十萬解放軍也是東北人，基本上是兄弟相殘。在訪問的最後一節，她大膽地說：「所謂光輝的十月，其背後是空虛的。」

為什麼近代中國會出現同室操戈的悲劇呢？在朝鮮戰場上，同樣的災難也曾發生。有位韓國朋友憤憤不平地對我說：「二次大戰之後，美蘇兩霸各自爭取地盤，導致我的國家分裂。」這並不是孤立的意見，在過去幾十年，同樣的歷史觀以不同形式反覆出現，一位時事評論員說：「國際間政治勢力的縱容和推動，國共之間展開了內戰。」但中國的悲劇，真的全然是外國勢力干預的結果嗎？以下的史料出自中國作家楊奎松、王若水，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事實上，一九四三年，美國政府開始不斷地促使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對蔣介石商討國共合作問題，一年之後，美國特使華萊士在重慶與蔣介石會晤，再次商討同樣議題，但蔣介石拒絕了美國提議的方案，只是勉強地同意美國向延安派遣美軍觀察組。二戰結束之後，國共內戰再次爆發，美國派遣馬契爾、司徒雷登嘗試調停，美國的立場是：國民黨需要實行民主改革，吸納中共以組成聯合政府。內戰初期國軍佔了上風，但是在美國施壓之下，蔣介石三下停戰令。但蔣介石下停戰令只是為了舒緩美國的壓力，他認為在還未被共產黨擊敗的時候，沒有必要組成聯合政府。簡單地說，當時美國並沒有分裂中國的意圖，相反，美國竭盡所能，希望制止中國內戰。

那麼，中國最終分裂的責任，是否應該全然由前蘇聯負上呢？一九四四年，國民黨主力在西南、西北，大後方都是由共產黨控制，毛澤東認為抗戰結束之後，自己有能力跟國民黨一較高下，但史太林卻向毛澤東轉來一個電報，表示蔣介石已經再三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協商，若果一味拒絕，國內和國際便不能理解，美蘇兩國願意負責毛澤東的安全。根據中蘇外交翻譯師哲的回憶，史太林還有另外一個電報，說中國不能再打內戰，否則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內戰後期形勢逆轉，國民黨願意接受談判，但毛澤東公開宣布蔣介石等四十三名國民黨軍政要人為「戰爭罪犯」，宣布「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並且警告說，凡是企圖勸導和談的人，都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敵人的朋友」。在這邏輯下，那麼前蘇聯也可說是「敵人的朋友」，一九四九年一月，史太林對共產黨發出一封電報，說南京政府知會蘇、美、英、法協助調停國共鬥爭，而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都主張停戰和在中國建立和平。」毛澤東斷然拒絕蘇聯的要求。

當時美蘇都各有私心，美國希望在東亞有一個民主政府的盟友，而王若水則這樣判斷：「史太林寧要軟弱的國民黨政府，不要不聽話的共產黨。」但無論如何，在當時各大國斡旋的有利條件下，內戰是完全有機會避免的。

上世紀四零年代末期，可說是一個「分割的時刻」。二次大戰對全球造成難以估計的生命財產損失，使人痛心的是，二戰剛剛結束，慘痛的記憶猶新，但人們卻沒有汲取教訓。印度聖雄甘地的非暴力革命，迫使英國人在一九四七年自印度撤退，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契機，去建設獨立自主的國家，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各不相讓，最後血流成河，造成了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分裂。在同一年，英國放棄巴勒斯坦，聯合國大會通過一八一號決議案，讓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平分巴勒斯坦，各自立國，猶太人接受決議案，阿拉伯人卻誓死戰鬥，直至今天以巴衝突仍然是中東地區一個主要的動亂之源。冷戰期間，美蘇各自爭取盟友，這無疑對世界動盪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這一切分割、爭鬥，又是誰的責任呢？最先放棄和平的又是誰呢？

由【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可以反映出直至今天，不少中國人仍然抱著諉過於美國的心態。其實法國人也具有深厚的反美傳統，但法國作家雷弗爾（Jean Francois Revel）說得對：美國並沒有打壓歐洲，一九四五年西歐成為廢墟，一九九一年東歐遺下一個亂攤子，這是歐洲人自作孽！中國的前途與希望，是在於有沒有龍應台、王若水、雷弗爾等那種對歷史的坦誠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