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明白生，先要明白死」： |
 索忍尼辛的「存在主義」 |
|
|
寫罷了〈俄羅斯烹飪的豉油雞：再論反省歷史〉一文之後，我還有點意猶未盡，於是再執筆介紹另一位對蘇聯歷史親歷其境的俄羅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又譯蘇津尼辛）。
「悲劇性」的和平獎
提起一九七五年，你會想到什麼世界大事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會不假思索地回答：南北越統一。不錯，這是舉世矚目的事件，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北越攻陷西貢，美國領事館最後十個陸戰隊員撤退，這是二百年來美國首次戰敗。然而，也許人們已經遺忘了在同一年六月三十日發生的另一宗相關事件，就是蘇聯流亡作家索忍尼辛在華盛頓首府發表演說，題目是：〈美國，我們懇請你干預〉。
當時的美國總統是福特，越南將要失陷時，福特總統三番四次強調：美國不會再介入越南、不會再打一場跟自己無關的戰爭。當索忍尼辛訪問美國時，白宮新聞祕書處表示：由於總統事務繁忙，所以無暇出席索忍尼辛的演講，真相是：國務卿基辛格勸喻福特不要跟索忍尼辛見面，避免令蘇聯不快、自我製造外交麻煩。
那麼，到底索忍尼辛在演講中說了什麼呢？相信讀者已經猜到。索忍尼辛指出：一九七三年基辛格和北越代表黎德壽在巴黎簽下和約，是為北越侵略南越鋪路，基辛格因巴黎和約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這是一個「悲劇性」的和平獎。一份美國報紙這樣描述越戰結束：「祝福的平靜。」（Blessed silence）索忍尼辛說：「我不想自己最壞的的敵人有這種祝福的平靜，我不想自己最壞的的敵人有這一種國家統一。」索忍尼辛預言：在越南將會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被屠殺，四、五百萬人會被送進集中營。後來不但索忍尼辛所說不幸而言中，而且，眾所周知，無數越南人被迫投奔怒海，成為國際人球。不消說，索忍尼辛的演說令基辛格、福特、甚至整個美國政府都尷尬不已。
索忍尼辛對美國的軟弱作出嚴厲的鞭撻，他指出：二次大戰之後，羅斯福總統在馬耳他（Yalta）協定中，對史太林作出無限讓步，美國沒有作出任何行動去保護東歐，七八個東歐國家就此落入蘇聯手上。前一陣子現任總統布殊訪問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時，曾為了馬耳他協定而表示歉意。
我們懇請您來干預
但是話又說回來，索忍尼辛仍然肯定美國對歐洲的貢獻，美國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拯救了歐洲，並且兩次幫助它重建，二次大戰之後三十年年來一直保護歐洲，但歐洲人卻不願意承擔自己的防衛責任。
反之，索忍尼辛毫不留情地揭露蘇聯的陰暗面，他這樣比較：在十月革命之前八十年，俄羅斯沙皇平均每年處死十七個人；中世紀西班牙異端裁判所則平均每個月毀掉十條性命；但是，在一九一八至一九年，蘇聯祕密警察自己承認每個月殺死了超過一千人，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史太林恐怖統治的巔峰時期，平均每個月打掉了四萬人。
一九二一年蘇聯政權倒行逆施，因而發生大饑荒，跟著要求西方世界援助，當時美國總統胡佛給予蘇聯大量糧食，但是現在蘇聯教科書卻完全抹去這段歷史，反過來說美國的援助是掩人耳目的間諜活動。一名蘇聯人在訪問美國之後，稱讚美國公路系統優良，祕密警察隨之將他拘捕，並且要求法院將他判監十年，法官說這並不構成罪証，問能否控告他其它罪行，結果這名法官被流放。
索忍尼辛演說的結尾才最震撼人心：「在這個擠迫的地球上，再沒有所謂內政，共產黨領袖說：『讓我們和平地、安靜地將自己的公民絞死。』但我告訴你，要更多的干預，盡你所能地干預，我們懇請你來干預。」
越南失陷的教訓
索忍尼辛的訴求，可說是失盡了天時、地利、人和。正如上面提及，兩個月前，美國在越南栽了一個大跟斗，福特、基辛格甚至不願意出席他的演說，以免得罪頭號敵人蘇聯，更遑論為人權問題而向蘇聯施壓，而美國人民反戰情緒高漲，美國再次出兵海外，就更加是匪夷所思。一年之後，鴿派的卡特總統上台，基本上美國的對外政策是休養生息，蘇聯藉此機會大事擴張。
讀者會問：我回顧這段歷史是抱著什麼目的呢？是以羅斯福放棄東歐、以基辛格「悲劇性」的和平獎、以福特、卡達的軟弱、以索忍尼辛的歷史反省，去為現今小布殊政府的「進取政策」而辯護嗎？不是。有趣的是，索忍尼辛以越南的失陷為教訓，批判美國的退縮，但另一方面，仍有很多作者認為：越戰教訓美國不要對他國作出軍事干預，例如前國防部長麥拿馬勒（Robert McNamara）認為：越戰的本質是一場人家的內戰，美國參戰變成了對抗民族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故此，在別人眼中美國無非是帝國主義者；歷史學家顏保（Stephen E. Ambrose）指出：美國本來就不應該基於「骨牌理論」而介入越南，越戰結束之後，蘇聯、越南並沒有進侵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相反，它和同樣是社會主義體制的柬埔寨、中國先後開戰。去年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說：「伊拉克是布殊的越南。」他認為小布殊與尼克遜犯下同樣錯誤。對於「歷史教訓我們什麼」這題目，我已經探討過許多次，在這裏我不再贅述。
「要明白生，就必先要明白死。」
以下的焦點是索忍尼辛這個人。美國應否自越南撤退呢？美國是否應該盡其所能地干預他國的人權問題和內政呢？無論我是否同意索忍尼辛的觀點，我不得不欽佩他的為人。他並不是坐在冷氣房間、嘴唇呷著香檳酒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都是血汗和眼淚的結晶。
索忍尼辛生於一九一八年，二次大戰時他參加了紅軍抵抗納粹，官階為上校，一九四三年他和一位朋友討論史太林政權的問題，兩人祕密地撰寫了一份手稿，名為〈第一方案〉，在手稿中他們批評史太林的共產主義是封建主義。一九四五年，索忍尼辛上校突然間被召回總部，原來〈第一方案〉的手稿被發現了，他和其朋友被控陰謀推翻政府，不消說，跟著他飽嘗鐵窗生活的風味。他忍受過種種折磨之後，堅持無論怎樣，也不要埋沒自己的人性，他說：「要明白生，就必先要明白死。」這句話實在充滿存在主義的哲理，但他不是在研究院哲學課程裏面學到存在主義，而以自己的血肉抗拒死神的呼籲、在置諸死地而後生之下領悟出來。他又相信自己的牢獄生涯必定有一個特殊目的，所有苦難最後必不致徒然，他說：「年復一年，但如果心靈逐漸通過受苦得到溫暖，如果心靈得到淨化，那麼這些日子就不是白過了。」。
索忍尼辛令我聯想起心理學家弗蘭克（Viktor Frankl），弗蘭克在二次大戰時被關進納粹德國集中營，他的雙親、兄長、嫂子、太太都死在集中營裏面，但生死邊緣的掙扎，卻激發起他思想的深度。在某天他觀看天空又下午的蔚藍，漸變為黃昏的血紅，他領悟到：這一切苦難看來是荒謬、毫無價值，但在背後，他的生命必定還有意義。被解放之後，弗蘭克寫出了流傳至今的名著：《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到存在主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鼓吹人反省生命的意義。
一九五二年，索忍尼辛因罹患癌症而需要施手術，在病榻中一位基督徒醫生以福音信仰安慰他，這是很不尋常的，因為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宗教已受到政府壓制。在第二天，那位醫生被發現頭部受了重擊，最後傷重不治，沒人知道為什麼他神祕地死亡。索忍尼辛復原之後祕密地歸信基督，他開始深刻地感受到神的同在。一九五三年他獲得釋放，後來大膽地寫了《古拉格群島》和其他批判政府的著作，向世界展示了蘇聯集中營的殘酷，一九七零年他因其文學成就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一九七四年蘇聯無法容忍其尖銳言論，剝奪了其公民權，迫他流亡海外，一九九四年，亦即是蘇聯解體之後三年，索忍尼辛重返故園。但他仍然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主持電視節目，批評前蘇聯和新俄羅斯政府，結果其電視節目無疾而終。雖然如此，索忍尼辛仍是筆耕不倦。
詩窮而後工
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幹事楊穎仁曾經撰文指出：異見人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和薩伊德（Edward Said）受到美國政府壓迫，例如言論受到有形無形的限制。喬姆斯基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薩伊德則先後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霍金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雖然我認為這兩位飽學之士的著作也有參考價值，但坦白說，我對索忍尼辛、弗蘭克的敬重，遠遠超過對喬姆斯基和薩伊德，這並不是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取向，而是因為我感受不到喬姆斯基和薩爾德對生命深度的體會，若說喬姆斯基受到壓迫，那麼這壓迫他的環境，仍然可以讓他自由地出版百幾部書，教職和人身自由都不會受到限制。中國諺語有云：「詩窮而後工。」沒有受過戰亂、饑荒、集中營、或者投奔怒海洗禮的喬姆斯基，其政見當然遠不如索忍尼辛擲地有聲。
我經常撰寫關於政治的文章，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所說無非是書生論政，我不敢讀了幾本書之後，就堅持某某主義必定勝過某某主義、某種制度必定比起另一種制度更加公義，或者鼓吹某些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特定路線。
「要明白生，就必先要明白死。」這令我聯想起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說：「人是邁向死亡的存有（being）。」在二次大戰前，海德格參加了納粹黨，基本上他跟隨希特拉的排猶政策，其名著《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在初版時標明是獻給他的猶太裔老師胡塞爾（Husserl），一九四一年再版時他卻將之刪去。我恐怕以下所說會得罪一些哲學家：我對真正參透生死的索忍尼辛，遠超過海德格。
不過，我並非要抹黑海德格，坦白說，若我處身於那個瘋狂的年代，我也許一樣會明哲保身，聰明的讀者也許可以看得出，我在很多文章裏面亦是左閃右避。但無論如何，我欽佩以無比勇氣挑戰強權的索忍尼辛，恐怕平庸的我，終其一生也不會攀登到「要明白生，就必先要明白死」那種境界。
2005.6.5
Navigation
|
|
Essay Menu
|
Main men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