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美國與加拿大是同文同種的兄弟國，但在遠久的歷史中美加曾經處於敵對狀態，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美利堅革命軍曾經揮軍北上加拿大。一八一二年美國不滿英國煽動印第安土著滋擾美國，並且扣留美國船隻，於是向英國宣戰，美軍攻佔加拿大約克郡，並且焚毀了加拿大國會大樓。一八六六年一群愛爾蘭裔美國人計劃逼使英國讓愛爾蘭獨立，他們打算攻佔一部分加拿大土地，來作為與英國談判的籌碼，這一支為數只有一千五百人的美國民兵與加拿大軍隊打過一場小規模戰役，但這次侵略計劃並不是由美國政府授意。這些衝突並沒有構成不可磨滅的歷史傷痕，相反，二百幾年來，大部分時間美加都和平共處，在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冷戰、後冷戰時期又是並肩作戰的盟友。
在過去幾十年以來，美國與加拿大逐漸變成「民族大熔爐」，一九九零年代每年約有八千五百位具有大學或以上程度的加拿大人移居美國，不少「美國」名人其實本來是加拿大人，例如喜劇明星金凱利（Jim Carey）、以《星艦迷航記》風靡天下的「葛克隊長」（由夏納William Shatner 飾演）、前 ABC 主播白簡寧（Peter Jennings），都是來自加拿大的移民。公元二千年加拿大伊高研究所（Ekos Research Canada）的一項調查顯示出：略低於半數的加拿大受訪者表示，對北美某種程度的合併保持著開放態度。二零零一年一位《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的評論員說：「你可以說我是賣國或者相信宿命論、或者說我簡單地接受事實：加拿大正邁向跟美國更加融合的軌道。」
當然，這並不表示加拿大人會毫無保留地對美國投懷送抱，事實上，很多加拿大人都懷有「隱性反美情緒」（latent anti-Americanism），所謂「隱性」，就是在生活上接受美國於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層面對加拿大的影響，但心理上隱隱然不甘於美國站在「大阿哥」的地位，然而，在實質行動或公開言論上，加拿大卻極少激烈地反對美國。可是，在伊拉克戰爭和布殊總統連任之後，加拿大人的「隱性反美情緒」卻漸漸演變成「顯性反美情緒」。瀏覽加拿大的網站、報刊，激烈地批評美國的聲音比從前增多，這是自越戰以來從未發生過的反美高峰，到底這是否一個短暫的現象呢？美加兩國能否繼續邁向更加融洽的軌道呢？還是鴻溝越來越深呢？
分析歷史脈絡，對理解加拿大的隱性反美情緒十分重要，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反美情緒，但加拿大的隱性反美心理卻比較特殊。遠在美利堅以泰山壓卵之勢令加拿大淪為弱鄰之前，加拿大人已活在另一個超級強國的陰影下：大英帝國。現在美國出兵伊拉克，加拿大還可以拒絕援手，可是，從前身為大不列顛帝國一部分的加拿大，每次都被祖國的戰爭捲入漩渦，因為加拿大並沒有獨立的外交政策。
一九二一年英美等強國在華盛頓召開海軍會議，協商各國海軍艦隻的比例，這有點類似冷戰期間美蘇談判擁有核子彈頭的數量。當時的英國殖民大臣邱吉爾（後來成為首相）意識到美國有心要跟海上霸王不列顛一爭長短，邱吉爾便要求加拿大支持英國去掣肘美國，可是，加拿大卻認為沒有需要捲入這場對抗，加拿大覺得跟美國已經維持了過百年的和平，基本上美加邊境完全不設防，所以沒有必要為了英國而跟南方友好的鄰居過不去。
|
||
|
一九二二年英國與土耳其發生衝突，邱吉爾認為有需要召集海外屬土的軍隊作為支援，他作出決定之後，馬上通知傳播媒介，然後才通知加拿大政府。加拿大十分光火，因為他們竟然要在報紙上得知英國政策的消息。
在長期力爭之下，一九三一年加拿大才可以得到高度自治，包括享有獨立的外交政策和在國際聯盟中有自己的代表。當加拿大人逐漸擺脫英國的掣肘時，他們開始建立自己的盟友網絡，而最佳人選就是同樣走出了英國陰影底下的美國。一九三五年，加拿大首相金恩（MacKenzie King）主動向美國頻送秋波，說自己要走「美國的道路」，加拿大人亦支持金恩簽署的美加貿易協定。金恩曾經在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進修，又曾經在美國工作，並且是美國富豪洛克菲勒的朋友。
二次大戰期間，加拿大聯席軍委會建議在加拿大國土為英國空軍提供訓練設施，金恩斷言否決，他認為這是干犯加拿大主權，相反，金恩卻願意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協議成立永久性的聯合國防委員會，共同保障西半球的安全。一九四四年大戰將近結束，中英美蘇並列為四強，邱吉爾明白到英國勢力已大不如前，單靠英國本身根本無法與美國、蘇聯平起平坐，他呼籲加拿大等英聯邦國家和祖國加強聯繫，以增加大英帝國的籌碼，可是，親美的金恩卻不接受邱吉爾的提議。
由英國與加拿大的歷史來看，擺脫強國影響的心路歷程，似乎不經不覺之間進入了加拿大的「集體無意識」。雖然聯美制英政策成功地令加拿大避免成為英國的附庸，但是加拿大在超級強國美利堅旁邊卻處於被動，如是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為新的國家遠像，簡言之，加拿大人仍然不斷地爭取獨立身份的認同，反美情緒彷彿是變種的反英情緒。舉例說，赫迪（Mel Hurtig）撰寫的【消失中的國家：是否太遲挽救加拿大？】，其封面就令人會心微笑，整個篇幅是一張美國旗，美國旗的五十顆星代表五十州，但封面上其中一顆星變成一塊楓葉，換言之，加拿大好像只是美國的一州。
加拿大的反美情緒跟其他國家還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加拿大人並不反對美國干預他國，因為自二次大戰之後，渥太華在許多次國際衝突中緊隨華盛頓的政策，甚至派兵相助，而越戰和伊拉克戰爭是極少數的例外。在韓戰、巴爾幹半島危機、第一次波斯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中，加拿大軍隊都有參戰，加軍亦支持聯合國在索馬里、柬埔寨、東帝汶、非洲、中美洲、海地的維持和平任務。
一九五六年，當時的加拿大外務大臣皮爾遜（Lester Pearson）向聯合國祕書長提議：建立一支聯合國軍隊，作用是應付緊急的國際糾紛、維護世界和平。為此之故，皮爾遜贏取了一九五七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此外，在抗衡蘇聯的大前提下，美國和加拿大發展了緊密的軍事合作關係，加拿大是北大西洋公約成員之一，一九五七年，美加兩國更成立了北美防空指揮中心（North America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簡稱 NORAD）。雖然美加兩國同意在必要時可以軍事介入其他國家，可是在什麼情形下才具有法理，兩者各有不同看法，加拿大喜歡在聯合國、北約等多邊組織下運作，但美國卻傾向於運用超級大國的身分，影響國際組織的決策。在加拿大人眼中，美國視國際組織為「橡皮圖章」。
普遍加拿大人支持加拿大軍隊承擔國際義務，但只有百分之七十加拿大人願意承擔軍事行動的費用。一九五三至五四年，加拿大花費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八點八在國防上，在北約成員國之間是第四大，但是，隨後加拿大認為既然美國已經擁有強大兵力，故此毋須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現在，加拿大平均每人每年花費二百六十美元在國防上，在北約成員國之間這是倒數第四，在美國人眼中，加拿大是「搭順風車」。
在軍事介入他國的任務當中，美加面對著同樣的問題。例如一九九零年代動盪的索馬里經常發生搶掠救援物資的事件，駐守索馬里的加拿大軍隊拘捕了一名偷竊糧食的年青人，跟著將他折磨和殺死，這件不光彩事件令加拿大人意會到：出兵海外就難免有犯錯和傷害自身國際形象的可能。
上面提及，冷戰期間加拿大參加北約組織，美加兩又成立了北美防空指揮中心，可是，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卻令美加關係出現裂痕。當時美國情報系統偵查出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甘迺迪政府認為事態嚴重，需要採取果斷對策。當時加拿大的外務大臣君恩（Howard Green）反對核子競賽，他認為加拿大政府應該限制美國在加拿大部署飛彈，古巴飛彈危機發生之際，美國是否有理據要求蘇聯拆除飛彈就成為問題，既然美國可以在加拿大部署飛彈，為什麼蘇聯不可以在古巴照辦煮碗呢？加拿大政府對古巴事件的態度曖昧，令甘迺迪十分不耐煩，最後他下令以海軍封鎖古巴，迫使運送裝備往古巴的蘇聯船隻折返。
但根據北約組織和 NORAD的條款，盟國之間應該先通過協商才可以採取行動，甘迺迪並沒有諮詢或者通知加拿大，就已經封鎖古巴，此舉令加拿大政府開始對美國反感。不過，加拿大人民仍然很傾慕甘迺迪，甘迺迪年青而又英俊，因此成了美國這年青國家充滿活力力的象徵。
越南戰爭是美加關係的冰點，一九六五年，美國總統詹森打算介入越南內戰，當時的加拿大外務大臣馬田（Paul Martin 現任首相）嘗試透過不同的外交渠道，謀求中南半島的和平，於是渥太華與華盛頓開始產生正面衝突。一九六七年，馬田倡議南北越雙方退回日內瓦協定之前的狀態、所有外國軍隊撤離越南，可是，加拿大進行外交斡旋之際，北越和美國卻繼續將戰事升級。加拿大駐巴黎大使建議：連同幾個和美國親善的國家，一同去游說詹森總統放棄轟炸北越。但是，美國終於在越南泥足深陷，加拿大人民之間亦出現了無數反越戰抗議示威。
|
一九六零、七零年代的因反越戰而來的反美情緒，在八零、九零年代逐漸隨著兩國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而逐漸沖淡，畢竟，加拿大是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百分之八十加拿大的出口產品都是流向美國，加拿大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由此可見一斑。上面提過，在一九三零年代兩國已經簽定雛形的貿易協定，一九八九年雙方更將關係推進一步，達成了加美自由貿易協定（Canad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簡稱 CUSFTA），要點是逐步撤除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一九九四年，這種協定更擴充至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的整個北美洲，這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簡稱 NAFTA）。
NAFTA 放上談判桌之際和實施初期，美加兩國人民的關注程度大有距離，對加拿大人來說，這是影響國計民生、國家身份的大事，但對美國人而言，這只是眾多貿易關係之一。而且，美加人民的關注點截然不同，美國人民的焦點並不是加拿大，而是墨西哥，美國工人懼怕職位會逐漸流向墨西哥的廉價勞工，一九九五年墨西哥爆發金融危機，在美國緊急干預之下墨西哥才逐漸復原，故此美國人對墨西哥這個「包袱」產生極大疑慮。但另一方面，加拿大人並不擔心墨西哥，他們認為威脅是來自美國，NAFTA生效之後，美國大企業可以全無顧慮地橫掃加拿大，美國可以自由地採購加拿大的資源。但隨著加拿大自NAFTA得到利益之後，人民支持NAFTA的比率逐漸上升，根據 Pollara在二零零二年進行一項調查顯示，百分之六十六加拿大受訪者希望政府進一步加強與美國的經濟關係。加拿大的得益可以由貿易順差中看到，一九九五年加拿大對美貿易順差約為四十億美元，公元二千年已經翻一番（約八十億），去年這數字更暴增至一百零六億。
 |
資料來源：http://strategis.ic.gc.ca/sc_mrkti/tdst/engdoc/tr_homep.html
「九一一」之後，加拿大義無反顧地加入美國的反恐陣營。可是，不到兩年之後，這對本來是「互相容忍的盟友」卻因為伊拉克戰爭、飛彈防禦計劃而關係冷淡，這可說是史無前例的，在古巴飛彈危機中，加拿大政府雖然不滿甘迺迪獨斷獨行，但在加拿大人心目中，甘迺迪的形象仍很正面，可是，小布殊總統的聲望，與甘迺迪卻不可以同日而語。越南戰爭期間，加拿大民間也有反戰示威，但加拿大政府還會作出外交斡旋的努力，在伊拉克戰爭中，加拿大政府卻跟美國「保持距離」。
原本加入了反恐陣營的加拿大，對布殊政府構思的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簡稱 NMD）亦敬而遠之。加拿大的立場是：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有敵對國家具有採用飛彈攻擊北美洲的能力，北韓的飛彈頂多只能射向日本，加拿大不應該支持美國掀起新一輪軍事競賽。美國國防部倫斯菲為 NMD辯護的理由是：沒有証據，並不等如有証據証明沒有（The 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the evidence of absence）。他說：「沒有發現那些計劃（以飛彈攻擊北美洲），並不表示它們不存在。」美國攻擊伊拉克，亦是採用類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邏輯，但戰爭結束之後，卻毫無証據顯示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與蓋達恐怖組織有聯繫。在 NMD談判中，加拿大當然亦不能接受倫斯菲這種推論。
伊拉克戰爭的另一個後遺症，就是加拿大民間隱性反美情緒演變為顯性，舉例說，二零零四年加拿大期刊《麥連》（Maclean）對一千二百幾個加拿大人和一千名美國人作出問卷調查，探討兩國人民的互相印像，總體來說，加拿大受訪者對美國沒有什麼好感，百分之六十八加拿大受訪者認為美國的國際形象比從前差，百分之三十八說自己現在對美國更反感。調查員要求加拿大受訪者從一堆形容詞裏面，選出自己認為最貼切形容美國的字眼，排在榜首的是「傲慢」，還有是「恃強欺弱的惡霸」、「危險」。當被問及「美國受到攻擊時，加拿大應否援手？」只有百分之四十四加拿大人表示強烈支持美國。
另一方面，只有百分之十二美國受訪者表示自己對加拿大更加反感，在選擇形容詞方面，美國受訪者大多數選取比較正面的詞語，百分之四十五美國人覺得加拿大人「包容」、「有同情心」，百分之十一美國人認為加拿大人「有趣」、「富幽默感」。當被問及「加拿大受到攻擊時美國應否援手？」百分之八十四美國人表示支持出兵幫助加拿大。
統計數字的缺點，是描述了現象，但怎樣去分析結果，卻見仁見智。從積極方面看，無論加拿大人怎樣增加對美國的反感，無論這種感覺是基於什麼原因，美國人卻並沒有相應的隱性或者顯性反加拿大情緒，論者可以說美國人豁達大度，這是泱泱大國的國民性格；但從消極方面看，普遍美國人並不在乎加拿大人怎樣看自己，論者亦可以說，這是對其他文化缺乏敏感性，這種自我中心的態度，是美國民族性格的缺陷。
跟《麥連》問卷調查的受訪者比較，總體而言，加拿大學術界對美國的評價則比較溫和。為美國辯護、甚至是高度評價美國的加拿大學者是大不乏人的，以下是一些例子：
魁北克（Quebec）大學政治系教授羅蘇（Stephane Roussel）在其二零零四年出版的名著《北美洲民主的和平》中指出：二百年來美加兩國和平相處，在人類歷史中，這種強鄰與弱國保持長久和平的狀態，是極其罕見的。兩國不但沒有敵意，甚至緊密合作，而且在這合作關係裏面，強大的美國並沒有佔盡便宜。他指出：在冷戰期間，雖然中歐和東歐國家是蘇聯的所謂「盟友」，但基本上那些國家都要事事聽命於莫斯科；但另一方面，加拿大、西歐、日本、澳洲等美國盟友與美國的關係，跟華沙公約國家和蘇聯的關係很不一樣，美國和其盟友互相尊重對方主權、分擔責任、在決策上採取高度透明的諮詢方式，很多次加拿大和美國政府意見相左，在半數爭拗中，加拿大順從美國的意願，當加拿大反對美國時，也沒有受到美國嚴重的報復。其實，很多時候，加拿大政府都可以影響美國在外交上和國防上的決策。羅蘇認為美加之所以能夠和平共處和緊密合作，皆因兩者都是民主國家。
二零零二年，麥基爾（McGill）大學外交事務與國際貿易歷史部主任當拿菲（Greg Donaghy），在《互相容忍的盟友》一書指出：「華盛頓顯示自己是一個有耐心和有容忍精神的盟友，當皮爾遜（加拿大總理）政府為了處理加拿大經濟結構上的弱點、而採取單邊行動應付跟美國的貿易和金融關係時，甘迺迪和詹森政府用有創意和考慮周到的方法回應。」
在二零零一年之前，對美國採取溫和態度、著墨於自我批判的加拿大學術著作，亦是汗牛充棟。值得一提的是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甘拿丹（J. L. Granstein）的著作《美國人，滾回家？》甘拿丹坦言他原本沒有打算寫這本書，他說自幼已是一名反美主義者，他過去一直認為美國威脅加拿大的獨立性，因為美國以金融、思想、文化等優勢力量蠶食加拿大，本來，他打算寫一部書去支持以上的想法，但蒐集資料之後，他卻得出不同的結論，他認為加拿大政客和經濟領域的精英份子，利用反美情緒去保護或者擴張自己的權力，在二次大戰之後，反美情緒逐漸變成對強大的美國一種自我防衛機能，許多反美言論無非是宣揚馬克思主義，或者是缺乏理性。
麥基爾大學歷史系教授摩頓（Desmond Morton）在《加拿大簡史》中指出：一九六零年代，不少加拿大人以「自鳴得意」（smugly）的態度批判美國人，他們相信自己比美國人更加道德，但這類批判只是基於對社會科學膚淺的認識，有趣的是，這些批判工具是進口自美國文化，加拿大年青人熱衷於揭發美國的黑幕，可是，若沒有美國自由資訊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和美國傳媒，加拿大人就很難獲取批判美國的材料。
不過，以上學者的分析是基於伊拉克戰爭前的美加關係歷史，伊拉克戰爭對美加關係會產生什麼長遠影響，現在仍是言之過早。弔詭的是，越是近期的事件就愈難作出深刻的學術研究，羅蘇、當拿菲、甘拿丹、摩頓的研究被認為有份量，是因為歷史事件發生百多年、幾十年之後，已有豐富的文獻累積起來、機密文件亦已解凍、其他相關事件也可以讓人宏觀地分析「大歷史」的脈絡，相反，面對當前事件，學者就有「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嘆。但無論如何，許多加拿大學者對美國攻打伊拉克並不支持，卡紀利（Calgary）大學傳播文化系教授米南奇（George Melnyk）編輯的《加拿大與新美利堅帝國》，收錄了十多位學者的反戰文章，是一本有代表性的書籍。
此外，被喻為是加拿大國寶的著名作家特活（Margaret Wood），二零零三年發表了一封致全美國的公開信，首先她列舉了美國文化的偉大成就，但提及伊拉克戰爭卻筆鋒一轉：「如果你（美國）繼續走向濕滑的斜坡，那麼全世界的人民將會停止讚賞你的好東西，他們會認為你在山上的城市是一個貧民窟（最初來到美利堅的移民是清教徒，他們決心建立一個山上的城市（a city upon the hill），要向世人見証基督），你的民主是一個偽裝，所以你沒有職責將你充滿污點的所謂遠像強加於人……英國流傳著一個神話：亞瑟王（King Arthur）並沒有死去，他只是在一個山洞中睡了，當國家發生動亂時，他會再來，你們也有過往偉大的心靈，你可以呼喚他們……你需要他們。」特活曾經在哈佛大學進修，十分熱愛美國文化，在這篇激昂的信函背後，仍然流露出特活對美國傳統文化的寄望。
到底如今加拿大的顯性反美情緒，會否終歸退回隱性呢？現在還是未知之數，但前景看來還是樂觀。在歷史裏面美加兩國不但維繫了近兩百年的和平，而且在多次國際衝突中都是並肩作戰的盟友。兩個除了有緊密的經貿關係之外，在文化上亦十分接近，加拿大的學術文化、流行文化深受美國影響，無數加拿大人選擇留學或者移民美國，自是不在話下，這裏還有一個側面的例子：許多美國電影、電視片集，都是在加拿大拍攝外景。那些戲劇的背景是「美國某某城市」，但實際場景是溫哥華、多倫多、滿地可……。而觀眾無法看得出分別，兩國文化之接近，由此可見一斑。
|
雖然近年來加拿大民間反美情緒漸漸趨於激烈，但學術界裏面對美加關係作出冷靜分析的學者仍為數不少。美國歷史學者史超活（Gordon Stewart）也觀察到：「在加拿大對美國激烈批判的言論，比較常見於非學術著作中。」不過，史超活也指出另一個不平衡的現象：加拿大學者研究加美關係的書籍如汗牛充棟，相對來說，美國學者研究美加關係卻並不積極。看來，加拿大學者在乎美國人的想法，超過美國學者留心加拿大人的觀感。這種不對稱的現象，可能會令美國政府和人民在對外關係中繼續犯錯誤，進一步損害自身的國際形象。
2005.7.16
Navigation
|
|
Essay Menu
|
Main men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