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被人遺忘的張純如
幾天前，以《被遺忘的大屠殺：一九三七年南京浩劫》一書而馳名的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以手槍自殺身亡，令自己的人生篇章結束於感嘆號和問號下，而不是圓滿的句號。
據報道，張純如生前患有嚴重抑鬱症，久治而不癒。洛杉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實維護會會長臧大成與張純如是好朋友，臧大成說：雖然張純如的死因還有待進一步調查，但張純如的確因著面臨巨大壓力而經常感到憂鬱，這種壓力有兩個來源，其一是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十分血腥殘酷，張純如每天要處理這些嘔心的資料，這可能會影響她的心理健康。事實上，張純如曾經在書中提及，自己觀看那些受難者的圖片時，感到頭暈目眩。其二是《被遺忘的大屠殺》引來不少批評，張純如經常要為自己的書解釋和辯護，因而面對不少心理壓力。雖然南京大屠殺是鐵証如山的史實，而且張純如寫作此書的動機是出於人道精神，但是嚴厲批評張純如的學者，仍大不乏人，畢業於阿歷桑那州立大學的日本學專家奇里（Timothy Kelly）就是一個例子。
奇里指出：張純如的書錯漏百出，只能算是一個初稿，而不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例如張純如在書中說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中校培里（Commander Perry）到達日本首都江戶，但事實上培里是海軍準將（Commodore），而不是中校；還有，培里並沒有涉足江戶，他是在江戶外面與日本官員會面。此外，張純如說二次大戰後日本人容許戰犯成為首相，奇里說雖然張純如沒有指名道姓，但是那「戰犯首相」應該是岸信介，岸信介在二戰之後曾經被盟軍拘捕，但隨後獲得釋放，並沒有定罪為戰犯，故此張純如的指控並不正確。不過，奇里舉出的史實錯誤，都與「南京大屠殺」本身沒有直接關係。培里是準將而不是中校，岸信介是嫌犯而不是戰犯，都並不能推翻「南京大屠殺」。
奇里還有許多批評，但我認為那些都是雞毛蒜皮的瑣碎小事，例如在書中有些日本人的姓氏和名字倒轉過來，有些地方則用詞不當、英文文法不通。張純如說一位中國婦女被日本兵強姦之後，私處被高爾夫球棒貫穿，張純如稱高爾夫球棒為 Golf stick，但奇里指出：正確的英文寫法是 Golf club。
張純如提及編輯十分鼓勵自己撰寫這部書，她意會到「這本書具有歷史重要性」（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book），奇里認為真正具有重要性的是「南京大屠殺」，說自己的著作具有「歷史重要性」，是沒有意思和自吹自擂，正確的寫法應該是「這本書的題目具有歷史重要性」。
張純如說日本軍隊以「來沙爾消毒藥水」（Lysol）為南京的西方人消毒，奇里認為張純如沒有可能知道日軍用「來沙爾」這牌子的消毒劑，所以應該寫 disinfectant。筆者認為這是十分無聊的批評，美國人通常稱「影印」為「施樂」（Xerox），即使你是用錦囊（Canon）去影印；美國人亦以 IBM-PC泛指所有採用英代爾晶片的個人電腦，即使你的電腦是 Dell或者是 HP。Lysol無非是消毒藥水的統稱。
奇里對張純如最嚴重的指控，是她「無恥地抄襲」，他指出在張純如書中，有些地圖和文字是出自史學家保加文里（David Bergamini）的《日本帝國陰謀》（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可是她沒有註明資料出處。張純如已不再人世，到底她是存心剽竊，還是無心遺漏，現在是死無對証，但筆者相信後者之可能性比較大。歷史敘述並不是理論創作，作者根本無需隱藏資料出處來自高身價，《被遺忘的大屠殺》有四百八十五個註釋，多幾個個註釋又何妨呢？很難想像張純如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動機，要故意在註釋中不提保加文里。
在某些地方，筆者認為奇里指控剽竊是有欠公允，張純如寫道：日本軍隊發現侵略中國並不是如想像中容易，蔣介石委員長將精銳部隊調至上海，中日軍隊之比數為十比一，因此，日軍在上海戰場遇到頑強抵抗。奇里說保加文里這些資料出自保加文里。其實，蔣中正決心要在上海阻擋日軍，以粉碎「日本三月必亡中國論」，這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獨家資料，中國史學家郭廷以、司馬長風都曾經在其著作中提及同樣事情，難道郭廷以、司馬長風都算剽竊保加文里嗎？
但話又說回來，並非所有奇里的評論都是無的放矢，奇里批評傳播媒介「狂熱」地抬舉這本書的重要性，但張純如的書並不是這個題目的最佳著作。平心而論，在《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之前一年（一九九七），另一部也是揭露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已經面世，這本中英對照的書，名為《南京大屠殺：歷史照片中的見証》（The Rape of Nanking：An Undeniable History of Photographs），作者是史詠和尹集鈞。筆者認為，論史料之翔實、對讀者的震撼力，後者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普林斯頓大學史學教授余英時為此書作序，他稱讚作者盡量取材於第一手歷史原料，其中包括美國、德國、日本的檔案、日本軍人日記、東京法庭審判記錄、生還者見証……。更加重要的是，全書刊登了四百多幀南京大屠殺時的照片，讀者觀看圖片時所受之震撼，會遠遠超過閱讀文字描述。
那麼，為什麼前者比後者有更高知名度呢？我猜想這是與張純如的強烈使命感有關，這使命就是探索人性為何如此醜惡、怎樣才可以避免歷史重複自己。除了鋪陳史實之外，張純如更進一步分析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教訓，她說：「本書一開始企圖要拯救受難者，以免他們再度受日本修正主義者污蔑，並且要把我的祭文，獻給南京數十萬湮沒於世的墳墓。最終，本書卻成為我個人對人類本質陰暗面的探索。我們可以從南京大屠殺學到許多教訓，其中之一就是文明本身脆薄如紙，有人相信日本人是罕見的、永遠不會改變的危險民族，但在讀過一些日本戰爭罪行的檔案文件，並且對照世界歷史中的古老暴行記錄後，我的結論是：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戰的行為，並不是危險民族的產物，而是一個危險政府的產物。」此外，張純如還分析了其它歷史教訓，我還是讓讀者自己親自品嘗原著。
煽情地敘述民族浩劫，可能會造成以暴易暴的循環悲劇，例如塞爾維亞的國民教育、傳播媒介，不斷地強調從前科索沃穆斯林怎樣屠殺塞爾維亞人，結果一有機會，塞爾維亞對科索沃穆斯林就以牙還牙。但是，在悲痛之際，張純如仍然能夠作出冷靜分析，令我欽佩不已。
因著張純如崇高的理想，我為她喝采，張純如希望南京死難者不要受到日本的污蔑，我也希望她亦不要受人污蔑。
200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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