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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一一」事件之後，雖然美國總統布殊宣稱反恐戰爭並不是針對伊斯蘭，但是，穆斯林仍然覺得美國和西方世界正在壓迫他們，而在非穆斯林心目中，伊斯蘭有形無形地與恐怖主義掛鉤，亦是揮之不去的陰影。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嘗試探討美國與伊斯蘭衝突的因由，單看題目，可能有些讀者已經說這種探討大有問題，因為伊斯蘭並不是一個單一整體，裏面有遜尼派、什葉派、蘇非派、華哈比派、卡拉維派……。不過，雖然伊斯蘭之間存在著很多差異，但是在適應現代化發生困難、反美國、反西方、反以色列卻甚為一致。故此，筆者認為仍然可以用「伊斯蘭」來作為討論的單位。還有，伊斯蘭不但反美，也反其他西方國家，但限於篇幅，本文只集中討論美國。
歸納來說，關於美國與伊斯蘭衝突的因由，至少有以下四種觀點：
1. 本質論：伊斯蘭教的本質傾向鼓吹仇恨意識和採用暴力手段面對爭端。
2. 歷史論：歐洲國家與伊斯蘭過去爭鬥了千多年，現今的衝突是過去的延續。
3. 壓迫論：穆斯林反美國反西方是基於現今在政治經濟層面受到壓迫。
4. 代罪羔羊論：穆斯林在過去幾百年來一直落後於西方，反美國、反以色列是一種尋找「代罪羔羊」的心理防衛機能。
其實，執著以上任何一種論調，都落入瞎子摸象式的以偏概全，這些論調有合理的地方，但亦有漏洞，以下筆者將會將這些觀點逐一介紹和分析。
提起伊斯蘭是否傾向暴力這問題，人們不期然會想起「文明衝突論」，一九九三年哈佛大學教授享廷頓（Samuel Huntington）發表了文明衝突論，當時他預言：在後冷戰時代，人類紛爭之源已不再是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而是文化差異。這論調常常被誤解為享廷頓將文明衝突的原因，歸咎於伊斯蘭的本質有暴力傾向，其實，享廷頓在《新聞一周》撰寫的文章清楚地指出：「總體而言，穆斯林戰爭時代源自比較一般的原因，這並不包括伊斯蘭教義和信仰的本質……現代穆斯林戰爭的原因在於政治，而不是七世紀的宗教教條。」
本質論的說法，多見於基督教的領袖。著名佈道家葛培里牧師的兒子葛法蘭克（Franklin Graham）在其著作中指責《古蘭經》鼓吹暴力，他在接受《宗教與倫理》雜誌訪問時為其立場辯護：「這就在那裏（古蘭經），你可以自己去閱讀他，那些出自《古蘭經》的經文並沒有受到斷章取義……，我們受到一群敬拜阿拉的人攻擊……，但伊斯蘭教領袖並沒有譴責這行為。」科威爾（Jerry Falwell）牧師在接受時事雜誌《六十分鐘》訪問時曾經說：「伊斯蘭教的創辦者穆罕默德就是一名恐怖分子。」羅伯遜（Pat Robertson）牧師在接受有線新聞網絡（CNN）訪問時指出：「布殊總統說伊斯蘭是一個和平的宗教，這並不是！《古蘭經》說得很清楚，當你碰到一個不信者，你要殺死他，這看來並不是很和平。」
法蘭葛培里、科威爾、羅伯遜都是比較保守的基督教領袖，一般基督教學者認為他們缺乏嚴謹學術訓練，故此，反對他們言論的人都抓著這一點。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基督教神學界的泰山北斗，亦嚴厲地批判伊斯蘭教的教義，他就是擁有神學、哲學兩個博士學位的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去年克雷格應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哲學系之邀請，到香港巡迴演講，在某次講座中克雷格指出：伊斯蘭教所描述的神，並不是一個充滿愛心的神，而是一個訴諸恐懼和仇恨的神，耶穌說：「愛你的仇敵。」但是《古蘭經》並沒有類似的觀點，「九一一」事件正是這種仇恨態度的彰顯。
歷史學家利民（Thomas Lippman）對伊斯蘭教採取諒解和辯護的態度，但他亦承認：伊斯蘭教的救贖並不是基於神對人的愛，而是側重人對真主的畏懼，《古蘭經》形象化地描述了地獄的可怖，例如不信者的皮膚被燒掉之後，新皮膚會再長出來，不信者永無止境地承受火刑。
這說法亦不無道理，直至現在，在伊斯蘭世界中鮮有好像曼德拉、杜圖主教、德蘭修女、若望保祿二世、馬丁路德金牧師、葛培理牧師、達賴喇嘛、甘地，這類因和平與愛心而深受敬重的模範。
不過，反對本質論的人則指出：其實《古蘭經》亦有鼓吹寬容的經文；反過來說，在《舊約聖經》裏面也有很多崇尚復仇、殘殺的章節；而且，以恐怖分子的行為來反映伊斯蘭的本質是不公平的，天主教曾經發動十字軍東征、設立異端裁判所，歐洲曾經發生長達三十年的宗教戰爭，難道可以說基督宗教也傾向暴力嗎？
筆者認為，支持或者反對本質論的最大問題，是無形中將某個群體、文明、或者宗教的特質，定位為「不變的本質」，並且誤以為具有了某種有問題的特質，就是將整個宗教全盤否定。中國 自晚清以來亦面對著西方文明的挑戰，經歷了百多年動盪之後，不少學者亦對中國的文化特質無情地批判，例如柏揚說中國文化是醬缸文化，任何東西掉進中國文化系統都被混成一團糟；遠志明等在《河觴》中指出中國文化過於自我封閉，缺乏海洋文明向外進取的精神。不管對錯與否，這種針對文化特質的批判都沒有說整體中國文化就是如此這般，無可救藥。同樣道理，即使《古蘭經》強調仇恨與恐懼而可能引發出不良的政治社會後果，這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問題之癥結是：這些特質能否改變、革新？
在《舊約聖經》時代，猶太教也充滿戰鬥精神，在中世紀，十字軍、異端裁判所與現今的恐怖主義不遑多讓。但歷史學家指出，過去幾百年，西方基督教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教分離就是其中的一項創舉，經過慘痛教訓之後，西方人領受到由宗教教條主導一切政治社會生活的可怕後果，故此政教終於分家。但是，直到如今，除了傾向神祕主義的蘇非派之外，大部分伊斯蘭派系仍然主張宗教至上，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國家堅持伊斯蘭法（Sharia）是一切生活的指標。
傳統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都具有濃厚的排他性，兩者都主張除了自己的真神之外，人類再沒有其他得到救贖的途徑，離開真神就是犯罪。踏入二十世紀，在基督宗教裏面這傳統觀點起了微妙的變化，天主教神學家卡拉內（Karl Rahner）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概念：「隱名基督徒」（Anonymous Christian）。他認為：有些人雖然未聽過基督的福音，但只要內心與行為符合基督宗教的精神，他就算是有實無名的基督徒。
即使是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也開始在傳統立場上軟化起來，一生為佈道奔波的葛培里，在接受加州水晶大教堂主任牧師蕭律柏（Robert Schuller）訪問時說：「我相信世界上有一個『基督的身體』，她的成員來自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群體，甚至是非基督徒群體……（上帝）從伊斯蘭教世界、佛教世界、基督教世界、非基督教世界呼召人組成『基督的身體』，但那些人可能不認識耶穌的名。」
英國基督教神學家根頓（Colin Gunton）認為：上帝起先揀選小部分人，後來揀選一個民族（以色列）成為天國的子民，在新約時代甚至呼召全世界人加入天國，所以，基督教「揀選」的觀念，不應該存有任何排他意識。
對保守的基督徒來說，以上這些觀點可能是異端邪說，但就著政治社會效果而言，以上包容的精神則減低了基督宗教的獨斷性。遺憾的是，伊斯蘭教派系卻仍然維持著古時的壟斷心態，在今天不少伊斯蘭國家，非伊斯蘭教徒仍然受到迫害、排擠，生活在埃及的Coptic 基督徒不斷受到穆斯林搔擾，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克服路易斯（Bernard Lewis）認為：自七世紀以來，西方基督教與伊斯蘭文明已經持續不斷地鬥爭，伊斯蘭三番四次進犯歐洲，在過去三百年西方國家科技突飛猛進，令伊斯蘭動彈不得，現在兩者之衝突無非是還未了結的歷史延續。路易斯參考了大量伊斯蘭的歷史文獻，指出在他們對戰爭的觀念，就是「穆斯林對抗不信者」。
公元七世紀時，穆罕默德以武力征服阿拉伯半島、北非和鄰近地區。在六三八年，伊斯蘭大軍攻陷耶路撒冷，並且宣稱從此以後那是伊斯蘭教聖地，六九一年，又在耶路撒冷建成金頂清真寺。在八世紀時，許多原先是基督教的地區，都被逼變成伊斯蘭國家。伊斯蘭大軍佔據了北非之後，便取道北非侵略西班牙，經過八百年的抗爭，直至十五世紀，西班牙才完全將殖民者趕走。在七三二年，伊斯蘭軍隊由西班牙深入歐洲，攻擊高盧，亦即是今天的法國。一三八九年，土耳其在科索沃之戰中打敗了塞爾維亞人，一四五三年，東正教大本營君士坦丁堡落在土耳其人手上，並且改名為伊斯坦堡。其後，土耳其攻下波斯尼亞、匈牙利、希臘……。在一六八三年回教軍隊在維也納被歐洲軍隊打退，歐洲避免了全面伊斯蘭化。此外，由十三世紀開始，俄羅斯亦被穆斯林統治了二百五十年，史稱「韃靼之軛」（Tartar Yoke）。
路易斯指出：蓋達組織主腦賓拉丹有強烈的歷史感，賓拉丹對美國發動聖戰，彷彿是繼承了某種歷史使命。賓拉丹曾經宣稱：伊斯蘭世界已經受了八十年屈辱，八十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支持德國的土耳其鄂圖曼帝國被瓦解，鄂圖曼帝國是伊斯蘭有史以來最強盛的大國，鄂圖曼帝國的沒落和歐美國家的興起，刺激了賓拉丹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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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裔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伊德（Edward Said）批評路易斯的歷史觀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所謂「東方主義」，就是以西方為中心，將中東和近東的文明簡化、甚至醜化，目的是為歐洲帝國主義製造藉口。薩伊德的論點之一是：伊斯蘭文明有許多成員，他們之間亦存在許多矛盾，把所有穆斯林描繪為侵略者實在不當。
舉例說，土耳其穆斯林曾經統治阿拉伯穆斯林，一次大戰期間，英國和阿拉伯人結為盟友，對抗親德國的土耳其；一八五三年至五六年的克里米亞半島（Crimean）戰爭是另一個例子，當時俄國意圖將勢力擴張至黑海地區，對此英法非常不安，後來英、法、土耳其結成聯盟，跟俄羅斯爆發戰爭。那時，伊斯蘭教國家土耳其、基督教國家英國、天主教國家法國站在同一陣營，對付信奉東正教俄羅斯，可見歐洲歷史並不能簡單地概括為伊斯蘭與基督教的衝突。
英國宗教學家岩士朗（Karen Armstrong）亦反對將穆斯林塑造成為好戰者的形象，她指出：在七世紀阿拉伯半島大部分部族對對穆罕默德和他的跟隨者都存有敵意，穆罕默德採取武力手段無非為求自保；此外，十字軍東征濫殺無辜，造成難以復原的歷史傷口，她相信「十字軍是今天中東衝突的直接原因。」利民亦指出：當伊斯蘭在阿拉伯半島興起之際，拜占庭帝國和波斯帝國因著長期戰爭已陷於崩潰邊緣，近東和中東地區陷入政治真空，阿拉伯人需要政治身份認同，穆罕默德滿足了這需要。
不過，反對路易斯「東方主義」歷史觀的論點，亦陷入了某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歷史觀，阿拉伯人需要政治身份認同，但是否拜占庭人、波斯人就應該作出「犧牲」呢？十字軍的手段確實殘酷，但套用薩伊德的說話，伊斯蘭和西方的歷史應否簡化為十字軍東征呢？若果十字軍是今天中東衝突的直接原因，那麼以一千年前的往事來看今天的西方，又是否一種「反向的東方主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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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論跟歷史論有點相似，但存在著一點微妙的差別。歷史論著眼於過去的事件，那些歷史事件對當事者的現今處境沒有實質和直接的影響。但是，人們會因著當前的政治需要，有所選擇地記取某些歷史、而遺忘另一些歷史，例如穆斯林深深地記著十字軍東征，但波斯帝國被穆斯林征服之後，本土宗教拜火教被完全滅絕，伊朗人（波斯人後裔）卻不會對這段歷史耿耿於懷。說到底，眼前的政治經濟問題才是決定因素，壓迫論注目於現在西方對伊斯蘭的威脅。
倫敦爆炸案之後，倫敦市長利文斯通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譴責了美、英的中東政策，稱西方因為需要石油而向中東地區進行了長達八十年的干涉。他說：「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履行對阿拉伯國家的承諾，讓他們能自治，不干預阿拉伯事務，僅是向他們採購石油，而不是控制石油的輸出，我想倫敦爆炸案也就不會發生了」。
美國支持以色列，更令美國在穆斯林世界中成為眾矢之的，例如以色列曾經縱容黎巴嫩民兵屠殺巴勒斯坦難民營的平民；摧毀在迦薩走廊巴勒斯坦的房屋、商店；在戰勝阿拉伯國家之後將本國人民遷徙至屯墾區，而這是違反了《日內瓦公約》。這一切都在穆斯林心中留下烙印。
美國通過伊拉克戰爭（第二次波斯灣戰爭），將軍力直接伸展入中東地區，更強烈地刺激了穆斯林的神經。其實，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前後，美國干預科威特已經燃起了穆斯林的反美情緒。薩達姆強調：阿拉伯世界現在的疆土劃分，是英法殖民主義的後遺症，科威特本來就是屬於伊拉克的。在穆斯林心目中，薩達姆就好像是德意志統一之前的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爆發之際，巴基斯坦、阿爾及利亞、埃及、約旦、土耳其都有為數千人支持薩達姆的示威遊行。戰爭結束之後，美軍繼續留守在沙特阿拉伯，伊斯蘭教士 Safar al-Hawali 說：「這是超過我想像的大禍，超過所有自真主阿拉創造阿拉伯半島以來的威脅。」他警告美國人將會控制阿拉伯，用美國文化摧毀伊斯蘭宗教。
「九一一」事件之後，無數政治評論認為這是美國支持以色列的後果。其實，賓拉丹在過去從來沒有強調以巴衝突，他對美國的不滿，主要是因為駐守沙特阿拉伯的美軍是「不信者」，而伊斯蘭兩座聖城（麥加和麥甸拿）都位於沙特阿拉伯，「不信者」沾污了聖地，就是迫害穆斯林。
跟歷史論一般，著眼於現今的政治壓迫，亦會有「選擇性」分析政治的弊病。有論者指出：穆斯林將所有美國政策都視為對伊斯蘭不懷好意，但卻忽略了美國的貢獻，例如卡特總統曾經致力促成以埃和約；當索馬里因軍閥混戰而人民缺乏糧食時，老布殊派遣軍隊到索馬里輸送糧食；當塞爾維亞人屠殺阿爾巴尼亞裔回教徒時，克林頓下令轟炸南斯拉夫，解救阿爾巴尼亞人，克林頓亦曾經協調以巴和談；南亞發生海嘯災難，美國便動員龐大海軍賑災，受惠者包括印尼。
對以上壓迫論反對得最激烈的學者之一，是約翰霍金斯大學教授亞扎米（Fouad Ajami），亞扎米原本是黎巴嫩什葉派教徒，後來移民到美國。他不客氣地說阿拉伯人沉迷於「受害者情意結」（victimology）。他指出：即使以色列不存在，伊斯蘭仍然會仇恨美國，以色列是一個方便的藉口，將本身問題的因由推向美國和以色列。他質問：在阿爾及利亞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互相仇殺，這跟猶太人有什麼關係？什葉派和遜尼派勢成水火，難道以色列從地球上消失，他們就會言歸於好嗎？
事實上，以巴衝突是近代地球上眾多爭端之一，其他衝突當中有不少牽涉穆斯林不義行徑。例如塞浦路斯希臘裔東正教徒和土耳其裔穆斯林曾發生流血衝突，但土耳其違反聯合國決議，長期駐軍在塞浦路斯；一九七五年，葡萄牙人撤離東帝汶之後，印尼吞拼東帝汶，派遣軍隊對東帝汶展開殘酷的大屠殺，在接二連三的排華事件中，無數華人亦受到印尼人殘害；蘇丹陷於連年內戰，阿拉伯裔蘇丹人對非洲裔蘇丹人大舉迫害，俘虜被販賣為奴隸；一九八二年敘利亞為了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的反政府行動，採用重型武器把整個市鎮夷為平地，而且敘利亞干涉黎巴嫩內政，其特工涉嫌暗殺了多名反敘利亞的黎巴嫩記者、政治家；伊拉克在薩達姆時代壓制庫爾德人和什葉派教徒，據估計有十八萬庫爾德人被害；此外，土耳其先後對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進行「民族大清洗」；巴基斯坦經常支持恐怖分子襲擊印度，在二零零一年甚至攻擊印度國會。但筆者所接觸到的中東傳媒，只集中報道以巴衝突（黎巴嫩是例外），以上事件彷彿毫不相干。
亞扎米又指出：二次大戰之後伊斯蘭國家相繼脫離殖民統治者而獨立，可是直到現在，穆斯林世界仍然相對地落後，仍然沒有一個值得效法的典範。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立國，令人為之耳目一新，但到頭來巴基斯坦淪為一個腐敗和不穩定的國家，五十、六十年代，埃及的納塞主義帶來了振興阿拉伯的希望，但誰料到一九六七年的以阿戰爭，人多勢眾的阿拉伯聯軍竟然一敗塗地，代之而起的埃及新領導沙達特改弦易轍，驅逐所有蘇聯顧問，放鬆政治鉗制，可是，一九七三年的以阿戰爭，又再令阿拉伯世界蒙受奇恥大辱；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爆發，趕走美國勢力和恢復伊斯蘭神權政治，但是，神權政治卻迫使無數伊朗人投奔他國。在屢試屢敗之下，尋找代罪羔羊就變得順理成章。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佛利民（Thomas Friedman）亦持有類似觀點，他在「凌志與橄欖樹」一書中指出：在二次大戰後身為戰敗國的日本，只消幾十年就搖身一變，成為經濟大國，日本豐田車廠的機械人，能夠迅速地裝嵌性能優良的凌志（Lexus）房車，但是，穆斯林仍然在爭拗聖城那一株橄欖樹應該屬於誰。穆斯林反美反以色列，是因為自己無法適應現代化而又缺乏反省精神。
代罪羔羊論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因此而認為美國的責任是「改造」這些「落後」的國家，這沙文主義的心態只會令穆斯林更加仇恨美國、令世界局勢更加緊張，亞扎米與佛利民都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亞扎米認為既然阿拉伯國家無法自我反省、自我改革，那麼美國就毋須為著軍事介入中東而有任何歉疚之意。
而且，代罪羔羊論低估了穆斯林自我反省和改造的潛力，其實，幾十年甚至一百年期間的表現，在歷史長河裏面只是幾滴水。不要忘記：中國在晚清之際出現了排外的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經歷了袁世凱稱稱帝、張勛復辟、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八年抗戰……。中國人困惱的情緒，不是與穆斯林對巴基斯坦立國、納塞主義、伊朗革命接二連三地失望有點相似嗎？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和五十年代的朝鮮戰爭之後，中國人亦表現出尋找代罪羔羊的心態，不但「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深入人心，甚至曾經是盟友的蘇聯，也變成了威脅中國的「修正主義」。中國經歷了幾乎一個世紀的動盪，才開始搭上現代化的列車。
以上四種觀點都各有理據，但各有弱點，許多事情都有內因外緣，或者可以說有多個原因，而非單一原因，更加複雜的是，這多個原因可能佔有不同份量（weight），有些比較重要，有些比較次要。要找出美國和伊斯蘭衝突的根源，並不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並不是所有問題都需要找出真正原因，才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不幸的是，許多時候一些人堅持要找出真正原因，目的並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要指出是誰對誰錯，這篇文章只是為讀者提供參考資料，筆者鼓勵讀者嘗試從衝破困境入手，而不純粹從判斷是非的角度著眼。
200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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