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羅斯烹飪的豉油雞： |
 再論反省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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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了〈「卻笑世人，妄要將漢胡路來限」：德裔美國學者的文化比較〉一文之後，一位朋友問我：「可否寫一篇比較德國和日本對二次大戰歷史抱著不同態度的文章？」因為最近中國爆發了連串反日浪潮，這是一個熱門話題。不過，這討論已經「人頭湧湧」，所以我選擇從另一個角度，探討反省歷史的問題。
整個國家充滿著十字架
在二月份至五月份歐洲各國和俄羅斯都有紀念二次大戰結束六十周年的活動，納粹罪行當然是反省的主要焦點之一，德國總理施洛德坦然承認納粹黨為歐洲帶來極大災難。更難能可貴的是，現在德國不再將被盟軍佔領視為「失敗」，反之，他們說這是盟軍將德國之納粹政權魔掌下解放出來。
不過，英國周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卻發表了一連串文章，呼籲俄羅斯也必須正視本身不光采的歷史，其中一篇文章的副題是：〈莫斯科的遊行不應該令西方國家停止面對俄羅斯的專制政權〉，另一篇的題目是：〈歷史的利用和濫用：俄羅斯對最好和最壞時刻的複雜態度〉，另一文是：〈波羅的海之邊界和戰爭：前線的正義〉，最後一篇則是：〈與北極熊對弈：俄羅斯在歐洲拼圖的奇怪位置〉。不消說，單看題目，讀者已可以知道那些文章對俄羅斯大加撻伐。
一九三零年代，史太林開始對俄羅斯人民作出瘋狂迫害，據估計單是「農場集體化」已造成幾千萬人殉難；在烏克蘭，約有二千萬人餓死。
一九三九年，蘇聯和德國瓜分了波蘭，一年之後蘇聯紅軍屠殺了一萬多名波蘭官兵，史稱「卡廷大屠殺」（Katyn massacre），但是俄羅斯卻推說這是納粹軍隊所為。
一九四零年蘇聯繼而并吞了波羅的海三個國家：愛沙尼亞（Estonia）、立陶宛（Lithuania）、拉脫維亞（Lativa），直至蘇聯解體，他們才得以重新獨立。最近莫斯科舉行二戰結束六十周年慶祝活動時，愛沙尼亞、立陶宛都拒絕派代表參加，拉脫維亞總統出席活動，但目的是要求俄羅斯解釋。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都要求俄羅斯道歉和作出賠償，可是，俄羅斯總統普丁卻堅持：當時波羅的海三國是自願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直到今天，俄羅斯仍然佔據著三國的部份領土。
當蘇聯紅軍攻陷柏林的時候，據估計有二百萬名德國婦女受紅軍強姦。而眾所周知，蘇聯乘機佔領了整個東歐，並且封鎖柏林，美國要空運物資予柏林的德國人民，他們才免於捱饑抵餓。
也哥尼夫（Aleksandr Yakovlev）在二次大戰時是抵抗納粹德國的英雄軍人，提起俄羅斯的過去，也哥尼夫懷著無限傷感，他說：「整個國家充滿著數以百萬計的十字架（墳墓），坦白說，我不知道在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有那麼多十字架，有那麼多墳墓，在二十世紀，我們失去一億人。」在二次大戰之後，回歸的蘇聯戰俘並不是受到英雄式的歡迎，而是被當成叛國罪犯，他們在古拉格集中營裏面受盡折磨。也哥尼夫描述當時的情景：「在火車月台上有很多婦女，百分之九十九是婦女，他們呼喊、尖叫、哭泣、呼喚名字，火車的窗口架著鐵枝，通過鐵窗，那些沒有刮鬍子的男人拋出紙條，那些紙條上面有他們的名字，他們希望有些人會拾起紙條，然後將紙條交給他們心愛的人，讓愛人知道自己仍然生存，由德國集中營到自己的集中營，非常少人生存，非常少。」
納粹德國、共產蘇聯，誰更邪惡？
一九八零年代德國史學家 Joachim Fest 、Ernst Notle 等嘗試為二次大戰「翻案」，他們指出：納粹德國並非特別邪惡，蘇聯古拉格群島與德國集中營沒有多大分別。英美盟軍解放了德國集中營裏面的猶太人，但是蘇聯集中營的受害者又由誰來解放呢？
一九九七年，一群歐洲學者合作撰寫了《共產主義的黑色冊子》（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詳細地檢討蘇聯國際共產主義對全世界造成的災難。不少批評者指出這部書抹殺了蘇聯在二次大戰中對盟國的貢獻，例如百分之七十納粹軍隊，都是被蘇聯紅軍殲滅；而書中對集中營、政治運動中死難者的估計數字，未免有誇大之嫌。筆者對這類辯護都不能苟同，批評者祇是環繞著數字而大做文章，卻無法否定古拉格格群島、農場集體化、瓜分波蘭的而且確發生過。即使將那些數字打九折，就這樣說罷：農場集體化只有三百萬、而不是三千萬人殉難，但是，縱使三百萬人無辜犧牲，那仍然是一個令人食不下嚥的悲劇。
二零零四年，柏頓（Robert Baxton）在《解剖法西斯主義》（Anatomy of Fascism）裏面，分析了廣義的法西斯主義，亦即是包括了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德國納粹主義、日本軍國主義。他亦比較了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何者更為邪惡，他認為：共產主義強調階級鬥爭，以階級區分敵我，但理論上一個人只要願意接受思想改造，那麼他還可以有改變自己階級的機會；可是，納粹黨是種族主義，猶太人、吉卜賽人根本無可能改變本身的血統和膚色，換言之是注定要滅亡。所以，納粹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加可怕。筆者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其實，在許多共產專政裏面，階級定位跟出身有關，根本是無法扭轉的。
在同一年，一群美國、德國、以色列學者，合著了一部專注於比較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書，名位《更小的邪惡》（Less evil）。其中一位作者指出：在二次大戰之後，納粹德國的歷史罪惡比較受人矚目，例如紐倫比戰犯審判、舒特拉名單……，早已深入民心。可是，並沒有同樣份量的東西，針對蘇聯共產主義。一來，沒有共產主義版本的紐倫比審判，前東德獨裁者何內克（Erich Honecker），可以安全地流亡到智利；二來，也沒有共產主義版本的舒特拉名單，雖然前蘇聯異見分子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描述古拉格群島的著作也有一點影響力，但規模當然比不上史提芬史匹堡的電影。
當西方學者如火如荼地檢討俄羅斯歷史，俄羅斯人卻好像日本人一樣，患上了歷史健忘症，普丁仍然為一九三九年納粹蘇維埃協定而辯護，他甚至說蘇聯崩潰是二十世紀一場政治大災難。不少俄羅斯人仍然崇拜史太林，一名退伍軍人認為：沒有史太林，蘇聯不會打贏二次大戰，倘若換上了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俄羅斯早已亡國喪邦。
這是俄羅斯版本的參拜靖國神社、竄改教科書，俄羅斯的態度，令東歐國家對她十分不信任，在拒俄的大前提下，東歐國家都傾向美國。紐約時報記者佛利民（Thomas Friedman）說美國人來到波蘭，會受到「按摩式」的歡迎。前一陣子美國總統布殊在喬治亞共和國自由廣場發表演說，十萬人聚集聆聽，群眾興高采烈地揮舞星條旗。俄羅斯對歷史的曖昧態度，將鄰邦推向美國的陣營。
沒有中國的世界歷史
不過，筆者對西方學者的歷史檢討亦有點失望，上面提及《經濟學人》的評論，其中一位作者為求公平起見，舉出了蘇聯在二次大戰中承受的災難，作者以圖表顯示參戰國的死亡數字，包括蘇聯、波蘭、德國、日本、法國、英國、美國，蘇聯總共有二千七百萬人死亡，這數字超過所有盟國的總和。這話不知從何說起？中國亦是盟國之一，據估計二次大戰中至少有三千萬中國軍民死亡。
幾年前，筆者瀏覽了由英國 DK 出版社於一九九六年印行的《世界歷史》，同樣，編者列舉了蘇聯、德國、日本、義大利、英國、美國在二次大戰中的殉難者數字，編者估計蘇聯有一千八百萬人喪生，對中國則完全隻字不提。這本書的名字是《世界歷史》，而不是《西方歷史》，這遺漏是難以接受的。
此外，《經濟學人》那篇文章又指出：羅斯福、邱吉爾在一九四四年才同意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減輕蘇聯的軍事負擔，俄羅斯人難免感到不滿。可是，西方國家和俄羅斯有沒有想過：因著將歐洲戰場的優先權凌駕於亞洲戰場，中國比蘇聯承受更沉重的軍事壓力呢？
《經濟學人》只集中描述俄國怎樣蹂躪東歐，對於俄羅斯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則完全沈默。在帝俄時代，黑龍江以北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逐漸受到俄羅斯蠶食，在璦琿條約底下，俄羅斯強迫清朝割讓六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烏蘇里江以東四十萬平方公里土地成為兩國「共管地」；一八六零年兩國簽訂北京條約，中國再失去四十萬平方公里；一八六四年俄羅斯又強迫清朝簽訂勘分西北界約記；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之後，各國軍隊相繼撤退，俄羅斯軍隊卻仍然盤據原地。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蘇聯政府承諾退還帝俄時代侵佔的中國土地，但這諾言無非是空中樓閣。隨後蘇聯通過包羅庭干涉中國內政，令中國陷於連年內戰。在大戰之後，更加慫恿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來。
莫斯科和北京合烹豉油雞
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史太林推塘說蘇聯軍隊忙於應付歐洲局勢，要求中國人民志願軍投入朝鮮戰場，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人民志願軍克服平壤後，已經疲累不堪，彭德懷因而主張駐守在三八線以北，休養生息後再戰，蘇聯駐朝鮮大使卻迫使志願軍繼續前進。越過三八線之後，志願軍在第四次、第五次大會戰之中傷亡極之慘重，一八零師全軍覆沒。韓戰結束後，雙方仍然維持著三八線的分界，聯合國估計人民自願軍的傷亡數字是九十萬，《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的統計數字則向下調，只是三十六萬。人民共和國需要向蘇聯欠下的軍費，前後花了十二年，亦即是到一九六五年才完全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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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朝鮮戰爭是那一個陣營勝利？誰是誰非？相信不同政見者爭論至世界末日也不會罷休。但無論如何， 除了少數的空軍機師外，在陸戰蘇聯的而且確未動用過一兵一卒！一位朋友開玩笑地說：「抗美援朝是莫斯科和北京合烹豉油雞，莫斯科貢獻豉油，北京貢獻肥雞。」人民自願軍的重大犧牲，換取的是十多年後中蘇決裂，一夜之間蘇聯撤走所有在華的專家、顧問，人民共和國要向蘇聯賠償，部分賠償是糧食等實物，在中國西北某些窮困地區，大部分糧食被調配為對蘇賠償，因而出現了大饑荒。隨後兩國更在珍寶島兵戎相見。
在越戰期間，莫斯科與北京共同支援北越，一九七五年南北越統一之後，越南全面倒向蘇聯，在莫斯科默許、甚至慫恿之下，越南政府迫害華僑，無數華人參與了投奔怒海的行列。一九七九年鄧小平發動懲越戰爭，戰爭結束之後，一部以懲越戰爭為題材、名為《高山下的花環》之小說，一紙風行，後來這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電影名字是《衛國軍魂》，筆者觀賞過這齣電影，我永不能忘懷其中一幕：解放軍殺入越南境內，看見了整個倉庫堆滿了中國大米，解放軍眼神極度悲愴。如果說朝鮮戰爭是莫斯科貢獻豉油，北京貢獻肥雞，那麼越戰也是合烹豉油雞，不過莫斯科、河內吃雞肉，北京梗雞骨。
其實，說穿了，莫斯科的國際共產運動根本就是犧牲別人、製造自己享用的豉油雞。蘇聯解體之後，許多當年的祕密文件得以解凍，根據這些文件而編撰的《紙皮堡壘？華沙公約的內幕歷史，一九五五至一九九一年》（Cardboard Castle?: An Inside History Of The Warsaw Pact, 1955-1991）顯示：來自莫斯科的最高指令是：保衛蘇聯而不是保衛東歐，換言之，昔年東歐的華沙公約，無非是蘇聯東面的擋箭牌，一旦戰事爆發，莫斯科會不惜犧牲東歐國家的軍民來自保。
結語
坦白說，這是一篇難以總結的文章，因為這一大段歷史糾纏交錯，筆者的心情，亦複雜得如量子物理學的方程式。兩岸三地，都不乏充滿反省精神的中國人，筆者在少年時代讀過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與醬缸》、龍應台的《野火集》、勞思光的《歷史的懲罰》、李怡的《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陳若曦的《尹縣長》、《文革憶雜》、戴厚英的《人啊！人》、巴金的《真話集》、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嚴家祺的《十年文革史》……，所謂「知恥近乎勇」，這些書都成為激勵自己無我、求真的動力。然而，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經濟發展蓬勃的年代，這股反省精神是否可以薪火相傳呢？
最近我讀過一些中國人對蘇聯紅軍「解放」歐洲、人民自願軍抗美援朝而津津樂道的文章，不禁有點嘆息。在遙遠的波蘭、喬治亞、波羅的海，人們已經否定了當年俄羅斯強迫自己獻出肥雞，中國人為何還要為梗雞骨而自豪呢？
200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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