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余創豪
世界貿易組織第六屆部長級會議將要在十二月十三至十八日在香港舉行，但最近幾個月，已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例如香港民間監察世貿聯盟、樂施會、基督徒關注全球化聯席…等組織，已經先後或者將會舉辦多個有關全球化的研討會，治安當局為了應付示威群眾，已準備相應措施。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分析某些貿易議題誰是誰非，在這裏筆者從大處著眼，勾畫出自由貿易、全球一體化爭端的癥結所在。
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的矛盾？
到底為什麼世界貿易組織討論的協議，會引起如此重大的關注、甚至乎抗爭呢？留心全球化消息的讀者，會知道爭議的焦點是「不公平貿易」，所謂全球一體化，就是整個世界經濟在同樣機制下運作，這機制就是以市場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人們認為在這前提下，富裕國家誘使發展中國家簽定自由貿易協定，卻變相地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此外，跨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設立「血汗工場」。以上的批評往往被定位為「反全球化」，但香港《全球化監察》編輯林致良卻表明自己不是「反全球化」，而是以「全球正義運動」來定位。
以上描述可能會給予讀者一個錯覺：全球化大趨勢造成了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對立。其實，在貿易問題上，發展中國家之間亦充滿矛盾，例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後，不少貧窮國家的工廠失去了歐美日企業的訂單；富裕國家之間亦有不少磨擦，例如美國波音公司和歐洲空中巴士公司在世貿組織中互相控告對方接受自己政府補貼。
上月在大連召開的世貿非正式小型部長會議中，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表示：逐步推行世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選擇。我不知道薄熙來是否徵詢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意見，但無論如何，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展中國家起來抗議薄熙來的發言。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希望可以領導第三世界的反西方解放運動，但自一九七九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卻逐漸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活躍於【世界社會主義網站】和【第四國際共產運動】的左派作家諾夫（David North）以嘲諷的口吻說：中國工人的工資比墨西哥工人的還要便宜，中國對美國和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有「巨大貢獻」。
另一方面，在馬耳他舉行的英聯邦峰會則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硬的聲明，英聯邦峰會敦促發達國家在香港舉行的世貿會談中顯示出政治勇氣，特別在農業和開放市場方面要展示出靈活性，有趣的是，大英聯邦組織成員包括了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例如英國、澳洲、孟加拉、尼日利亞。又如最近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在釜山會議中，表示將會向歐盟就著世界貿易問題施加壓力，同樣，APEC亦包括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例如日本、南韓、印尼、墨西哥、祕魯。
在這錯綜複雜的關係網中，將問題簡化為某國或者某個集團跟世界其他國家的對立，未免過於簡單化。
貿易問題與道德因素
「不公平貿易」已經由經濟問題而變成道德問題，例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美國總統卡特在其近作【我們瀕臨絕種的價值】（Our endangered values）裏面指出：在過去十年來，美國納稅人平均每年花了一百五十億美元在政府的補貼計劃上，其中百分之七十用於農產品補貼。非洲國家馬里（Mali）的經濟依賴棉花出口，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每天只能靠兩美元過活，可是，美國政府一年所給予自己農夫的補貼，卻遠超過馬里全年的國民總收入。卡特指責這種政策是「對美國傳統道德價值的直接攻擊」。【我們瀕臨絕種的價值】的矛頭指向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義和基督教的基要主義，不過，值得留意的是，美國政府補貼農夫並不是始於新保守主義政府，正如卡特自己指出，在過去十年，包括克林頓政府時代，補貼問題已經存在。
簡單地說，卡特反對的是變相保護主義，這就是用補貼將本土農產品的價格維持在低水平，令外國產品失去競爭力。一九七九年卡特是美國總統，當時日本小型轎車橫掃美國市場，美國三大汽車廠逐漸失勢，克萊斯勒（Chrysler）甚至乎陷於破產邊緣，結果聯邦政府給予克萊斯勒大量補貼，克萊斯勒才可以起死回生。卡特並沒有解釋在他任內為什麼要補貼克萊斯勒，如果以道德來解釋，或者可以這樣說：任由幾萬名汽車和零件供應廠商工人自生自滅是不道德，所以政府需要干預；況且，日本汽車工人的情況不同發展中國家的農夫，即使聯邦政府幫助克萊斯勒，日本汽車仍然大行其道。
的確，美國政府需要反省補貼農業的政策，但筆者引述卡特的觀點，主要是想指出：以道德角度討論經濟問題的困難。有時候，以道德為綱的經濟分析，會導致模糊、不一致立場。
印度裔經濟學家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是世界貿易組織顧問，他說：許多質疑或者反對全球化的團體都將自己放在道德高位，例如「全球交換」（Global Exchange）自稱是一個人權組織，一提到人權，就好像三十年前提起社會主義，而有些經濟問題就不必要地無限上綱，舉例說，在印度、越南、泰國和許多地區的海岸，都有鮮蝦養殖場，「人權監察組織」（Human right exchange）指控這些養殖場構成嚴重的生態破壞。巴格沃蒂以開玩笑口吻回應：鮮蝦竟然是人權問題，真是奇哉怪也！他進而指出：自己曾經跟無數批判全球化的人對話，他發現那些人充滿道德理想，對許多事件卻沒有嚴謹的分析、清楚的立場。他不客氣地批評：那些熱血青年讀了福柯（Michel Focault）、德里達（Derrida）、薩爾特（Edward Said）這些思想家的作品之後，就將自己放在批判世界的地位。
巴格沃蒂認為：將道德問題放入自由貿易協議裏面是費時失事的做法，若果某些國家的勞工待遇或者環保措施被視為「不道德」，世界貿易組織是否需要禁制這些國家呢？但這樣做卻正是違反了自由貿易的精神，這些社會議程應該由非貿易組織去處理，例如國際勞工組織。
巴格沃蒂是支持全球化的重量級人物，於是乎這產生了另一個誤解，就是自由經濟主義完全將道德自經濟領域中排除出來，一切經濟活動都是由效率、回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另一位印度裔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森（Amartya Sen）曾經為古典自由經濟「翻案」，阿瑪提亞森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者，他指出市場經濟的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並不是盲目地、單向地追求經濟效益，相反，他認為經濟效益之目的，就是要人過著有尊嚴的生活。基於這個前提，阿瑪提亞森鼓吹「發展就是自由」的經濟理論，他認為人們不但要追求經濟自由，也要追求政治自由、安全保証等維護人類尊嚴的價值。值得一提的是，阿瑪提亞森並不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過，學說的詳細分類並不是本文的中心。
西方資訊與中國工人待遇
然而，儘管經濟學家說得多麼漂亮，可是，政府和企業的政策又是否符合自由主義者所宣告的理想呢？全球化為人詬病的原因之一，是外來企業導致了「力爭下游」（Race to the bottom）的怪現象，舉例說，美國戴爾（Dell）電腦公司要進入等離子電視市場，戴爾將生產工序外判到亞洲工廠，亞洲公司為了爭取訂單，於是盡量將價錢壓底。中國工人的工資只及得歐美工人的十二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當迪士尼樂園在香港開幕時，不少香港傳媒群起而攻之，說迪士尼的廉價產品是剝削中國工人的結果。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馬傑偉曾經這樣辯護：人們認識的全球化其實也不免受到傳媒左右，例如西方傳媒批評大陸工人待遇很差，廠房很熱之類，但他們可能不明白，廠房的工作環境與工人在鄉間的生活狀況相比，可能已有很大的改善。中文大學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院長李金漢亦指出：跨國公司雖然有其問題，但不少中國工人在跨國公司開設的工廠工作三數年後，便可賺得一筆金錢衣錦還鄉，並且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例如現代化管理、衛生常識等。
事實上，自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之後，中國人民的經濟情況不斷改善；沃爾瑪是中國工廠的大主顧，去年自中國輸入了價值一百八十億元的商品，沃爾瑪的管理階層規定中國員工每周不得工作超過四十小時，每天加班不得超過三個小時，此外設立了種種工場的安全措施。但筆者想強調馬傑偉教授其中一點：批判全球化在發展中國家構成問題的聲音，主要並不是來自發展中國家，而是西方傳媒。
上面提及的兩位傾向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巴格沃蒂和阿瑪提亞森）卻是來自發展中國家。巴格沃蒂也曾經批判英美傳媒誇大和扭曲了非洲國家的童工數目，英美傳媒報道非洲國家有十五萬兒童淪為奴隸，但調查人員在象牙海岸和其他三個非洲國家卻發現那些童工其實是家族成員。
一國自肥？
說起英美反全球化的言論，就不得不提及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韋德（Robert Hunter Wade）教授，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斯蒂格利茲（Joseph Stiglitz）教授。
韋德認為全球化的自由貿易令到世界貧富懸殊的差距越來越大，雖然表面上看來，發展中國家獲取不少經濟增長，可是，若果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簡稱 PPP）來調整國民總收入（GDP），自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０１年，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 GDP卻不斷下降。韋德認為現今的世界貿易制度是令美利堅一國自肥，美國人口只佔了全世界百分之四，但美國卻擁有世界三分之一的財富，美國亦佔了全球軍費開支的四成，在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企圖將整個世界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去塑造，美國的價值觀類似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的「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所謂高貴野蠻人，亦即是生活於自然狀態、不受文明污染的原始人，這是盧梭崇尚的生活型態，現在美國人也相信一種「自然資本主義」，就好像文明會「污染」人一般，任何干預也會污染自然資本主義。美國正是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輸出這種觀念，美國政府以世貿組織來向其他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他國尊重美國的知識產權，最終目的無非是令到金錢流向美國人的口袋。
韋德批判的自然資本主義，有點類似斯蒂格利茲所批評的「市場基要主義」，所謂市場基要主義，就是盲目地相信自由貿易、市場經濟至高無上，蒂格利茲在幾年前曾經出版了【全球化和不滿情緒】（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一書，在書中他批評西方國家操控著國際貨幣基金會，將西方價值觀強加在發展中國家身上，結果全球化挑起強烈的不滿情緒。
上面提及，巴格沃蒂說那些批判全球化的人將自己放在道德高位，例如引用「人權」、「公平」等名詞。另一方面，筆者觀察到韋德和蒂格利茲也利用稱謂將對方貶低，聽見「高貴野蠻人」這種十八世紀的過時觀點和「基要主義」這種令人聯想起頑固派的標纖，推崇自由貿易者彷彿已被定罪。筆者認為，這種標纖只會挑起濃烈的情緒，完全無助於冷靜的分析。１９９９年西雅圖世貿會議舉行期間，街頭發生了暴亂事件，很多商店、汽車被砸毀，在這充滿火藥味的議題上，學者應該不要再火上加油。
韋德舉出的例子，有許多爭拗餘地，例如美國就著知識產權事件向他國施壓，韋德著作等身，他是否也希望自己權益受到保障呢？又如韋德舉出拉丁美洲和非洲這些失敗的例子，但是，二次大戰之後，南韓、台灣、香港、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相繼地經濟起飛，在過去十年，印度和中國亦以驚人速度崛起，若果以購買力平價來衡量經濟成就，去年中國的 PPP（7.26兆億）僅次於美國（11.75兆億），印度的 PPP是 3.31兆億，與日本的3.75兆億十分接近，中國和印度都是自由貿易的受益者。
紐約時報記者佛利民（Thomas Friedman）反對全球化是一國自肥的說法，他在近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指出：全球化大幅度地拉平了全世界的競爭力，這就是為什麼他說「世界是平的」，佛利民所說的是眾所周知的東西，現在亞歷桑那州大學的畢業生並不僅是和加州大學畢業生爭飯碗，他的競爭對手是中國、印度、日本等全世界的畢業生，君不見美國製造業流失了大量職位到中國，高科技職位則流向印度嗎？
事實上，自由貿易並無造成一方永遠得益，上面提過，由一九七０年代末期開始，美國汽車工業受到日本嚴重衝擊，克萊斯勒幾乎倒閉，而家庭電器甚至全軍覆沒，一九九０年代，南韓電腦記憶晶片雄霸市場，美國晶片製造商幾乎絕跡，最近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因為不敵外國競爭對手，所以面臨嚴重的財務問題，預算在短期內要關閉九間工廠、解僱三萬名員工。
一九九二年美國前勞工部長萊奇（Robert Reich）曾經提出「經濟無國界」理論，可以說是全球一體化的開路先鋒，他說：「沒有所謂國家產品、國家科技、國家企業、國家工業。」他認為不需因為愛國主義而拒絕購買日本車，因為日本汽車裏面的美國零件，可能還多於美國汽車的。萊奇沒有想過，十幾年之後美國面臨比起日本汽車更加嚴峻的考驗，儘管布什政府鼓吹自由貿易，但仍然要限制中國紡織品入口。
提起美國的貿易問題，我聯想起英國著名作家文比保（George Monbiot），針對富國通過貿易而自肥的問題，文比保主張設立一個新的國際儲備基金，在新體制之下，貿易出超的國家會受到懲罰，出超金額轉移到儲備基金，跟著這些錢會轉到貿易入超國家。但是，自一九八零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貿易入超國，去年單是跟中國的貿易逆差已是一千六百億美元，按照文比保的提議，中國豈不是要補貼美國？
結語
讀者可以察覺到，這篇文章的立場傾向於支持自由貿易，對批判全球化的言論抱著存疑態度。坦白說，筆者是全球化的得益者，我這篇文章是通過微軟的文字處理軟件、在英代爾晶片操作的電腦撰寫，當中有日本、南韓、台灣、中國的零件，稍後這篇文章會經過思科的路由器（router）上載到 yahoo.com，轉眼之間本文就可以到達編輯的電子郵箱，沒有這些由跨國企業開發的科技，我可能要在原稿紙上爬格子，然後到郵政局寄信。我相信批判全球化的人也享受著同樣的方便，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為了要杯葛不公義的跨國企業而採用打字機。
不過，這並不表示筆者毫無保留地合理化大企業一切政策，筆者認同追求公平貿易的崇高理想，而尋求公平應該通過談判桌達成協議，這正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的原因。韋德將世界貿易組織批判為美國推廣自然資本主義的工具，如是者，韋德又認為人們可以通過什麼渠道爭取公平呢？文比保提倡新的國際儲備基金，要求貿易入超國津貼出超國，這又是否比世貿組織更有希望達到國際公義呢？
英國【經濟學人】八四五一期的一份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談判者希望避免１９９９年西雅圖和２００３年坎昆（Cancun）貿易會談的失敗，若果香港會議無法化解國際貿易矛盾，那麼世界貿易組織作為一個有效的談判機制，就會徹底完蛋！
2005.12.4
Navigation
|
|
Essay Menu
|
Main men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