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對美國和世界是一個重大的衝擊，然而，相對來說，恐怖主義的威脅遠遠沒有冷戰時期蘇聯的核武器那般可怕。在某種意義上說，比起九一一，二零零八年的金融海嘯帶來更深遠的損害，而這種傷害是美國人自找的。

不公平的代價

自二零零八年的大蕭條以來，很多美國人都抗議華爾街大亨的無良行為，如「佔領華爾街運動」，不少知識精英也加入這陣營，去揭露美國資本主義腐朽的一面。這些重量級人物的言論是不能忽視的，例如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曾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也是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在他的近作《不公平的代價：今天分裂的社會怎麼危害我們的未來》中，斯蒂格利茨一針見血地指出：百分之一最上層的美國人擁有全國財富的40％。

今天奧巴馬在弗吉尼亞州為競選拉票時說：「在美國不管你是誰，你的姓氏是什麼，你仍然可以成為任何你想做的人。」但是，根據斯蒂格利茨，這個所謂「美國夢」只是一場春秋大夢，有錢人可以設立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底部的人很少有機會爬上社會階梯，例如破產法顧全銀行的利益多於房主。民主社會的原則應該是「一人一票」，但在現實中這是「一元一票」。

福克斯新聞節目主持人奧賴利（Bill O'Reilly）等保守派人士，辯解說富人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整體社會因而受益，這就是所謂「水漲船高」。但斯蒂格利茨指出：許多有錢人並沒有為國家創造新的財富，相反，他們通過操縱社會或政治體制，如以政治遊說轉移現有的財富到自己的口袋中，華爾街霸權壟斷了資訊和關係網，從而得到壟斷利潤，這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被稱為「尋租」（Rent seeking）。一個典型的尋租例子是，一家公司可能生產了價值一億美元的貨物，但在炒作之後，該公司的市場價值突然跳升十倍至十億美元。華爾街大亨都知道該公司並不值那麼多錢，但一般人並不知道，大亨在公司崩潰之前兌現了股票，結果升斗市民遭受最慘痛的損失。

捕食者之國

斯蒂格利茨的批評基調算是比較溫和，但查爾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的措詞更加激烈。弗格森擁有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博士學位，在他的著作《捕食者之國：企業罪犯，政治腐敗，和劫持美國》中，他直言不諱地稱呼美國金融業為「半犯罪行業」、「流氓行業」，他認為許多華爾街大亨應當入獄，而不該收到以數百萬美元計的巨額獎金。弗格森說：蘋果、甲骨文、谷歌、亞馬遜……等公司的企業家和創新者理應獲得豐厚的經濟回報，但他舉出許多例子，解釋為什麼金融業中那些有錢人不值得受到獎勵。

首先，一些投資公司的內部電子郵件顯示，投資公司​​都知道有些股票或投資產品是垃圾，但他們仍然說服客戶去購買，他們只顧自己在短線下獲得紅利，那管顧客日後傾家蕩產。安然醜聞和麥道夫醜聞是商業史上最大的兩宗騙局，安然是一家能源公司，在二零零一年破產之前，安然聲稱公司的收入接近一千億美元，但事實證明，許多所謂收入是偽造的。麥道夫誘導他的客戶參加其投資計劃，但所有的所謂盈利只是在紙張上。在二零零九年這騙局被揭穿時，他的客戶失去了一百八十億美元。美林証券幫助安然假冒一些欺詐性的交易，摩根大通亦協助馬多夫，但對馬多夫可疑行為視而不見，摩根大通從馬多夫獲益十億美元左右，摩根大通也參與了非法洗錢。類似以上為富不仁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但美林証券、摩根大通……的高層都沒有受到起訴。

華爾街大亨不僅沒有得到懲罰，反而他們被授予豐厚的回報。美林証券在二零零八年出售給美國銀行，在轉手之前，美林証券的高級管理人員拿走了公司幾十億元作為「獎金」。另一家金融公司的執行長經常使用私人直升機周圍穿梭，去打高爾夫球和橋牌，當公司深陷困境時，他仍然集中精神在高爾夫球和橋牌遊戲上，離開公司之後，他得到一筆巨額款項。不用說，任何有常識的人會問，為什麼有如天文數字的巨款會發給那些表現差勁，甚至觸犯刑法的人呢？

反對社會主義的自由經濟學說

許多人提過用高稅率和法規去制約美國富人的行為，但所有這些提案都面臨強大的阻力。美國人一直鼓吹自由經濟，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eidman）和拉里森馬（Larry Summer）……等許多經濟學家都支持這個想法，他們說：自由經濟體系讓人民有自由去發揮潛能，並促進創新，過度的法規和政府干預會減慢經濟增長。這種自由經濟的概念幾乎是美國文化的基因，任何可能「違背」自由精神的東西都會觸動到美國人的神經，每當奧巴馬試圖引進任何法規或政府干預時，右派便指責他搞「社會主義」。在得克薩斯州一次抗議奧巴馬的集會中，一個支持茶黨的女人出示一個標誌，在標誌上奧巴馬的頭一個字母「O」是前蘇聯的國旗。上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和《投資者商業日報》完成了一項民意調查，百分之四十的受訪者普遍同意「美國正在演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上述的看法混淆了權力制衡和社會主義。阿克頓勳爵（Lord Action）在一八八七年寫道：「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在二十世紀，毫無疑問許多共產主義的國家都以失敗告終，它們應驗了阿克頓勳爵所說。共產黨政府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有絕對的控制權，然而，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干預卻不是這樣，政治和企業會互相制衡。

今天，美國的左右兩派都同意阿克頓勳爵上述所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權力制衡。如果政府或者政黨可以為所欲，你可以想像到其後果將是很可怕的，任何民主國家也不會允許權力壟斷。為什麼絕對的權力會使人絕對腐化呢？阿克頓勳爵隨後的一句給予解釋：「偉人幾乎都是壞人。」因為人有罪性，無論多麼偉大的政治家，在沒有制衡下他可能搖身一變，而成為邪惡的暴君。同樣道理，如果一個大亨月入一千萬，他會意識到社會責任感嗎？還是他們會濫用自己的經濟實力，以巧取豪奪的手法去積累更多的財富呢？你可能會說，約翰洛克菲勒、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不是做了許多慈善事業嗎？但又有幾多有錢人會像他們般發財立品呢？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為什麼美國人認為這原則只適用於政治，而不適用於經濟呢？如果人們不信任政府可以假「自由政治」之名而任意妄為，為什麼人們會毫無條件地堅持所謂自由經濟的信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