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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若果我對你說：「我極之憎恨陰陽太極，恨不得將它碎屍萬段。」那麼，你必定以為我神經有問題，因為「陰陽太極」只是一個抽象概念。但事實上，人類的確有可能恨惡抽象概念，甚至為此而做出極不理性的行為。
一九九二年，美國長島發生了一宗駭人的槍擊案，一位名叫愛美費沙（Amy Fisher）的十六歲少女，在近距離向一名婦人的頭部開槍。整件事的前因後果如下：愛美費沙與一位有婦之夫發生私情，那名叫祖兒的男子是一位三十七歲的汽車修理工人，這好色之徒用甜言蜜語勾搭愛美費沙，他在費沙面前力斥其太太的不是，於是乎，費沙向同學借了一支手槍去幹掉祖兒的太太。祖兒的妻子瑪麗祖兒奇蹟地生還，她認得向自己開槍的兇手，警方憑線索拘捕了費沙，經過審訊之後，費沙被判七年監禁。
出獄後，費沙下決心重新做人，現今她是某報社的專欄作家，今年九月她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是：【如果從前我知道】（If I knew then），在書中她表達出真誠的悔意和深刻的自我檢討。前一陣子費沙接收電視名嘴奧普拉（Oprah Winfrey）的訪問，在節目中費沙詳細地解釋當時為什麼會對瑪麗祖兒下殺手，她說：祖兒不斷地向她描述瑪麗祖兒怎樣可怕、如何令他生不如死，相對之下，自已是祖兒全世界唯一所愛，從來沒有人對自己說：「我愛你。」天真的她百分之百相信祖兒片面之詞。在兇案發生之前，費沙從來沒有見過瑪麗祖兒一面，費沙說：「她只是一個抽象概念。」然而，這抽象的「壞女人」卻足以燃點起費沙的怒火，於是她決心為愛人「除害」。
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但事實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也有可能墮入同樣的思想陷阱，就是憎恨抽象概念。
筆者有一位朋友不時流露出他對美國人的憎恨，一九九八年美國發生了哥倫班校園槍擊案，兩名學生持械在哥倫班中學進行大屠殺，那位朋友憤慨地對我說：「看！這証明了美國人充滿暴力傾向！美國人只懂得用武力面對問題，難怪在對外政策上實行霸權主義。」我不知道他怎樣看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的非暴力革命，也不知道他會否因著南美洲國家政變頻密、非洲國家內戰連年，而推論西班牙裔人、非洲人也充滿暴力傾向。那位朋友任職的機構有很多美國人，表面看來，他和那些美國同事相處也很融洽，我從未聽過有美籍職員對他動輒以槍相向，到底他心目中「充滿暴力傾向」的美國人，是否「抽象的美國人」呢？
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沙特阿拉伯的伊斯蘭華哈比教派開始受到傳播媒介注意，美國廣播公司到巴基斯坦一間教導華哈比教義的學校採訪，當中一名十二歲的男童，聲稱他長大後的志願是殺死美國人，有趣的是，那位記者是那名男童第一個遇見的美國人，那小孩子仇恨的對象，無非是「抽象的美國人」。
筆者認識一些年輕的台灣朋友，這些「本省人」不時對「外省人」表現出厭惡之情，他們經常引用的例子就是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可是，他們那麼年青，當然沒有可能親身經歷過二二八事件。而且，無論如何，國民政府已經為二二八事件道歉和賠償，至二零零一年止，補償金額已高達六十四億三千萬元。「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別和對立，並不似黑人和白人，在美國推行民權運動之前，美國南部的黑人飽受白人歧視，而在南非廢除種族隔離政策之前，南非黑人所受之壓迫比起美國黑人更加嚴重，但以我所知，台灣從來沒有「省籍隔離政策」，到底那些年輕人真的受過本省人的壓迫而被激起惱怒，還是因著歷史的傷口而憎恨一個抽象概念呢？
我並不否認，美國的許多對外政策造成對別國人民的傷害，也不抹煞當年國民政府的鎮壓手段過於殘暴，我也不是以一種道德高姿態去批評人。其實，曾幾何時，我亦憎恨不同形式的抽象概念，自從讀過歷史之後，過去我一直對日本侵華的歷史耿耿於懷，久而久之對日本人產生了一種深入骨髓的厭惡感。有一次，一位到過日本旅行的殘障朋友，回來後對日本讚不絕口，她說日本人十分有禮貌，而且很為他人著想，她需要以輪椅代步，每當她要以電動樓梯上落時，所有人都會讓開，在香港她卻從未受過如此禮遇。當時我心想：這是我心中的日本人形象嗎？後來，我有機會跟不少日本人相處，才逐漸發現身邊真實的日本人，跟概念中的日本人相去甚遠。
不少心理學家都指出：懂得寬恕，對自身的心理和身體健康都大有幫助。甸奧尼（Dean Ornish）醫生說：「寬恕是靈魂的豆腐，仇恨和報復是紅肉。」精神病學家愛德華•哈諾威爾（Edward Hallowell）說：「如果你準備獻上此生去報復，那麼要挖掘好兩個墳墓。」（一個留給敵人享用，一個自用。）一般來說，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所說的「寬恕」和「放下仇恨」，是針對親身經歷的痛苦，例如配偶不忠。但是，我更進一步說：要維持心理健康，就更加需要放下基於「抽象概念」的憎恨，那些抽象概念本來是與自己無關痛癢，這恨惡感根本就是不值得。現在大部分心理學研究都集中在關於切膚之痛的饒恕和仇恨，我沒有資料來勘察抽象仇恨這題目，但根據個人經歷，顯然人們都會憎恨跟自己本來沒有瓜葛的人，舉例說，當筆者與某些人有過節之後，他們都會向親友指責我的不是，在片面之詞之下，我便成為他們仇恨的對象，當然，真實的余創豪，並不是他們心目中抽象的余創豪。
提起寬恕，我就想起美國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但尼派格（Dennis Prager），他曾經對仇恨和寬恕作過如下的精闢分析：「只有受害人本身才有資格寬恕傷害自己的人，其他人不可以越俎代庖，代替受害者寬恕人，簡單地說，就是不可慷他人之慨。」派格以坦雅哈丁（Tonya Harding）和蘭茜哈里根（Nancy Kerrigan）的恩怨作為例子，哈丁和哈里根都是溜冰好手，一九九四年二人以大熱門姿態角逐全國溜冰冠軍，哈丁的丈夫在哈里根出賽之前打傷她，於是乎哈丁在沒有強勁對手下得到后冠，後來警方發現哈丁事前已經知道丈夫的陰謀。派格說：「只有哈里根才可以寬恕哈丁，如果某君對哈丁說：『我寬恕你！』哈里根一定會奇怪地問：『你是誰？你憑什麼這樣說？』」
在這裏我將但尼派格的說話倒轉過來：「只有受害人本身才有資格真正去憎恨傷害自己的人。」讀者可能感到奇怪，難道我不能為受害者、弱勢社群仗義執言嗎？難當我沒有經歷過八年抗戰，就不可以抗議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書嗎？我想強調：冷靜地仗義執言是一回事，憎恨和報復卻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人將哈丁打傷，跟著說：「我替哈里根出氣。」哈里根也會奇怪地問：「你是誰？你憑什麼這樣做？」賓拉丹發動「九一一」襲擊之後，一位香港朋友在電子郵件中對我說：「這是美國長期壓迫巴勒斯坦人的結果。」請問：「賓拉丹是誰？他是巴勒斯坦人嗎？」
同樣道理，一般人也沒有「資格」因著愛爾蘭人受壓迫而憎恨英國人，亦沒有「資格」由於庫爾德人受逼害而仇視土耳其人，對大多數人來說，北愛爾蘭衝突、土耳其庫爾德衝突只是抽象概念，也許這是僥倖，因為沒有強大的政治勢力為北愛衝突、土庫爾衝突推波助瀾。
世界上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祖兒」，有意或者無意地向無數「愛美費沙」輸送抽象的仇恨。一個十六歲長島少女，向一個素未謀面的婦人開槍，一個十二歲華哈比少年，誓言要殺死他從未見過的美國人，這兩個悲劇不是同出一轍嗎？
200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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