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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囚、沉船與男女平等】一文中，我曾經討論「鐵達尼」海難中優先獲救權的問題，我說：「讓女乘客比男乘客先上救生艇」這決定，和「讓頭等乘客比二、三等乘客先逃生」，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我想再次用這個例子，去反映美國的「反英雄文化」，我的目的不是要寫影評，而只是用電影的例子，去討論美國的文化。 在【鐵達尼】這齣電影中，頭等的上流社會被描繪成驕傲、自我、虛偽和奢華，而三等乘客的形象，則是純樸率直、自然可愛，其實任何階層也有好人壞人，但是「鐵達尼」只用一種「黑白二分法」。這是「反英雄文化」的表現，「英雄」並不一定是神勇的武士，「英雄」的定義，可以擴闊到所有在某一個領域成功者，例如政治家、企業家和學者。現今美國的大眾文化，對權威者和成功人士不但不很尊重，反之極力去抹黑他們，一些十年寒窗苦讀而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者、或者一些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的企業家，很多時被說為其成功只是靠欺榨而得，我不否認有這類人存在，但總不能以偏概全。 「鐵達尼」的「黑白二分法」，令到「讓頭等乘客先上救生艇」這行動，變成極之不道德。試想像這樣一個情況：今天美國總統克林頓、副總統戈爾、微軟公司主席威廉基爾和戴異公司（Dell
Computer）主席米高戴異（Michael Dell）同時乘坐一艘遊輪，不幸地所乘的遊輪也是觸冰山而開始沉沒，更加不幸的是救生艇也是不足夠，如果船長讓克林頓、戈爾、基爾和戴異先上救生艇，他的決定是否不道德呢？假若他們四人都死去的話，那麼美國政府和美國電腦工業一定會受極沉重的打擊。當年在鐵達尼號上，頭等乘客都是對英美政治經濟有重大影響力的人，就如今天的克林頓和威廉基爾，那麼當時船長的決定也是無可厚非的（當時頭等乘客的獲救率是百分之六十三，而其他的只有約百分之二十五）。
當然我不是說富人該活、窮人該死，我認為窮人該活，但是富人也不該死！正如我在上面所說，【鐵達尼】電影刻意把頭等乘客描述成自私小人，甚至給予人一種該死的感覺，女主角說雖然她的有錢未婚夫逃過大難，然而後來因為股票市場崩潰而吞槍自殺，好像是說：「他該死，今次沒有淹死，但仍然難逃一劫。」 有「反英雄」，自然會有「反反英雄」。最近，美國廣播公司播出了一套頗具爭議性的專輯，在專輯中主持人約翰多素（John
Stossel）提出這些問題：「貪婪」的企業家是否一定對社會有害？華爾街的投資者是否比德蘭修女對世界更加有貢獻？約翰多斯舉出很多例子，說明自由企業造福社會，而華爾街投資者製造無數就業機會，比起德蘭修女還救活了更多人！【商業一週】評論員保羅羅拔斯（Paul
Roberts）也支持約翰多斯的說法，認為醜陋的企業家之見解，是過時的經濟學思想。 199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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