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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慶幸自己在兩年前曾經到台灣一遊，參觀了中正紀念堂和陽明山草山行館（蔣中正行宮），在未來民進黨政府必定會繼續加深去蔣化與去中國化，許多歷史文物恐怕將會成為千秋絕響。 今年筆者瀏覽中國大陸的廬山，不禁感慨萬千。廬山曾經是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時期的軍事會議舉行地點和軍事訓練基地，一九三七年蔣中正在誓師大會中凜然地宣布：「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均有守土衛國之責任。」這正是在廬山發表的。一九三三年宋美齡自外國人手中購入一座廬山別墅，之後成為了蔣介石、宋美齡的行宮，一九四八年蔣介石最後一次上廬山，並且在別墅外面的石頭親筆題了「美廬」兩字，以表達對愛妻之情深款款。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下榻美廬時，隨從人員企圖摧毀「美廬」兩字，但遭受毛澤東制止，他說：「這就是歷史，不因為打掉了就沒有美廬了。」如今人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年的斧鑿之痕。一九九六年，美廬甚至被列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筆者參觀美廬的時候，不禁驚喜交集，在裏面，宋美齡的三幅油畫、盟國送給蔣介石的象牙雕塑，至今仍然完整地保存。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亦三申五令不要破壞蔣氏遺跡，雖然一九六八年有人搗亂奉化蔣家故居，但隨後當局下令修葺。 此外，蔣介石在大陸執政時代，曾經在中山陵和明孝陵之間築起一座亭子，名為正氣亭，這亭子一直保存完好，中共政府將之列為國家文物。在台灣，蔣氏的歷史痕跡要去之而後快，諷刺的是，在中國內地卻不少精品店出售印著蔣中正照片的貨品。
某些論者將蔣中正「威權時代」比擬作「黑暗時代」，這到底是冷靜的歷史評論，還是基於意識形態的意氣之爭呢？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學家對蔣中正的評價漸趨正面，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謀求兩岸統一的統戰伎倆。那麼，共產黨以外學者又怎樣揮其春秋之筆呢？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扎對蔣介石有頗多批評，不過，他公允地指出：「雖然他（蔣介石）能夠對敵手殘忍地進行報復，並且常常採用立即審訊及處決的辦法，但他缺少徹底地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暴君所具有的那種殘酷的性格。」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這樣說：「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為民主鬥士，他縱使有此宏願，也無此機會。」美國前總統尼克遜曾經批評蔣介石缺乏大智慧，但他認為蔣介石並不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維利主義者，例如他容讓許多政敵、軍閥繼續掌握軍權。中國異見人士謝冰曾經比較一九四八年蔣介石政府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其後人民政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他認為四八年通過選舉而產生的中央研究院，為中國學術獨立於政治開了先河，這遠勝於後來通過協商和以政治掛帥的中國社會科學院。 筆者出生於香港，和國民黨、共產黨、民進黨毫無任何轇輵，但作為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研究人員，我試圖盡量尊重歷史，以筆者的所見所聞，一般歷史學家的共識是：在參與推翻滿清政府 （陳其美領導的浙江杭州起義）、領導北伐統一中國、八年抗戰、建設台灣經濟等各方面，蔣介石都作出過巨大貢獻。而他所面對限制卻如千重枷鎖，在大陸時期，中國內部四分五裂，同時不斷受到強鄰日本侵擾，國民黨腐敗不堪，地方勢力頑強，土地改革無從執行。在台灣時代，雖然蔣介石採取高壓統治，但也開放地方層級的民主選舉。在他統治期間，從未發生過類似 三反五反、基督教控訴運動、反右運動、反劉伯承教條主義、大躍進、五九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 六四 ... 等悲劇，相對之下，二二八事件則是小巫見大巫。 如果以尖銳地批判蔣介石的標準放在美國總統身上，那麼許多偉大的美國總統都不合格。華盛頓與傑佛遜都擁有奴隸，傑佛遜所主張的「人人生而平等」卻不包括黑人和美洲土著，傑佛遜在「路易斯安娜」大併購之後銳意開發西部，造成日後美洲土著無立錐之地；大羅斯福為開鑿巴拿馬運河而慫恿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但無論如何，華盛頓、傑佛遜、大羅斯福的巨型頭像仍然屹立在南達科塔拉希莫山，從來沒有美國人因著不同政見而要拆毀頭像。一次大戰期間，威爾遜總統打壓反戰聲音，但沒有歷史學家將他標籤為「獨裁者」。二次大戰期間，小羅斯福政府將部分美籍日本人送入集中營，其後又與邱吉爾、史太林達成雅爾達密約，出賣了中國的利益，容許蘇聯製造外蒙古獨立，但是，羅斯福紀念像仍然聳立在華盛頓首府，從來沒有人為著清算羅斯福而要拆卸銅像。 二次大戰之後，杜魯門得到了日本七三一細菌作戰部隊的研究資料，決定不追究七三一部隊主管石井四郎，但因著杜魯門向日本投下原子彈、推行馬曷爾計劃重建歐洲、參加韓戰等果斷決定，共和黨的老布殊總統稱讚民主黨的杜魯門為「果斷之人」（A man of decisiveness）。慚愧地說，美國人的政治器量值得我們學習，公元二千年小布殊和戈爾因著點票問題而相持不下，最後交由法院判決，戈爾表現出願賭服輸的態度。伊拉克、巴基斯坦採用炸彈、暗殺面對政見之爭，台灣則以政治駕馭法律，一夜之間便可以改變中正紀念堂的管理權。 這篇文章以廬山開首，我再以廬山結尾，蘇東坡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在千絲萬縷的利害關係糾纏之下，對歷史蓋棺定論真是極其困難，我們需要時間、需要他者之意見。二次大戰結束之前，法國和德國存在著深遠的歷史仇恨，德國人不會忘記拿破崙，正如法國人不會忘記希特勒，但是，幾年前，兩國歷史學家卻破天荒地攜手共同撰寫兩國的歷史。其實，要追尋歷史真相，何不召集全世界有份量的歷史學家、政治學家，作出開心見誠的對話和檢討，一會兒拆這個，一會兒為那個改名，這樣不但無助於還原歷史，而且，這種缺乏尊重他人的霸王硬開弓，弔詭地違反了台灣人民努力追求的民主精神。 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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