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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美國總統布殊的就職演說，可謂語出驚人，他確認美國的最終目標是「終止世界上的暴政」，他又指出：「自由的力量是打擊暴政和仇恨的最佳武器……我們的自由可以繼續存在，很大程度要依賴其他地方的自由能夠茁壯，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是自由擴充至全世界……在每一個統治者、每一個國家面前，我們會堅定地闡明道德的抉擇，是選擇永遠都錯的壓迫、或者是永遠都對的自由……長遠來說，沒有自由，就沒有正義；沒有自由，就沒有人權。」他並且對其他國家的政治犯、流亡者表示支持：「當你們站在自由的那邊時，我們會站在你們那一邊，面對壓迫、監禁、流亡的民主改革者，美國視你們為未來自由國家的領袖。」
避免猜測動機和道德高姿態
這訊息強烈表達了美國要向外輸出自己一套價值的意向，不難想像，批評「大美國主義」、「干預主義」的聲音會連綿不絕。而且，在伊拉克戰爭之後，反布殊、反共和黨、或者反美人士，更加會質疑在這些漂亮修辭的背後，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例如擴充霸權、掠奪石油利益……。
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J. Habermas）在評論美國政治時，採取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進路，他不去分析美國政府背後的「黑幕」，而是以政府公開宣告的崇高目標，作為評價的基礎。在這裏筆者採取類似的進路，我將會避免站在道德高姿態，批評布殊背後的動機，第一，除非自己得到機密文件，否則大多數猜測可能流於削足就履地剪裁資料，到最後無非拋出「美國是為了自身利益」這種公式結論，但試問哪一個政府做事不為自己利益呢？第二，站在道德高姿態，會很容易犯上雙重標準的毛病，當伊斯蘭國家批評美國的干預主義時，他們可曾記得：曾幾何時，利比亞支持查德（Chad）的武裝叛亂、土耳其派軍干預塞浦路斯衝突、敘利亞出兵介入黎巴嫩內戰、伊朗在高美尼時代向外輸出革命、在南斯拉夫內戰時支援波斯尼亞、埃及干預也門內戰、沙地阿拉伯輸出華哈比教義而支援中亞的顛覆活動、巴基斯坦在「九一一」前扶植阿富汗塔拉班政權……。故此，筆者現在姑且接受布殊演說內容的表面意思（face value），從而分析布殊追求全球自由這理想之可行性。
布殊之理想並非空前
布殊宣布的理想和採取干預他國的方法，並非空前。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威爾遜致力於建立國際聯盟、維持歐洲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杜魯門推行馬歇爾計劃重建西歐、改造前法西斯的德意日為民主國家；一九六零年代，甘迺迪說服沙特阿拉伯放棄奴隸制度；一九七零年代，卡特推動人權外交；一九九零年代，老布殊協助東歐前共產國家步向民主、克林頓幫助科索沃、波斯尼亞重建……。卡特在一九七七年聖母院大學演說時說：「我相信我們有一個基於民主基本價值的外交政策，我們會使用本身的能力和影響力來達到人道目的……我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十分有信心，因為我們知道民主是成功的，我們可以反駁那些抹煞人權的統治者之謬論。」總的來說，布殊演說並沒有新意，在他之前的多位總統，都是以在全球推動自由、民主、人權為己任，當中有成功、有失敗，以下筆者將會探討一個失敗的例子，從而分析布殊未來可能面對的困難。
威爾遜與國際聯盟
一九一八年威爾遜在國會發表演說，強調在第一次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有扶俄羅斯和歐洲各國一把的道德義務。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新政府眼看國家百廢待舉，決定退出戰爭。威爾遜在演說中指出：「他們（俄羅斯人）呼籲我們說出心中話……我們心底的願望是……幫助俄羅斯人民達成他們追求自由、和平的希望。」威爾遜又表達了自己要幫助全世界達致永久和平的雄心：「我們不是要從這次戰爭中得到甚麼特權，我們所謀求的是這世界能夠適合人類居住、能夠安全。」威爾遜的具體方案是「十四點」，包括航海自由、透明化條約、民族自決、自由貿易、保障主權國家領土完整、成立國際聯盟……。威爾遜的國際政策，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社會改革的原則，那就是「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
威爾遜的父親是長老會牧師，威爾遜與小布殊都深受基督教信仰影響。而且，由威爾遜的演說來看，他的雄心壯志，可以媲美今日的小布殊。表面看來，威爾遜更加有天時、地利、人和，去達到世界和平的理想，首先，威爾遜總統曾經是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法學教授，是一位很有見識的思想家，而且，威爾遜享有崇高的道德形象、國際聲望，威爾遜訪問倫敦、巴黎、羅馬……等歐洲城市時，面對的是英雄式的歡迎，而不是反美示威。
然而，威爾遜的遠像——維護世界永久和平的國際聯盟，卻得不到美國參議院支持。國會議員恐怕歐洲再發生衝突時，就會連累美國人去送死。威爾遜呼籲美國人「不要令全世界傷心」，他提出一個折衷辦法：國際聯盟的法案，只有道德效力，而沒有法律效力，意思是美國未必需要派軍介入國際衝突。參議員哈定對此嗤之以鼻：若國際聯盟沒有法律效力，那還有什麼用？得不到國會支持之下，威爾遜決定訴諸美國人民，他在全國作巡迴演說，希望說服人民支持美國加入國際聯盟，可是年事已高的威爾遜積勞成疾，結果久病不起，加入國際聯盟就此作罷。其後，沒有美國的國際聯盟軟弱無力，無法制止德意日發動二次大戰。
現在不少人引用美國孤立主義時代的教訓，來作為支持布殊政府「先發制人」、「主動介入」政策的理由。沒有美國的國際聯盟固然失去維護和平的能力，然而，現在即使有美國作為常任理事的聯合國，也不是一團糟糕嗎？
一些歷史學家指出：假若威爾遜沒有病倒，他有可能通過演說而得到人民支持。其實這是有待商榷的，因為威爾遜並不是一位擅長於建立共識的領袖，他身為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時候，許多改革方案因得不到大多數人支持而胎死腹中。
希臘哲學家說：「你不能再次站在同樣的河流。」歷史長河，東流而不復返，威爾遜處身的國內國外形勢與小布殊的大不相同。以綜合國力而論，今天的美國遠遠超過威爾遜時代的美國，但是，威爾遜比起小布殊擁有更多優厚的條件、有利的形勢，正如上面提過，威爾遜是一位很有思想深度的學者，在一次大戰之後，他更成為拯救歐洲的英雄。但威爾遜還是壯志未酬，那麼，缺乏思想深度和在全球挑起反美情緒的小布殊，又能否做到威爾遜做不到的事情呢？
即使在威爾遜時代，參議院投票通過美國介入國際聯盟，我恐怕世界亦未必可以享受長久和平，因為種種証據顯示，孤立主義是當時美國人民的心態，在缺乏共識、缺乏人民義無反顧的支持之下，縱使威爾遜政府願意承擔國際義務，任何事不關己的戰爭一旦拖長了，厭戰情緒只會令社會分裂，越南戰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今天，恐怕至少一半美國人民對布殊政策表示懷疑、甚至反對，小布殊又是否有能力推動全世界自由化呢？
進步主義之幻滅
布殊演說的主題是追求自由，奧拉克荷馬大學古典學教授菲爾斯（Rufus Fears）曾經作出過長達三十六次的演講系列，探討歷史裏面人類追求自由的成敗得失。在演說結尾時，他作出如下警告：「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人相信我們是唯一的超級大國，科學、科技、工業的創新開啟出一個追求個體自由、繁榮、和平的新紀元，我們要記得：進入二十世紀時，歐洲人也有同樣的幻想。」
的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人認為西方文明不斷地進步，歐洲可以通過殖民主義，將燦爛的歐洲文明帶給落後的民族。不消說，一次大戰粉碎了這個幻想，當時德國學者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撰寫了一本名為《西方之沒落》的書，他在書中指出：一切文化有其發展時期，亦有其衰落時期，歷史並無進步，只是循環不息，正如四季之交替，他悲觀地指出西方文明已經進入冬季。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J.Toynbee）並不是如此悲觀，他說：「第一次大戰開始之際，我馬上發覺自已所經驗的，正和陀西陀得在古希臘內亂時的歷史非常相像。」他認為：幾千年前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導致希臘各民族之逐漸融和，最後出現統一的希臘帝國。同樣，歐洲國家受過慘痛的戰爭教訓之後，世界會逐漸朝著一個「全球性國家」（Universal state）的方向邁進，而領導這個全球性國家的就是美國，他意識到美國並不是完美，但他相信在眾多強國之間，美國是最有可能做到自己宣稱的理想。簡單地說，歐洲的進步主義幻滅之後，湯恩比將希望放在美國的進步主義身上，而威爾遜曾經一度為歐洲人帶來希望，可惜這希望只是曇花一現。
湯恩比並不是泛泛之輩，而是掌握了歷史發展脈絡的飽學之士，湯恩比所預言的「全球性國家」、美國領導之下的和平，在二十世紀初期並沒有實現，那麼，今天許多政治學家、白宮智囊，又是否具有超過湯恩比的睿智呢？
結語
菲爾斯教授又指出：一個自由社會的政治家，應該具備四個特質，那就是堅定不移的原則、道德指南針、遠像、建立共識的能力。跟威爾遜、杜魯門、甘迺迪、卡特、老布殊比較，小布殊在這四方面是否被他們更強呢？
200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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