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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我以為懂得中文，就已經有足夠資格去研讀中國文史哲。但是當自己接觸過一些美國漢學家之後，便覺得自己十分不足，矢志要急起直追。
當我在明尼蘇達州漢能
(Hamline)
大學修讀碩士學位時，我曾經採用了中英文的文獻資料，寫了一篇關於中國的論文，在文中我說自己已經搜羅了幾乎一切可知的資料。我的教授李察奇根
(Richard Kagan)
問：「你有沒有參考法文、德文和日文的資料？」我很不好意思地搖頭。除了中英文之外，奇根教授還懂得日文、法文、希伯來文……。幸好奇根教授不是苛刻的人，不然我真是糟糕了。
我現在於亞里桑拿州立大學任職，機緣巧合之下，認識了在這裡教中國詩學的魏世德
(John Timothy Wixted)
教授，魏教授也懂得多國語言：英文、中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他說：「在日本和西方有極多水準很高的中國文史哲學者，要涉獵不同文字的著作，才可以集其大成。」他舉出一個例子：「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中國歷史】，不但引用了中文的原始資料和二手研究，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還參考了很多英文、日文、德文和俄文的學術資料。」
他十分欣賞中國學者劉子健教授，他說劉子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本人迫害，但是劉教授仍然意識到日本學者對中國研究的重要性，沒有「因人廢言」。
當然，不是所有中國學者都接受外文關於中國的研究著作，例如很多年前我讀過一本由中國人參考西方材料而撰寫的【社會學與中國研究】，當我請教一位中史老師對那本書的意見時，他看見一大堆英文書目，便質疑為什麼中國人要引用「洋鬼子」的東西來研究中國。
雖然一般西方漢學家都懂得多國語言，但未必每種都能夠流暢書寫和對話。例如有人曾經批評美國漢學大龍頭費正清
(John Fairbank)
教授的中文水平不夠。我接觸過幾位美國漢學家，發覺他們的中文運用主要是在閱讀方面，而不是書寫和對話。
也許這是一個不成文的雙重標準，如果現在一個中國人去研究美國文學或者英國文學，而他不可以流利地用英文去會話和寫作，那麼他一定會被蔑視。但是，我們卻不能只怪責西方人設立這雙重標準，事實上中國人自己有意無意之間也擁護了這雙重標準。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先生指出：從前一些教英國文學的中國人教授，英語會話並不是很流利，但是中國人仍然接受他們的學術地位，可是，後來的中國學人，卻以西方馬首是瞻，因而激起了唐先生「中華民族花果飄零」之嘆。
現在，中國人是「先敬英語後敬人」，只要一個人英文說得好、寫得好，人們便假設了這人有很高的學術水平或者工作能力。最近香港提倡母語教育，但是學校和家長卻群起反對，這正是「先敬英語後敬人」的心態表現。
我從來不會因為那些西方漢學家有限的中文會話和寫作能力，而懷疑其學術水平。畢竟，學術研究不同旅遊翻譯或者生意談判，只要有閱讀和消化書籍內容的能力便是足夠，如果能夠流暢說話和書寫當然更好。我盼望這合理的標準也可以放在中國人身上。
一方面我們不能妄自尊大，認為只需中文便可研究中國文化而輕忽外文著作，但另一方面，卻又不能妄自菲薄，只是「先敬英語後敬人」。能夠不亢不卑，于願足矣！ 19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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