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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 ||
一九九三年哈佛大學教授享廷頓（Samuel
Huntington）教授發表了文明衝突論，當時他預言：在後冷戰時代，人類紛爭之源已不再是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而是文化認同，在隨後幾年文明衝突論掀起了很大迴響。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之後，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彷彿勢成水火，於是再次掀起了關於文明衝突論的討論熱潮，至今還方興未艾。
可是，有些享廷頓舉出的例子，未免有點牽強。例如一九九三年奧林匹克委員會選擇了雪梨為二零零零年奧運會主辦地點，而沒有選上北京，享廷頓認為「這投票明顯地幾乎全部跟隨著文明的分界線。」但是，七年之後，北京成功地贏取二零零八年奧運會主辦權，這次投票明顯地沒有隨著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分界線。
享廷頓又指出：國際衝突加劇，是由於不同文明傾向支持自己的「家族」（kin
countries），例如在南斯拉夫事件中，俄羅斯支持也是東正教和斯拉夫族的塞爾維亞人，而沙地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亞則提供資金和武器予信奉回教的波斯尼亞人。不過，這是一九九三年的局勢，九零年代中期之後，美國和北約援助科索沃、波斯尼亞的回教徒，對抗塞爾維亞人。美國和北約國家都以基督信仰為主，對伊朗和利比亞亦無好感，若巴爾幹半島的衝突純是以文明為分界線，美國和北約又怎會站在回教徒的陣營，去對抗東正教徒呢？
類似的「混合陣營」衝突，在歷史中屢見不鮮，一八五三年至五六年的克里米亞半島（Crimean）戰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時俄國認為土耳其可欺，意圖將勢力擴張至黑海地區，對此英法非常不安，英法亦希望在土耳其控制的巴勒斯坦分一杯羹，俄國當然大為不悅。最後，英、法、土耳其結成聯盟，跟俄羅斯爆發戰爭。英國是基督教國家，法國是天主教國家，俄羅斯則信奉東正教，而土耳其以伊斯蘭教為本。在文化距離上，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比較接近，但那時候英法支持一個回教國家，對抗東正教的俄羅斯，這情形與一九九零年代的巴爾幹危機有點相似。
一些學者指出：回教遜尼派和什葉派在宗教思想、政治意識形態上有很大差異，以為他們會合作是「天真」的想法。其實，回顧人類歷史，無數衝突都是跨越文化、宗教、意識形態，同道者會同室操戈，不同道者也會結盟。例如第二次大戰時，資本主義的美國與共產主義的蘇聯是盟友，二次大戰之後，無神論的蘇聯支持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國家。套用一句舊話：「國際政治中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有人說往往戰爭是為了實質利益，有人說人類衝突之源是意識形態、文化認同，也許，兩者是互為影響。我比較接受倫理學家瑪嘉烈獲加（Margaret
Walker）的看法：人為災難是由於絕對主義。獲加針對意識形態，我認為：任何事情，包括經濟利益、政治思想、宗教信仰、文化認同、甚至是芝麻綠豆，都可能被絕對化，而且，往往這種絕對化還會加上「道德化」：對方絕對錯誤，己方絕對正確。故此，人類衝突不一定享廷頓所說的文明衝突，那可以是經濟衝突、政治衝突、芝麻綠豆衝突。
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在十年後批評一篇一九九三年發表的文章，當然可以找出一些漏洞。但誰知道，十二年後奧運會主辦權又會否再被西方國家壟斷呢？五年後北約會否在反恐大前提下支持南斯拉夫圍剿科索沃呢？一年後余創豪會否取代布殊成為美國總統呢？
200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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