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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二十幾年前，一位任職教師的朋友對我說：「一個成績平平的學生，突然在一次考試中取得甲級成績，你猜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搖頭表示不知道，她繼續說：「如果老師連續批改了幾份十分差勁的試卷，跟著再看那學生的試卷，那麼只要他的答案稍為像樣一點，也會得到甲等成績。」
二十多年後，這情況正好應驗在對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評價上面，現在，我對克林頓的批評再沒有幾年前那麼激烈，這是因為在小布殊單邊主義的襯托之下，就顯出克林頓有許多值得欣賞的地方。
一九九零年代初期，非洲國家索馬里的軍閥亞德，罔顧聯合國決議，阻止人民收取國際救援物資，一九九三年，美軍在索馬里執行任務時遭受伏擊，十八名美軍陣亡，隨後克林頓總統撤走軍隊，軍閥亞德逍遙法外。那時候，我十分鄙夷這個在越戰期間逃避兵役的懦夫總統，因為被他擊敗的老布殊總統曾經在二次大戰中出生入死。我心想：折損了十八人就撤軍，這算是什麼三軍總司令？
不過，現在我對克林頓當時的決定完全改觀。美國前反恐統籌員克拉克（Richard Clark）在他的著作《打擊所有敵人》（Against All Enemies）裏面，詳細地記錄了當時克林頓的想法，克林頓說：美國絕對有能力作出報復，任何人都知道我們是超級大國，但我們無需要用行動証明自己有此能力。克拉克指出：克林頓也不是倉卒撤軍，他是在聯合國完全接管任務之後才撤退。
在這本書裏面，克拉克還記載了另一段克林頓對動武十分自我克制的片段。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曾經派遣特工，意圖暗殺老布殊總統，伊拉克特工當然沒有成功，克林頓下令炸掉伊拉克一座政府大樓，布殊家族感到不滿，認為這輕微的懲罰流於象徵式。而且，克林頓也很「幽默」，國防部表示間諜衛星還沒有証實轟炸行動成功，但克林頓已對外發出公布，其查証的渠道是有線新聞網絡（CNN）駐巴格達的記者。
提起伊拉克，就不得不提一九九八年伊拉克驅逐聯合國武器檢查員、美國與伊拉克劍拔弓張的情境。克林頓派遣國防部長柯恩（William Cohen）、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國家安全顧問柏格 ( Sandy Berger ) 到俄亥俄州立大學與學生對話，向聽眾解釋為什麼將要執行聯合國決議而準備動武，本來這會議的原意是爭取民眾支持，但是，柯恩等人被會眾「噴了一面屁」。當時我在電視中觀看這場對話，一方面我為柯恩等高級官員被十幾歲大學生奚落而嘆息，另一方面，我更加對克林頓感到不耐煩，國家大事應該由智囊團商議決策，為什麼要跟學生討論？是否克林頓不想開戰，於是找反戰的學生來「過橋」？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令克林頓最後沒有對薩達姆全面開戰，例如性醜聞纏身的因素。無論如何，十多年之後，我反而認同克林頓謹慎的作風，無論有什麼天經地義的目標、有甚麼萬無一失的好方法，若沒有在行動之前尋求共識，結果往往輕則事倍功半、重則一塌糊塗。
克林頓的自制精神，也見於處理其他國際危機方面，例如一九九一年黑人國家海地發生政變，無數難民投奔怒海，九二年克林頓就任總統之後，美國國內黑人催促克林頓解救海地，但是克林頓卻一直拖延，九三年克林頓派遣美國海軍抵達海地，美軍在港口遇到群眾示威後就馬上撤退。讀者可以猜到我當時的反應，我心想：海地軍人政府動員發起一場示威，真是談何容易，到底還要多少人葬身魚腹，克林頓才可以拿定主意？不消說，現在我的想法跟從前背道而馳，眾所周知，終於美國幫助海地流亡總統亞里蒂斯（Aristide）重返海地，取代了推翻他的軍人政府。但是，二零零四年海地局勢再次緊張，亞里蒂斯被人民唾棄而再度流亡，諷刺的是，昔年美國幫助他取回權力，十年後亞里蒂斯卻指責美國綁架他，逼他第二次出走。如今回頭一看，我明白為什麼克林頓不願意介入這趟渾水。
一九九四年發生了第一次朝鮮發展核武的危機，克林頓派前總統卡達出使朝鮮，在整個事件上保持低姿態，而不是指罵朝鮮為「邪惡軸心」。一九九九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制止針對阿爾巴尼亞人的民族大清洗，克林頓堅持只會採取空襲，絕不會動用地面部隊。美國廣播公司新聞評論員吉普（Ted Koppel）對克林頓的政策不以為然，他指出：在歷史裏面，從來沒有一場現代戰爭，只需要出動空軍就可以得到勝利。從前我傾向支持吉普的見解，不過，後來南斯拉夫竟然奇蹟地在空襲下屈服。而且，即使南斯拉夫誓死不降而北約出動地面部隊，巴爾幹衝突亦未必能夠解決。
不過，我意識到以上對克林頓讚賞之辭，是基於將他和小布殊比較的結果。事實上，克林頓仍然有很多值得批評地方，例如他在自傳中這樣解釋為什麼自己牽涉那麼多性醜聞：「我這樣做，是因為我可以。」在書中其他地方，他亦沒有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顯出強烈悔意。難怪美國廣播公司採訪牽涉到克林頓性醜聞的四位女主角時，她們異口同聲地將克林頓罵得狗血淋頭。
到底對一位領袖來說，在國際政策中的自我克制、個人的性倫理，何者較為重要呢？我無意在本文回答這一個爭論不休的題目。我對另一個問題有較大的興趣：歷史學家怎樣可以避免開頭那位老師描述的情況，就是「相對地批改試卷」呢？
著名的跨越文化比較學者韓德森（George Henderson）說：自己批學生論文時，每篇文章都會看三次，每次他會隨機地將習作的次序掉亂，目的是不希望因為前一篇文章太好或是太壞，而影響了評分的客觀性。
歷史事件並不是學生功課，不能隨便改變它們的次序，但無論如何，以上的做法也不失為一個公平的評審程序。在評論克林頓的功過時，我不能單單只是比較在他前面的老布殊、和在他後面的小布殊，而是應該在歷史長河中抽出威爾遜、羅斯福、艾森豪、甘迺迪、尼克遜、卡達、列根……等不同時代背景的總統，從而作出全面性的比較。
話又說回來，克林頓自我克制而得到成功，是因為他在蘇聯解體之後，恐怖主義惡化之前當政，他是幾十年來絕無僅有的「和平時期」總統，我不是說在一九九零年代地球沒有戰爭，而是說那時期美國已經沒有好像從前德國、日本、蘇聯等，直接對自己構成重大威脅的的敵人。假若余創豪有幸在其時貴為美國總統，我必會成為偉人，而且我絕對不會跟萊溫斯基胡天胡帝。
在歐洲戰雲密佈時，威爾遜的被動，換來德國潛艇擊沉客輪、殺害了百多名美國人；在法西斯主義如日中天之際，羅斯福的忍讓，被偷襲珍珠港驚醒過來；卡達的謙遜，導致伊朗挾持美國人質超過一年、前蘇聯大肆擴張；而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遜、福特、列根，都要面對一觸即發的核戰危機。
邏輯學家指出：如果說一個推論能夠成立，這個推論必須在一切可能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中也成立。換言之，要嚴謹地評論克林頓，也許需要將他放在不同的可能處境，例如，若他身處羅斯福的時代，他克制性的國際政策又會有怎樣的後果呢？在冷戰時代又如何呢？這樣一問，克林頓的是非功過，又更加難下定論了。
200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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